在这部分的最后一节，我们将之前的论述稍微用学术化一点的语言进行总结。我们以阿加沃尔和萨姆维克（Aggawal和Samwick，2003）建立的模型为基础，通过严谨的数理分析来阐释我们前文所述粤商多元化与专业化选择之内在逻辑。
合约理论表明，公司经理人采用多元化经营的原因，是在于其需要减少个人的风险，并获得个人的收益。阿加沃尔和萨姆维克（2003）曾建立了考虑经理人激励因素的企业多元化模型。他们参考豪斯特罗姆和米格罗姆（Holmstrom和Milgrom，1987，1991）的模型，建立多任务委托代理人模型，将公司价值设为：
π=x-n ε（n）
x是公司经理人的努力程度，n是多元化的程度，ε（n）是多元化带来的正态冲击。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n的分布。这个方程表明，多元化会带来企业绩效的损失，但也能降低企业的风险。此外，经理人努力程度提高会增加企业的价值。经理人的工资为：
w=w0 απ γn
w0为固定工资，α，γ均为大于0小于1的常数，απ为经理人从公司业绩提高中获得的效用，而γn为经理人从多元化中获得的效用（地位、权力及隐性收入等）。r是经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另外，假设经理人付出努力后的效用损失为，作为一名正常的风险规避的经理人。
zlnn是经理人从多元化中额外得到的效用（比如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取lnn的形式是为了保证n≥1.参数z≥1，它和lnn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经理人通过多元化得到的边际收益递减。
u0是经理人的保留效用函数。我们接着容易求出经理人认为的最优的多元化水平。（5.1）式中对n求一阶导数并令其值为0.
也就是说，对经理人而言，其最优的多元化取决于以下几个参数：经理人从多元化中得到的直接效用参数γ，间接效用z，风险规避参数r，公司绩效激励参数α，以及项目现有的风险σ。作为所有者（委托人）利益取向不一致的经理人，他会依据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多元化水平。γ、z、r和σ越高，或者α越低，企业越容易发生过度多元化；反之反是。
粤商企业容易过度多元化的原因主要出在三个参数：α、γ和σ。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对经理人的激励相对不足使得α过小，对经理人的监督也不足使得γ过大，于是从（5.2）式容易发现，此时过度多元化就很可能发生。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干预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σ较大，从（5.2）式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同样容易出现过度多元化，也即经理人认可的最优多元化水平超过能够最合理提升公司价值的多元化水平。对于粤商企业来说，由于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都存在激励与监督不足的问题，民营企业则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这也使得粤商的过度多元化屡见不鲜。
由于转型经济多元化与专业化战略选择问题在理论上仍存在很多空白之处，我们也正在针对中国企业在一股独大情况下的多元化选择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并得到了一些粗浅的结论。我们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表面上看，多元化会直接破坏公司价值。但由于多元化会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经理人也能通过多元化获得激励，从而多元化有可能使经理人更为努力地工作并因而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因而，实际上多元化是否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相互抵减后的结果。在大股东“一股独大”情况下，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成因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十分错综复杂。通过改进阿加沃尔和萨姆维克（Aggawal和Samwick，2003）的合约理论模型，我们还初步建立了转型经济“一股独大”环境下经理人与大股东间的博弈模型并进行了初步数据检验，力求从深层次分析多元化、经理人激励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了：（1）企业多元化的原因在于经理人能够从中获得私有收益。在“一股独大”条件下，多元化程度是经理人私人收益激励的凹性增函数，是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凸性减函数。（2）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经理人通过多元化获得私有收益会带来公司价值的损失，从而使公司预期价值与多元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从我们最近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有待实证检验的理论研究结论：如果大股东持股比例保持在适当水平之下，且经理人素质较高能够较为轻松地完成工作任务时，多元化很可能会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换言之，也就是多元化成功的概率将大很多。在中国乃至西方的现实环境中，能满足上述条件的公司并不多见，因而我们很难看到多元化程度增加与企业价值提升并存的现象。可以估计，不远的将来会有更丰富充实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对粤商多元化与专业化战略选择进行更准确的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