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以往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专着的基本主题，大体而言，是“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几乎很少有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应付外部刺激的能力上展开分析。而这一分析角度，对于正面临新的外部冲击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会提供更丰富的启示。那种过于简化了的“侵略-反侵略”的分析构架，似乎很难涵盖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化冲突的复杂的内容，也很难表达同一历史现象的多义性，这种分析范式甚至还使人们削足适履地把中国近代文化上的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当作爱国主义来赞颂。（这种学术倾向实际上我们屡见不鲜。）实际上，也会无意中助长现实生活中的闭关锁国的价值观。
一旦上述研究设想油然而生，就激起我跃跃欲试的探索愿望。我甚至放弃了已经开始动笔的元代政治史的写作计划，进入了这个过去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从1984年暑假开始，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阅读近代史料。
二
不久，我偶尔查阅到一部对我以后写作《儒家文化困境》（以下简称《困境》）有重要影响的史料，那是迄今为止很少为人们引用的《柔远新书》。该书是光绪初年由一批正统派士大夫编纂的，内容是申论如何应付西方列强侵略的问题。柔远者，怀柔安抚远夷之意也。书名本身已经透露出这些深受民族屈辱与挫折的士大夫们执着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信念。这些正统派人士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危机所抱的荒谬见解，使我大为震惊。这批包括乾嘉大师俞樾在内的知识界精英人物，竟然断言，洋人在鸦片战争后入侵中国，是因为上天可怜这批不开化的蛮夷，故让他们发明船舶机械，使他们得以远渡重洋，前来中国熏沐礼乐教化。这些“泛教化论”者还乐观地预言，不出100年，全球9万里，将是“一道同风、尽遵圣教”的世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必在我朝无疑”——这就是他们对未来时局的基本估计。
在此以前，我绝没有料到，这批被人尊崇为“士林华选”的儒家学者们，居然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抱有如此颠倒的认识。这自然进一步引起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产生这种荒诞见解的认识心理机制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殖民主义入侵的种种信息，在这批士大夫的大脑思维中，经由什么样的处理，竟会导致这样一种荒诞错乱的判断？
随着史料阅读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我每天几乎总可以发现过去不曾意料到的新问题。例如，为什么连戈登这样的人物，也会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变革都很冷漠”。在他看来，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又比方说，同时代的日本，把自己最优秀的青年送到欧洲去学习，这些青年返回祖国以后，几乎都成了推行明治维新的先驱人物。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只是在英国公使再三建议敦请之下，才勉强派出一个庸碌无能的退休知府，作为官方代表前往英伦考察。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由于讨厌蒸汽机的轰鸣，竟半途中止了前往美国的旅行，返回中国。按康有为的说法，这个庸人几乎没有给当时中国人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自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60年里，中国并不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为什么连已经得到的机会都被当时的士大夫官绅们莫名其妙地放弃？我还从《郭嵩焘日记》中得知这样一件事：当外国人对中国所派出的外交人员素质之低劣迷惑不解时，中国总理衙门的负责官员对此的回答竟是“老马识途”，以至于外国人反唇相讥：“这些人根本不是识途老马，而是害群之马！”
我们出版了那么多近代史的着作和教材，这些论着对我们理解那个动荡的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们似乎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历史事实，而这类事实，对于面对新的西方挑战的当代中国人，无疑又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新的观察角度的重要性。
随着阅读的史料增多，卡片记录不断增加，于是，在我脑海中展现出中西文化近代冲突的一幅幅画面。其中有尚处于浑浑噩噩的士大夫中的少数先觉者的孤独和不祥的预感；国粹派外交官冥顽的自信和乐观；清流党人的大言高论和涕唾交颐的焦灼心态；洋务派官僚似乎总是那样欲言又止，左顾右盼；当然，还有庚子事变中饱尝屈辱冤抑的民众对于天兵神将下凡的憧憬和幻觉……
从阅读史料过程中获得的种种信息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感觉、直觉和片断的论点，一开始自然是无系统的，彼此无关联的，如散点一样，分布在大脑记忆的库存中。渐渐地，这些“游兵散勇”经由一些边缘学科方法的组织处理，终于逐渐有机结合起来。例如，第二章的内容是分析正统士大夫的群体认识心理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日本比较思想史学者中村元有关思维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的概念，以及语义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我认识与考察中国士大夫对西学的认识心理障碍，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
