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代中国人相比，我们更为幸运。因为，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道路是看得见的。我们的乐观信念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整整活着的三代人，在中国必须变革这一点上，达到如此一致的认识。让未来的子孙们怀着崇敬的感激的心情，回忆我们三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这决定未来命运的时代——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笔触和色彩来记叙我们的事业，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描述100年以前的古人那样。
本文写于1987年
[本文是《儒家文化的困境》再版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的附录，原文副标题为：“我是怎么写作《儒家文化困境》的”]
我的思想历程——从启蒙思潮到新权威主义
一
当我的这本论文集《历史拒绝浪漫》即将在海外出版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向读者介绍我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希望这对于读者了解本书内容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会有一些帮助。
在中国，权威政治，几乎就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词。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潜意识中，它如同家长制一样，是导致中国落后、愚昧、贫弱的根本原因，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传统专制统治的国家，人们对于专制权威与家长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而保守主义，在自五四以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贬义词。人们自然会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主张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如果不是由于政治上极端落后于时代，就是政治品格与动机上有问题。
然而，在中国变革过程中，出现主张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其原因却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密切有关。新保守主义是作为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如果把政治激进主义称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思潮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思潮，它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存体制内的制度组织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市场经济演变与民主政治的转型。如果说，新保守主义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肯定传统资源在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价值的话，那么，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是新保守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文化的沉重包袱，是激进主义思潮得以滋生的天然温床。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无论是近代变革还是八十年代的当代变革，均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历史因素：长期的文化专制、传统体制严重的内部危机，中外文化的强烈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西方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使得在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做出政治选择的主流观念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激进性与浪漫性。在人们看来，简单地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模式，快刀斩乱麻地、毕其功于一役地破除既存秩序，把现存制度视为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来加以废弃，并迅速地引入西方行之有效的体制，以为如此就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信条，根据我的研究，这种激进的浪漫的政治选择与价值取向，在戊戌变法以来，就成为中国变革运动的思想主流。
正如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历史所表明的，这种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直接历史后果，不是引起保守顽固派的反动，如同戊戌变法那样，就是因制度层面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失范或社会整合危机，如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议会制那样。更有甚者，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变革型失范危机中，人们会进而产生一种绝望的“文化地狱心态”，即自认为生活在“文化地狱”中的人们，会对理性建构的乌托邦抱有极其强烈的浪漫渴望，人们会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以打倒一切现存传统与制度的方式，来重建新的理想秩序。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在中国二十世纪后期之所以如此流行，并主宰了好几代中国人的心态，形成激进主义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均与此有关。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种以批判激进主义、以主张渐进与稳定为主旨的现实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本书作者，正是在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在批判地反思八十年代中国的激进变革思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本书（这里指的是《历史拒绝浪漫》）收入的三十余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与当代变革中的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反思。
作者认为，要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思潮冲突，本书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和解释框架。有一位西方学者在与我谈话时说过，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我想，如果从激进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思想互动与激荡的宏观角度来看，这不能说没有道理，既然一个时代的思想，是对社会困境的反思的产物，在我看来，未来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末的变革史的学者，将不可能绕过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论争。
二
事实上，作者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狂热的时代，并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生活在当今中国大陆四五十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激进的造反岁月，多少还有一种反叛正统僵化的官僚体制的朦胧的理想主义，这一代人在“破四旧”的大游行中，在广场上手挽手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感受到长期受压抑的青春激情得到宣泄的快感。正因为如此，对于浪漫主义所赋予人们的那种冲决罗网时高峰生命体验，是有一种切身的感受的。本人就有过在广场上的政治激情的高峰体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整整一代人，会像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那样，会如此广泛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受到政治浪漫主义魅力的吸引。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具有多义性，至少对于这些受浪漫主义的诗情梦幻所支配的人们来说，这种悲剧，到了今天，使曾经经历过“文革”浪漫激进主义的体验的人们，反而获有了批判地反思激进主义思潮的经验资源。
《历史拒绝浪漫》涉及的是中国八十年代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这种思潮产生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始进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于改革者在追求民主这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的过程中。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心态基础，则与政治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审美体验”有关，如果没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造反派工人的切身经历，没有这样一种被学者所说的“支援意识”，作为我研究问题的基础，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写出我想说的那一切。
