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养正（？—1449）又名蒙，字志彀，瑞安来暮大坑里（今江溪大坑村）人。明代书法家，曾任国子监学正、中书舍人、礼部郎中、太常少卿等职。其时，朝廷宫殿榜署及国子监题名，多数出其手笔。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随英宗御驾亲征瓦剌首领也先，在土木堡事变中壮烈殉国。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刚刚就任国子监学正的黄朝光，带着儿子黄养正离开瑞安赴京供职。一路上，虽然舟车劳顿、风尘仆仆，但父子俩毫无倦意，仍在兴致勃勃地观赏沿途的风景。黄朝光显得特别兴奋，这不光是为自己当了京官，更多的则是为儿子的前程——京城的条件得天独厚，在那里可以让养正开眼界、见世面，学到更多的东西。
黄朝光是卓敬的门生，精通《周易》，以博学多才闻名乡里，曾任瑞安县学训导。他的儿子黄养正，自幼聪慧，爱好书画诗文，七岁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常言道，知子莫若其父。黄朝光觉得儿子勤勉好学，天分高，只要好好培养，将来肯定比自己有出息。
果然，黄养正来京后，受国子监父亲同僚名士的指点，眼界大开，学业猛进，尤其是所写的“台阁体”，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台阁体”又称“诰敕体”，盛行于明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朝廷召集四方善书之士书写外制与内制，故有大批善书者被征入宫，缮写诰敕、诏命、玉牒、册宝，以及宫殿的匾额、城坊等。由于朝廷的倡导，明代涌现出了大批台阁体的书法家，从而促进了书法的繁荣。
永乐初年，黄养正因善书，也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学正。不久，明成祖朱棣慕名召见了他，并提升他为中书舍人。这期间，他成了朝中著名的“一支笔”，凡宫殿榜署及国子监题名等，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明宣宗朱瞻基也很欣赏他的书法，黄养正获准南归省亲时，宣宗亲执其手，赋诗相赠。大学士杨士奇也曾作诗贺之，诗中有“手持五色笔，常在凤凰池……羡尔乘仙舫，东南去似飞”等句。
宣德五年（1430），已升任礼部郎中的黄养正遵照父亲生前的嘱托，冒着莫大的风险，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暗中将其父辑录的，在“靖难之变”中被诛的师尊卓敬的年谱、行状及遗像等物，交给自己的同僚、礼部主事刘俅参阅，并恳请他为忠臣立传。刘俅与养正志趣相投，也是个忠义刚直之士。他打心底里钦佩卓敬，便毅然应允作《卓忠贞公敬传》。卓敬平反后，此文被收集在《忠贞录》卷二，并列入清《四库全书》之中。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北方瓦剌首领也先率兵犯境，英宗皇帝在宦官王振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就让皇上率军出征，实在太冒险，便竭力加以劝阻。时任太常少卿的黄养正，也劝谏皇上应该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平时最宠信王振，对他言听计从的，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劝阻，还是一意孤行，冒冒失失地要带兵亲征。
他吩咐弟弟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等一百多名官员，带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大同方向而去，黄养正也随皇上一起踏上了征程。明军根本没有好好准备，军纪涣散，缺乏斗志，结果连吃败仗，各路兵马纷纷溃退。王振这才感到情况不妙，忙让英宗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在这节骨眼上，王振还想顺路带上皇帝，到他老家蔚州去抖抖威风。中途又突然改主意了，怕军队过境，踩坏他庄园里的田地。就这么一折腾，拖延了时间，大军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退到一处叫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部）的地方，被瓦剌的军队团团包围。土木堡没有水源，又无险可守，明军在瓦剌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惊恐万分地狂奔乱逃，丢盔弃甲，死伤无数。英宗皇帝和王振带着百官束手无策，忙命禁军在前开道，想杀出一条突围的血路，结果没有成功。这时，那个平日作威作福的王振早已吓破了胆，瘫软在地上直发抖。众人恨透了这个祸国的宦官，黄养正更是咬牙切齿，几年前他的好友刘俅，就是因直谏而被王振诛杀的。一时间，大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地齐喊：“杀死这个奸贼！”禁军将领樊忠抡起手中大锤，砸向王振的脑门，结果了他的性命。
此时，敌兵已冲到眼前，众臣惊散。黄养正虽一文弱书生，仍不避刀斧，死死护住英宗。抱着“主辱臣死”的忠烈气节，他奋不顾身地挡住迎面扑来的凶残敌兵，身受数创，洒血疆场，埋骨黄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在这场事变中，英宗皇帝被俘，明军将士死伤数十万，其中罹难捐躯尽忠的王公大臣达百余人之多。
黄养正在土木堡英勇捐躯后，天顺初年被朝廷追赠太常正卿，并录其子为国子监生，世袭锦衣卫百户。当年，在家乡大坑山还建有黄养正的衣冢墓，墓道立有牌坊。大坑有座建于后周显德年间的应瑞寺，明正统初年重建时，黄养正曾捐过银两，并重书匾额“三峰寺”。虽然年代久远，这些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但“忠贞书史册，热血铸英魂”，黄养正这位乡贤的名字，将彪炳千古，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