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回族自然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有三：其一，承认在天地间，有大道的存在，即承认自然界万物的生存发展，有一个可以认识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具有某种普遍必然性，“大道在天地间，茫昧无间”，因此是一个不可分的连续的唯一整体，它充满一切，遍及一切。其二，大道并非宇宙的本原，而是真主安拉的创造和德性的一种表现。只有安拉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和受拜者，人们要为大道的存在和自身的被创造而“报主”。按伊斯兰教的教理，安拉是“难以言喻”的，而“大道”和天地、人物“皆可言喻，皆真宰之所生化者也”（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二）。其三，强调大道是可以被认识的，“聪明睿智圣人者”可以“心得神会斯道之妙”，掌握天地万物变化的基本规律，明确承认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主观能动作用。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生灭不已、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去认识和把握永恒不变的、唯一的、自身同一的安拉的存在，并敬奉和顺从安拉。
此外，马哈麻所译的《明译天文书》就是一部完整的阿拉伯星占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总说题目，断说世事吉凶；分析人的命运和流年；对趋吉避祸提出选择方案。中国古代的星占主要以异常天象为观测对象，占卜的对象主要是帝王和政权的吉凶祸福。阿拉伯星占学却主要以七曜十二宫等正常天象为占，占卜对象主要是个人的命运好歹。这种理论的最终目的固然是唯心的、神秘主义的，但它表现了回族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体现了回族共同体在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其认识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回族的自然哲学观念曾受到明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并引做执政参考，这在吴伯宗所作《回回天文书·序》中有所披露：“洪武初，大将军平元都，收其图籍经传子史凡若干万卷，悉上京师，藏之书府。（朱元璋）万机之暇，即召儒臣进讲，以资治道。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门，召翰林臣李翀，臣吴伯宗面谕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体天行道，乃成治功……迩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以时披阅，庶几观象，可以省功修德，思患预防，顺天心立民焉。’……且命曰：‘……惟其述毋藻绘，毋忽’。”吴伯宗参与本书译述后，对书中表述的“大道”概念，作了两点评价：其一，说“今观西域天方书与中国所传，殊途同归，则知至理精微之妙充塞宇宙，岂以东西而有间乎？”指出了回族自然哲学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共通之处。其二，认为“经传所载，天人感应之理存于方寸，审矣”，点化出了解“大道”的关键是心，肯定人的因素在回族自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作用。
五、扎马鲁丁与自然科学哲学思想
扎马鲁丁，也写作扎马剌丁，是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在元世祖即位之前就已经得到世祖的任用。到元世祖即位之初，设司天台，扎马鲁丁即任职于司天台。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进献《万年历》并造西域天文仪器。至元八年（1271年），回回司天台创立，扎马鲁丁可能就在这一年任司天台提点。至元十年（1273年），以司天台提点充秘书监。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官集贤院大学士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循之事，悉隶焉。”这说明集贤院是一个掌管全国学校，征用人才，还管理一部分宗教活动的单位。后来他也曾在民间传经。
扎马鲁丁在至元四年进献依照回回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又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纂修地志，也就是后来的《至元大一统志》。修历要修万年之历，修志要修大一统之志，这都是元世祖进行空前统一过程中新的政治形势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反映，也表现了扎马鲁丁作为一个天文学科学家的见识与气魄。