一个曾经经历过造反浪漫主义洗礼的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在追求现代化这一事业中的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是什么原因使我从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青年学者，转向当代政治思潮研究？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对于理解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也许能给读者更为具体的感受。
当我在工厂里通过十二年的自学，在一九七八年以同等学历者的资格，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生时，我当时的心愿，仅仅是成为一个专业的中国古代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的丰富藏书与浓厚的学术气氛，实际上为实现我的期愿，提供了令人羡慕的条件。然而，我却不知不觉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起步，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动，远比古代历史对我更具吸引力。其原因也许现在很好理解：近代中国与八十年代中国，恰恰是两个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时代：旧秩序的保守僵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西方的挑战的巨大压力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焦虑感，深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诗情向往，在强烈的中外文化反差与工业与民主文化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以直接仿效西方制度，来作为中国实现富强的政治选择的高度社会共识，以及大众中对一切权威的可以理解的警惧与厌恶心理，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可以说，是贯穿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自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历史思潮的主旋律。而这一切，又以惊人的相似性，在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变革时代再次重演。
当我从研究中发现，近代这种导致激进主义的共同的心态特征，自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以来，就对于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时，当我又从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中，发现与前人相似何其乃尔时，作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对此由此引起的历史后果无动于衷？
三
现在回顾起来，我之所以萌生对新权威主义研究的兴趣，是在一九八七年以后，那时，我在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议会政治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与这种体制无法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生态结构有关。促使我发生这一认识转变的，是严复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百多封信中的一句话，他居然对袁世凯解散民国国会的行动大加赞赏，他还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克伦威尔与拿破仑。我还注意到，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由于党争而造成连续不断的内阁危机与政治无序化，并不能单由袁世凯一个人来付责任，国民党人也在党争中起到严重的消极作用……。所有这些事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正统历史学界均没有予以充分重视。此后，我又注意到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迪亚士的军事强人政治，与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建立的强人政治有惊人的类似之处，同样是在推翻旧的专制与殖民统治以后，建立起从西方仿效来的多党议会政治，同样是议会政治走向无序化的陷阱，同样是由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在镇压了民主派政敌后，重建秩序，并推行强人政治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吸引外国资本，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独裁统治在客观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而这种经济发展为本国中产阶级的发育提供了经济条件，此外，同样的腐败，专制，警察式的统治，对政敌的无情，等等。我还从东亚的现代化历史中注意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整合政治秩序方面，确实具有落后国家的“虚拟民主政体”所不曾有过的功效，从而发现了这种新型权威政治，在后发展国家特定阶段所具有的普遍性。于是，我就在研究中提出了近代以来后进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我把新权威主义定义为“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中作为对议会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以铁腕与军事实力为政治资源的维权政治。”
上述的观点，形成于一九八七年。一开始仅仅体现在我所开设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研究》的讲课中，并没有发表文章着书立说，更没有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当代的变革问题。一直到此时，我一直是一个关注社会变革的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从学院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公共空间。那是一九八八年八月，由于一个朋友的推荐，我参加了北戴河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受朋友的鼓励，做了一次大会发言，内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有过三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康梁为代表的传统政体下的制度创新运动，第二次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浪漫主义运动，第三次是议会政治失败之后的以严复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这三次历史选择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我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自发的现代化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议会政治，是一种“无根”的政治。它不是基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要求，而是基于西方外来文化的示范作用，由于西式的政治体制无法对落后的社会结构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与失范效应，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强人袁世凯夺取了政权。我还指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客观上具有通过权威政治这支“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作用，并最终为促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迁，为建立有根的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我的结论是，虽然这种新权威主义存在着向传统权威主义蜕化的某种危险性，但比较起完全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的“虚拟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从现在来看，这一正面肯定威权政治的积极功能的观点，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此前从来还没有大陆学者如此鲜明地肯定了权威政治在落后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合理性，也似乎没有人并对落后国家早期的“虚拟议会民主”提出过什么质疑。这一观点潜含着这样一层意涵：即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超前的议会民主政治，对于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空洞的、超前的“精神消费”。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派一样，沉浸在对民主政体的诗情梦幻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后发展国家没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无根的民主，与经过经济充分发展后的有根的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基础上的区别。
我的观点在会上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当天晚上，就有许多学员与学者与我进行切磋与讨论，此后，在1988年9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会议报道的文章中，介绍了我的新权威主义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观点。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出现“新权威主义”这个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