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可是，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可是，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
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己的论调的，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有人居然肯冒众怒出来说几句冷话，只要它是有诚意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实在未免过于不偏不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始终“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这样的想。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还要以“袁许”自负，——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将法——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那么，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枪，毒气炮相搏，就完全牺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我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就是宣战。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返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
总之，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你尽可理真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你如缩缩颈的跑了，或是对他作一个揖，说他打得不大得当，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还许要尊你一声“死猪”呢。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这话是很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也要有同种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