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风吹皱的生活
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很多东西开始被重建。人们带着欣喜的心，去调整和感受。虽然不见得适应每一个步伐和调整，但总归不再担忧害怕。
1952年清华大学各院系调整，钱钟书夫妇的工作，在当时略微显得有点“多余”。多余的意思有两层，第一，新中国的教育政策是跟苏联的教育模式分不开的，为了将国家的经济先搞上来，需要对理工科有足够的重视。钱钟书夫妇是研究文学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如此。第二，外国文学的研究在当时并不是非常受重视，他们二人中英文俱佳，从外文研究所退出来，也不为什么损失。他们都不擅长跟人争，在这方面完全听从安排。
事实上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重大方针政策均效仿苏联。教育上也实行改革，注重工科和自然科学。全国范围内进行大的改革，即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措施。
清华也不例外，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夫妇被派往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初属于北京大学，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一部分。
当时的所长是郑振铎，因为其兼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他对钱钟书是非常赏识的。有人曾经问郑振铎，为什么选钱钟书作为古典文学研究所的骨干。郑振铎说，无论从眼界、学养的深厚程度，还是从人品上来看，我们都相信默存先生是我们需要的人，他肯定会给中国古典文学带来贡献的。他于第二年将钱钟书有外国文学研究住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工作，钱钟书之后再也没回外国文学组。而钱钟书的才华，也的确如郑振铎所说，是尖子中的尖子。
很巧合的是，钱钟书此时的性情已经由“不平而鸣”到了“凡事不鸣”。他是一个传统学者，也是一位非常有时代意识的作家，但是在五十年代初，他选择一种隐士的角色。相比而言很大一批老国民党员选择“逃到”台湾，此处绝无贬义之义，这纯属不得不的政治原因。钱钟书是一个精通历史的人，他敏感地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多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尤其是在政权更迭的时期，更应该事事小心，处处留意。
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必有高尚的人格作支撑，钱钟书对祖国的爱是任何情绪都代替不了的。他选择留在最亲爱的祖国，那么，留下来之后呢？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在等着自己？钱钟书悠悠地想象，他起先躺在藤椅上，脚在地上有节奏地打着节拍，想到紧要关头，猛然收住脚，为何不做一下宋诗的译注工作？——钱钟书一直很喜欢宋诗，他觉得宋诗没有唐诗那么丰腴，但筋骨力道十分紧衬。如果说风骨是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宋诗显然是在风骨方面强于唐诗的（这里的唐诗与宋诗。只是文学概念，不是时间概念。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面提到，唐诗和宋诗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诗罢了。唐朝也有宋诗，宋朝也有唐诗，这两个概念不是按朝代划分的。
当钱钟书的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过了之后，他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起来。他慢慢地走出家门口，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凋零了，一地黄色，踩上去有沙沙的感觉。
钱钟书将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出去，抓起一把叶子来，在鼻子前面嗅着，不是清香，是一种醇厚的、阳光般的味道。钱钟书不喝酒，但这时候他在心中对此打了一个比喻，叶子有涩有老，好比酒有新有旧，越是陈年的老酒就越有滋味。钱钟书忽然笑了，他想做一瓶陈年老酒，而不是一瓶太多年轻而没有什么味道的酒。
于是，从1950年开始，钱钟书编撰《宋诗选注》，其中选注了宋代最有代表性的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先后，编出了次序。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有着很深的了解，但却不妄自品评。他不从唯心主义的观点上来考量，而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有名气的诗人的名作展示出来，让人们欣赏。日后这一部著作出版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购买。钱钟书又一次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钱钟书自调到古典文学组后便开始着手编撰《宋诗选注》。《宋诗选注》作为50年代初期，有意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出版集中普及性的古典文学丛书计划中的一部诗选。这项编撰任务是有郑振铎于1955年交给钱钟书的。他非常器重钱钟书，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宋诗的选注著作，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对得起全国的文学爱好者。钱钟书心中默然一笑，以自己的才力，将这个工作做好是丝毫不费什么力气的。
果然，只用了年的时间，《宋诗选注》就完成了。这部诗选于1957年完成编撰工作，1958年印刷，至少在表面上来看，这本著作的完成过程还是十分顺利的。但是事实并非如钱钟书所愿，在很多问题上，这本书都经历了很多的争论。
钱钟书在编选这部书时，并非顺顺畅畅，尽管他是一个对中国古诗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当时一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宗，以阶级斗争为前提。这就使得编撰工作曲曲折折，无形中的框框限制住了他。钱钟书日后出访国外，说中国的文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客套话。其实当时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审美思路已经强迫性地加在所有文人的身上。
钱钟书需要从中做出调解，任何一个有自我的文人都会把审美放到评论文学作品的第一位，但钱钟书迫不得已了。胡适在看了这部选注后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这本选注所选的篇目并非钱钟书一人决定，而是由大家共同来决定的。当时参与遴选的有何其芳、余冠英和王伯祥等人。注和诗人小传均有钱钟书一人负责撰写。
钱钟书百般回旋，尽量提炼出诗中最为人称道的部分，所以反映还是相当不错的。下面举一两个例子来论证一下：说到范成大的诗，他说：“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帖。他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