扎马鲁丁的《万年历》是元代第一次正式颁布实施的历书，在这部历书实行九年之后，元世祖又诏许衡、郭守敬等修新历，至1280年冬至，新历修成，赐名《授时历》并于次年颁布实施。但是在新历颁行之后，官府依然印有《回回历》出售。扎马鲁丁的《万年历》虽然没有长期颁行下去，但是在朝廷中关于回回天文学的机构却在不断升级。至元八年（1271年）始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至元十七年置回回司天行监，秩正四品。延祐元年（1314年），升正三品，置司天坚；二年命秘书卿提调坚事；四年复正四品。从元到清，在官府的观象制历工作上，“回回历法”一直都在发挥作用，这些都应当归结于扎马鲁丁的创始之功。
《至元大一统志》后来定名为《大一统志》则是扎马鲁丁受命与虞应龙共同编纂完成的。这部书从1288年起到1300年成书，共有四百八十三册，计七百五十五卷。后因继续得到云南、辽阳等处的材料，又进行增补，至1303年完成，编写成六百册，计一千三百卷。前后共经历有十八年之久，而扎马鲁丁则负责编纂了其中的七百五十五卷。根据扎马鲁丁的说法，《大一统志》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疆域辽阔。第二，在原有材料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材料。第三，书中有图。由此说明《大一统志》的倦帙之富是以前所没有的，它的这些特点也是以前的地志所没有的，它以“大一统志”命名因为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扎马鲁丁在中国地志史上也应该是很有地位的人物。
由于伊斯兰教活动本身的需要（如望月确定开斋节期等）和受到阿拉伯星占学的影响，引发了人们探索大道之妙的兴趣，因此，在回族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回回天文学”先于其他学科首先受到重视，并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通过扎马鲁丁及其继续者们从事天文事业，我们还可以发现回族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另外两个特点，即重视开放、交流和官方垄断性质。
第一，回族天文科学从创造之初，就建立在广泛引进和交流的基础上，扎马鲁丁本身是来自西域的“回回”科学家，他原籍伊利汗国，许多知识是在撒马儿罕的马拉维天文台学习掌握的，后来由他带到了中原。在元世祖继位前，扎马鲁丁已因自己有精湛的西域技艺而受到重用。至元四年（1267年），他呈进依照伊斯兰历书编制的《万年历》，据《元史·历志》载，“世祖稍颁行之”。尽管颁行数量有限，推行时间也只有十四五年，但毕竟曾在全国付诸实行，为后人修订历法提供了依据。至元十五年（1278年），扎马鲁丁还根据安西王令旨，“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两本”，这可能是宗教上使用的太阴历，主要供穆斯林宗教生活之用。据元史记载，即使在全国改用郭守敬等修订的《授时历》后，官府仍印“回回历”出售，并直接控制发行，光是天历元年（1328年），就印“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
扎马鲁丁还根据忽必烈的旨意，引进西域最先进的仪器来装备大都的天文台。因此，他于至元四年引进并监造了七种西域天文仪器，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上对外开放、中西交流的一桩大事。这七种仪器的名称分别为“咱秃哈刺吉”（浑天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术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定”（昼夜时刻之器），这些仪器均使用阿拉伯语名称。显然，这是扎马鲁丁第一次为中国引进了阿拉伯天文仪器及比较系统的天文历算思想。其中一个地球仪系运用方井表示地区上的空间，这虽在中国传统方法中亦已有之，但借地球仪来反映一个寰球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天文科学的一个新构想，虽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发生冲撞，但仍被保留下米，并载入官方史书，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第二，回族自然哲学观念的重要载体——回族天文科学理论，其发源地在域外，因此为古老的中国天文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自元以后，官方一直设置“回回天文台”，实施官方垄断。“回回天文学”建立后，虽然从整体上没有超越中国天文科学水平，但作为来自异邦的一种成热的技术，还是受到官方的重视，况且在国内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中亦有此需要。所以，朝廷始终任用一批“回回科学家”来从事这项工作，在明代还规定世袭职务，据《明史》七十四卷载，必须按钦天监制度，“监官毋得改他官，子孙改他官，子孙毋得徙他业”。因此，自元代到清末的700余年间，对“大道”的研究和阐释基本上成为一种宫廷作业。这种官方垄断性质严重阻遏了对“大道”作深入而广泛的探索，从而使回族自然哲学思想在理论方面的研究难以得到发展。虽然官方垄断并没有能完全阻隔“回回天文科学”在民间的传播，但也未能产生更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的高层次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