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制前承隋唐、后启明清，内容繁复，名实分离，是历代官僚机构设置最为复杂的一朝，也是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一朝。特殊的职官分离现象在宋代官僚制度中尤为明显。在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同时，武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
■官僚机构的设置
为了加强皇帝对中央权力的控制，宋廷将集中政权的重点放在相权的削弱和分割上。首先设立中书省为政事堂，专门负责主持行政事务，另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与宰相合称为“宰执”；宋代还增加了负责军事的枢密院，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开始与枢密使对掌军政，号称“二府”；又设立三司，负责处理盐铁、度支、户部等事项，原属宰相的财政权被称为“计相”的三司长官三司使接管；宋廷还特别设立了审刑院，宰相不再拥有司法权。如此一来，中央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力都直接收归到皇帝手中，宰相只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
在地方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也同样以分权制衡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两级：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同时取消了节度使辖领“支郡”的制度，严格规定各州、郡长官只能负责本地事务，不得兼管其他地区，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势力的割据。为了避免武将专权的现象发生，宋朝的地方官均由中央派文官出任，规定地方官员三年为一任，本地人不能任本地官，防止地方官员久留于任，培植个人势力。在地方权力的分配上也以制衡为着眼点，如在各州设通判一名，州一级政府所签发的文件，必须经由通判签署，方才生效。目的是要在地方上形成知州与通判的权力制衡。但在实际操作中，通判权力渐增，妨碍了地方行政职能的正常发挥，使地方政府的决策丧失机动性和灵活性。
宋代的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加强了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监控。仁宗以“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为借口，夺回了宰相对台谏官员的举荐权，使谏官的监管对象扩大到包括宰相在内的公卿百官。在监察体系中，御使台是最高监察机构，大夫、中丞名义上为最高长官，实为虚职，谏院才是实际监察机构。谏院曾一度废除，到南宋时期又重新恢复，这些都有利于整顿吏治，也有利于皇帝对百官的控制。但台谏“风闻弹事”，易流于专横，造成冤假错案。台谏官员还负有“月课”之责，每月必有所弹劾，若新官上任百日无所奏事，还要交纳“辱台钱”，也造成了台谏官员“立异为心，利口为能”。
■职官分离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宋廷为了加强皇权，利用“分化事权”、“官与职殊”的手段来削弱各级官僚机构的权力。各级官僚有不同称谓，有官、有职、有差遣。“官”只作为衡量俸禄的等级、品序的依据，“职”只是颁赐给学士名流的荣誉头衔，官和职都是虚衔，只有差遣才有实权治事。如中央的枢密使、三司使等才是掌握实权的职务，而原有户部与兵部尚书则是官，并不掌握户部、兵部的实权。“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宋代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年间改为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
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在职官分离制度中，“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宋朝通过授予“职”来体现文官的特殊地位。如太宗时期的龙图阁本是专门收藏先帝手诏、遗物、书籍的馆阁，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北宋政府通过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希望达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目的。
职官分离制度，通过将各级官员的事权分散和削弱，迅速将权力收归中央，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但另一方面，由于官职的名实分离，也导致许多行政机构职能被虚化，机构庞大、设置重叠。而后又经历神宗、徽宗及南宋期间高宗的几次大的改动，废复兴革，让人眼花缭乱，以致司马光发出“官爵浑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员数滥溢”的感叹。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多人同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官员互相推卸责任，人浮于事，形成“冗官”的弊端。
■科举取士文人入仕
北宋朝廷重用并厚待文人，进一步完善了乡-省-殿的三级科考制度，不但大大扩充了选士的科目和名额，每科取士多达数百名，而且文人“一登第后，即为入仕之期”，无须再经过吏部考试，这一点大大不同于唐朝。同时，宋朝还将由皇帝亲自进行殿试录取士子的“殿试”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进士也就成了皇帝的门生。
宋朝取士，不问家世，“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如此一来，下层文人就看到了自己跻身仕途的希望，正如苏辙所言“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通过科考，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机会入仕，极大地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时人有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数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应试成为了世人的普遍追求，科举考试则成为文人求取功名的主要途径，这也使得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北宋时期李、吕端、苏轼等人都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宋初宫廷一度流行白体诗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朝廷官员的文学修养，他们以相互唱和白体诗来显示清雅。
但是，科举制度录取过泛，以及贵族子弟无须考试而通过荫补入仕，也形成了冗官之弊，为日后的政见分歧、党争不断埋下隐患。
■扬文抑武强干弱枝
文人受礼遇，武将则受抑制。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太祖吸取五代十国“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首先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大将兵权，又将收归中央的兵权分由枢密院、三衙、兵部三机构分管，权力集中于皇帝。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负责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另外，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由此也造成了将士互不了解，作战时难以有效调遣，宋代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极弱的局面与此制度的推行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宋朝实行募兵制，增加了军队数量，减轻了百姓的兵役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饥馑之年还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但养兵费用过高，也造成了“冗兵”的积弊。
招募来的士兵被编为禁军、厢军，此外还有乡兵、土兵、番兵。宋朝沿袭了后周传统，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重京师、轻地方的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艺祖（即太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制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北宋朝廷企图通过这样的兵力制衡，达到内外相制的目的。但如此一来也形成京师重兵集结，边防兵力不足的失衡。北宋在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