在研究过程中，我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一直无法成功地解释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即对于相当大多数的正统士大夫来说，由于他们受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定势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固然一开始即抱着一种偏执傲慢的排外主义态度，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冷峻现实中屡遭屈辱和碰壁之后，没有改弦更张，相反，挫折和屈辱在正统士大夫中却不断激发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排外心理？换言之，为什么一种由认识心理机制支配的理性层次的排外心理，在碰壁之后，反而畸变为一种非理性层次的排外心理定势？我发现，日本的开港国策，以及不失时机的仿效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结果产生一种不断趋向更为开放的社会心态的良性循环，而中国在应付西方挑战的历程中，正统士大夫们走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心理历程，即文化上的保守心态导致的应付西方挑战的失败，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保守心理，如此恶性循环，直至达到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这样一种畸形的反抗形式。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难题，几乎成了能否写出《困境》这本书的关键所在。它也是近代儒家文化的困境之所以成为困境的关键所在。在整整好几个月里，我尝试用各种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但都没有获得成功。例如，我曾试图用逻辑推导的方法，往往经过复杂的、多环节的、复合三段论的推论，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才发现，这种纯粹的逻辑推论只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循环论证。我原先想论证的结论不知不觉变成了论证的出发点。我几乎绞尽脑汁，不得其解。
由于一个偶尔的机会，我从书店里购来一本新出版的《心理学辞典》，也许由于我习惯于养成利用新鲜的边缘学科新概念术语来进行侧向思维，便信手阅读起来。在该词典中，“心理自卫机制”这一术语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术语告诉我们，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的屈辱和挫折感无法经由正常的合理的方式疏导宣泄时，为了摆脱这种焦躁心理对人的精神身体的不良刺激，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导致心理挫折的客观现实，重新加以主观的、一厢情愿的“理解”和改变，以减轻精神上的苦痛，以此来维系心理上的平衡。这一心理学概念给予我巨大的启示，使我获得了理解正统士大夫在经受失败屈辱刺激之后，由于缺乏合理疏导而向情绪化的排外主义转变的秘密。换言之，当人们越是在下意识中求助于心理防御机制作为摆脱精神折磨的手段时，人们行动思想中对客观现实的不自觉的背离和歪曲也就越为严重。这种通过不自觉地背离客观现实，来寻求心理安慰和平衡的心理畸变，正是理解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中的群体性的变态心理的钥匙。读者们可以从《困境》一书的第五章里，读到我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论证和分析。而这一论证环节的突破，也为第六章对庚子事变中的上层顽固派、中层的清议派士大夫与下层民众在心理防御这一点上的心理共容性的考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985年家中，当时作者正在写作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多种边缘学科方法对一个复杂的课题的不同侧面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要研究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对西方挑战作出的反应，必然牵涉到文化心理、认识心理、社会心理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原来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研究方法、术语、手段，显然就不够用了，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充分掌握有关的史料信息，而且还必须运用文化心理学、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别对不同层次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例如，除了前面提到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方法对我的启发外，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病理机制的研究理论，对我研究庚子事变时期类似催眠状态的群体变态心理，提供了某些启示。又例如，大众传播学的“顽固的受传者”的理论，对我研究天津教案中有关洋教士“挖肝剖心”“制长生药”的谣传迅速传播的原因，提供了研究的手段。