说一个诗人便联系到其风格的来源与影响，将一个诗人放到文学史上去进行评判，增加文学比较的内容，将诗歌评论的专业术语与平实的文风结合起来，给人以不一般的美学享受，钱钟书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上面他总是为读者考虑。
另外，说到徐玑时，他认为其与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为“四灵”，开创了“江湖派”。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派特性的诗派，是一部很散的集子，而钱钟书从中发现了江湖诗派的历史地位。他后来又说宋诗经叶适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唐体诗风行一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江西派的势力。
最后讲到叶适，他说：“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诗竭力链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
细数文人才子，能够感怀身世，关心生活，伤春悲秋的人并不鲜见。但是能够胸怀现世，洞悉历史，学贯中西，对古今人事怀揣独到见解的，少之又少。岁月的年轮每增加一环，他的学问便翻腾着向前跃进一大步。
2.穿过历史的永恒
殷海光说：“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意思很简单，看一个人给诗加的注，就可以明显看出一个人的学养如何。这一理论被很多人称道，那么看《宋诗选注》的脚注，就可以盘钱钟书的老底了。
他的脚注写的确实是好，在此列举一二作为陈述。范成大的《催租行》中的“草鞋费”，从这个注便可看出其学问以及对中国唐诗宋词的谙熟。他说：“‘草鞋费’就是行脚僧有所谓‘草鞋钱’，早见于唐代禅宗的语录（例如《五灯会元》卷三普愿语录）。宋代以后，这三个字也变成公差，地保等勒索的小费的代名词，就是《儒林外史》第一回所谓‘差钱’。元曲里岳百川的‘铁拐李’第一折差人张千向韩魏公说：‘有什么草鞋钱与我些’，又写韩魏公骂他说：‘则我老夫身上还要钱买草鞋，休道别人手里不要钱’。”考据之详尽、有理，真是大家才能有的风范。
之后钱钟书接着在这个注里评这首诗说：“参看柳宗元《田家》第二首：‘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李贺《感讽》第一首：‘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去，薄吏更登堂’；唐彦谦《宿田家》：‘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老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唐彦谦那样具体细致的刻画也还不及范成大这首诗的笔墨轻快，口角生动。”意思是强调范成大的文风之淡雅精致，又有浓厚的田园气息。近代很多人都选过古人的诗来进行注释，比如范成大，李商隐，杜甫李白等等，其实无论给谁的诗进行加注，最重要的是写出自己的水平，而自己的水平是完全可以通过注释来体现出来的，如果想让自己写的东西达到被世人传颂的效果，就必须有大师的学养。
陆游《示儿》，诗云：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诗是陆游临死前写的，称为绝笔。尤其诗的最后二句，传颂千古。钱钟书为这首诗做了个小注，兹录如下。他说：“参看《剑南诗稿》卷九《感兴》第一首‘常恐先狗马，不及清中原’；卷三十七《太息》：‘砥柱河流仙掌日，肆仟恨不见中原’；卷三十六《北望》：‘宁知草木拱，不见塞尘清’；卷三十八《夜闻落叶》：‘死至人所同，此理何待评？但又二可恨，不见复两京’。”
钱钟书在此写评语说：“这首悲壮的绝句最后一次把将断的气息又来说未完成的心事和无穷的希望。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宋和蒙古会师灭金，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一《端嘉杂诗》第四首就说：‘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芊，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66年元师灭宋，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游放翁书卷后》又说：‘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这一注可以明显看出钱钟书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此旁征博引的例子不胜枚举。
另外，钱钟书对名诗《游园不值》也进行了经典的评析。
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云：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首诗十分有名，叶绍翁虽为小诗人，但这首诗，千古吟诵。对于这首诗的注，钱钟书写的十分不错。曰：“这是古今传诵的一首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有另一位‘江湖派’诗人张良臣的《雪窗小集》里的《偶题》说：‘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
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例如温庭筠《杏花》：‘杏花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支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但或则和其他的情景搀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豁。”想这样的注，若非对唐诗宋词十分熟悉是写不出来的，而且在书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本书的序言也是尤为值得叙述的。钱钟书对宋诗的真知灼见，在其序言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如钱钟书说：“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适当的比例感。加入宋诗不好，就不要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顶好，无双第一。”他善于借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长处，用“顶顶好”来做形容词，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思的玩笑，很有意思。
另外，钱钟书从文学史的角度阐释宋诗，还说：“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宋诗强于明代元代和清代的诗，但不可以说宋诗强于唐诗，也未必可以说唐诗强于宋诗，他们都是很美的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这里，钱钟书没有把唐诗和宋诗比较，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其实这两个观点其实可以用在一切的学术研究上。当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不仅是宋诗。
古希腊有位非常伟大的皇帝，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时，特别害怕自己的父王打胜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件好事。毕竟得了胜仗，便可扩充自己国家的领土。又加上是自己的父亲打了胜仗，应高兴才对。他却害怕自己无用武之地，从而失去自己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