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真急死人，真气死人”。梁任公先生这样的太息痛恨，因为他的主张——赶快组织会审委员会——虽然“英当局闻已露可以勉从之意”，虽然中国的“当局也颇赞成此说”，可是因为“学界反对”，政府终于不敢提出。
“哎！真急死人，真气死人。”我们这样的太息痛恨，因为沪案闹了半个月，许多人还没有了解它根本的问题，就连素以学通东西敏捷出名的梁任公先生也没有懂得。
梁先生同他的朋友只看见“杀人抵命”那一点。所以他们看来，不组织会审机关便无从调查事实，不调查事实便无从确定罪名，罪名不确定，便达不到杀人偿命的目的。法律家的眼光原是如此的。并不是他们错了，只是他们看见了目前的土壤便看不见远处的山丘，他们看见了两三个斑点便忘记了全豹。五月三十日的惨杀可以说是租界吏役人们个人的暴行，可是事前的禁止游行，滥捕学生。是个人的行为么？后几天的“戒严令”，是个人的行为么？中国外交当局虽然提出抗议，租界军警还是天天惨杀，天天查封学校，天天施行种种高压强暴的手段，也是个人的行为么？英领事为什么不禁止租界吏役？英公使为什么不令英领事禁止租界吏役？这是可以用会审委员会的机关，法律的手续解决的问题么？
沪案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北京大学教职员同人在他们所宣布的《关于沪案性质的辨正》一篇文章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知道与梁任公先生同意的很有些人，他那篇文字可以代表一部分法律家的主张。因为他的一篇文章而让大家有一个讨论和彻底了解这问题的根本点的机会，梁先生也不为无功了。
梁先生的意见我们是不赞成的，可是我们相信他的动机也出于爱国之心，只是他上了一班拘谨的法律家的当罢了。他错了，我们应当指正，可是我们只须用言论折服他。听说有人去禁止他再做文章，并且命令他即日离京，那未免做得太过分了。
某君接到他上海的一个朋友某西人来信，说起上海方面的运动，几乎只有宣传，没有组织。他又说，这次的罢工，西人生活方面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方便。大约“没有组织”实在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中国人民无论有事没事总是一盘散沙似的，团结不起来。现在固然没有领袖的人才，说到这里，我们不免又伤悼中山先生的逝去，假使中山先生尚在，中国还不至于这样的没办法吧——可是中国人本来就不会服从首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如何是好？
就以北京来说，对付偌大的沪案，我们总希望，总以为，所有的团体可以联络起来了，可是非但不如此，反而发生了百十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都在——至少其中大部分都在——努力的帮忙，我们并不疑惑。可是因为他们是小团体，究竟力量有限，所做的事亦不免大同小异。
怎样的募集大款，援助上海工人？怎样的分配这款项，使罢工的工人每天都领到相当的接济？怎样的组织罢工？怎样的实行经济绝交？怎样的使全国要求归于一致？怎样的进力作战？这都需要大规模，有计划的组织，不是东一个会，西一个社，今天一张传单，明天一张宣言所能了事的啊！
至于宣传的功夫，实在做得很可以了。北京城里大约没有人不知道这回事了吧？可是，平常的市民对于这事究竟作怎样的观念？我疑心普通的传单实在说得太深了，他们一定不能了解。如果所有的传单都写得像“伤心歌”，“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那样的简单明了，他们那方的反响还可以大得多。
不要说平常的市民了，就是一班读过“诗书”的“士大夫”也还是糊里糊涂的。有一天为沪案开一个大会的会场上，有段执政的代表某将军还这样高声的说：“什么打倒帝国！难道民国杀了人就不用抵命了吗？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一章就是‘杀人者死’。帝国与民国都不准杀人的。什么打倒帝国！”
所以民众运动的口号应当是很简单的几个字，不要太多了，要人人都懂，人人都听了它感到一种冲动，人人都能喊。就是一个口号也不是容易发明的。
募捐应当集中办理，更是刻不容缓的事。以前的办法未免太散漫没有条理了。大规模的款项只有各机关去筹划。至于街上的募捐只好作为小补。近来街上的募捐既没有一定的日期，又没有一定办法，徒使人民感受不便。实际上并不能捐到多少钱。在外有事的人，一天至少要捐五六次，起初许多人捐的是银元小洋，渐渐的只出铜子，到后来不胜其繁，连铜子部不情愿出了。这样的募捐是不得法的，何况因为没有组织，免不了下流人有假冒之事。一万队中有一两队这样的人，以后梅不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