以上各种边缘学科方法都绝不是万能的，人们不应指望运用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付所有的问题，但是，针对同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的各个具体侧面，它们却可以发挥自己特殊的功效，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借助于各种边缘学科的方法来理解复杂现象的一次初步的尝试。
也许，人生再也没有比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的伏案疾书更令人快意的事了。这种写作体验固然并不常有，但一旦经历过，将使你终生难忘。我清楚记得写作《困境》最后一章《国粹主义的最后一战：幻觉中的胜利与现实的悲剧》时的情景。那是1985年8月的一个夜晚。经过长期的思索和探求，头脑中有关庚子事变的各种论点和信息，尽管彼此缺乏有机联系，但却处于高度的活化状态。也许是我偶然触及到一条最佳思路，于是，我思潮泉涌，各种论据、论点，史料信息，在这条思路的组织下，几乎是争先恐后地从大脑记忆库中，向笔端涌去。一幅幅庚子事变的巨大历史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开来。我仿佛听到1900年的义民们在战场上大无畏的冲杀吼叫声与权贵们在密室中窃窃自喜的喁语交织在一起，我仿佛听到洋兵们的来福枪、加农炮的轰鸣，义和团大师兄念念有词的咒语，中国婴孩的啼哭声和被抛入火中的英国妇女的号叫声交织在一起。在那仲夏日子里，不同阶级的希望、愤怒、诅咒、欢乐与苦痛不可分地汇合在一股清浊混杂的社会思潮的巨流之中……由于创造的紧张和亢奋，由于害怕那些源源而来的清晰的思绪可能因为来不及被记录下来而转瞬即逝，我握笔的手微微颤抖着，几乎暂时忘记了四周的一切。我记得那天从晚上8点一直伏案写到凌晨5点，几乎没有休息片刻，1万多字就这样写了出来。当我住笔时，才听到寂静的弄堂里传来赶早班的人们急促的脚步声和环保工人使用铁铲时发出的响声……我不知道这种体验是不是人们所说的灵感。也许，它还不配称为灵感。但我相信，这是人生少有的充满欢乐激情的时刻。至少在我看来，人生的其他幸福很少能有和它相比的。也许，被压抑的愤怒感和困惑感，以及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苦思，经由这种对传统文化消极面的理性解剖，从而得到了解脱。
四
在20世纪80年代，把历史学选择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大转折时代，新旧的交替和重叠，使人们头脑中充满太多的困惑，人们要求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前进和超越所必需的智慧、经验和信念。而历史学者恰恰具有两把神奇的金钥匙，去满足时代的上述要求。一方面，他可以用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和智慧的钥匙，去开启历史迷宫的大锁。这一点，正如法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马尔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学家的匠心和才能，是对活着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又正是历史学家，运用从历史反思中获得的智慧的钥匙，去揭示现实矛盾的秘密。人们在变革时代面临的种种现实困难和症结，也只有通过追溯它们的历史渊源才能理解和认识。因此，我们说一方面，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另一方面，猴体解剖又是人体解剖的钥匙。我有时想：正是历史学者，而不是别人，不是文学家、艺术家，也不是哲学家，才同时拥有这两把神奇的钥匙。正是他们，以这种双向的思维反馈，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手段，并以此来为社会造福。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在变革时代那些怀着社会使命感而去求索的历史学者。
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历史固然是过分沉重的负担，但它也同时是增长我们民族智慧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历史给人以智慧，但必须经由历史学家那双敏锐的眼睛。记得契诃夫讲过这样一段话：“作家对于生活的感受，应当如同一只年轻的猎狗，始终那么好奇，那么嗅觉敏锐，那么容易激动，那么穷追不舍。”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不也同样如此吗？难道不正是凭借着他那双在实际生活中经受考验的眼睛——那双曾经充满泪花，充满忧虑、辛酸，如今又充满信念和憧憬的眼睛——去审视历史的吗？不正是经由这双眼睛，透过黑洞洞的历史之窗，去发现对当代人具有警示意义的东西的吗？固然，在历史学者的书桌上，堆满了发黄的旧书，他们的工作，有时也十分枯燥，但是，正是经由他们，浩如烟海的史料才不断向人们显示出崭新的意义。正是他们，与古人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向历史发出咨询。历史学家，是人类命运和自己民族命运的职业观察家，他比别人更了解自己民族的苦难以及我们民族为求得新生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所以，他更珍惜今天，也更向往未来。他比别人更冷静、更清醒、更深沉。
也许因为我太热爱自己选择的职业了，也许因为我从研究和探索过程本身获得了无穷的欢悦，有时，就怀着几分天真在想：假如人是有灵魂的话，假如能思想的灵魂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出生的世界，我一定会再次选中这个时代，选中这片古老美丽的土地。当我追随着恭亲王、郭嵩焘、刘锡鸿、倭仁、徐桐、曾纪泽、唐才常这些近代士大夫的思想历程，做了一次历史巡礼而返回现实生活中来的时候，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意义。在这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我们又一次面对着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