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20世纪50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40岁……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这些硬性差别决定了生活条件不一，更确切地说决定了生存条件的高低优劣。她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对视野内的这些差别有反应。
如果张家人口多，却偏偏住一间，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么她一定会嫉妒人口少却住两间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张家的女人，或者最爱去李家串门儿，或者最不爱去。最爱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别人的家里，间接体会住好房子的感觉。最不爱去是由于本能地远离自己所达不到的愿望“样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当年以少年的眼观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间经常串门儿，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间过往甚密。
但是仅此而已。绝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视，更不会因而相互敌视。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以礼相待。
能做到这一点，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是历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辈人解放前花钱买的，非是解放后新中国按什么原则分配的。如果纯属后一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她们的嫉妒也许会生出愤懑吧？
因为所谓“公平”二字，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
严格来说，用“羡慕”一词更恰当些。
20世纪50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家家户户都住面积差不多、大小样式差不多、一样的好房子了么？眼前的差别，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不就是在老旧的房子里再熬八年十年么？她们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令人感动的耐心。
有一年，偏脸子的几条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铺成石路，只不过来了些修路工，载几卡车沙土，将坑凹处填平，由轧道机碾压几遍罢了，再加上挖掘阳沟，但大人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以为是开始建设“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信号，接着就会盖起一片片楼群了。于是家庭妇女们奔走相告，无不兴高采烈，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去……结果自然是“共产主义”并没由修那几条沙土路开始一鼓作气地实现了。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家庭妇女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几乎家家有袜底板。袜底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8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
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20世纪50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便被粉碎……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计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女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为最多。而总体上，她们差不多就是我写的那样。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儿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可能实际地对衰老了的她们尽孝心，此前几乎不能。而她们若逝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约儿女们都还在“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撑持着自己的命运。
那么，真的逝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她们，我粗略按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终身个人花费，吃穿全包括在内，四五千元人民币。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费算的。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费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币，约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了。代与代相比，这不同令人愀然。
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她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有解放前幸运地达到小学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识女性，有军队转业加强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学生，小学直接升高中，不另设初中年级。高中毕业即可直接考大学。军队转业的女官兵，要么参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识分子，要么在革命队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达到了小学乃至中学文化程度。总之，都有文化，能读能写。
20世纪50年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凤毛麟角。具有高中文化，无论男女，就算具有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当于“次高级”知识分子。初中一毕业，急需文化人才的社会，便不再视这些人为学生，而以“小知识分子”看待。在这一点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为女性，社会尤厚爱之。
她们首先被各级党政机关和厅局处部门热情吸纳，或被各大工厂争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会直接下车间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前五年，时代舍不得“浪费”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当工人。最起码，分配她在科室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初高中毕业生直接下车间当工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五年开始的事，因为初高中生多了，时代文化职业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满足了。
以上这样一些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年龄大抵在20至35岁。她们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敬业态度可嘉，工作严谨负责，要求进步的思想真诚而又饱满。
她们中，第一类知识女性在第二类知识女性面前颇为谦恭。因为她们自觉拥有的是旧教育制度发的学业证书，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虚弱几分，岂敢与新中国发给了学业证书的知识女性逞强好胜地论资排辈？所以总是表现出甘愿向第二类知识女性虚心学习的样子。哪怕暗地里并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地一争高下。何况，新中国录用她们，她们便已有些受宠若惊了。她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绝对不敢走板，请示多，汇报多，传达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时候少。哪怕赋予她们某种权力，她们用起来也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错、挨批评。她们是一些夹紧尾巴做女人的知识女性。
第二类知识女性在第三类知识女性面前也颇为谦恭。她们的学业证书虽然是新中国发给的，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对方高一个档次甚至高两个档次，但她们没有对方受部队培养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干和经验。它们综合起来意味着可以独当一面，雷厉风行，果断坚决，敢议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张较少顾忌。这几点，每使第二类知识女性钦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类知识女性多么地崇敬，更是不消说了。第一类知识女性对第二类知识女性内心每有不服，但对第三类知识女性内心却是不存半点儿歧见的。所谓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
最主要的，第三类知识女性，无论在部队时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经历”的女人。那经历也叫资历，进言之乃资本。在新政权建立的初年，那资本至高无上。不管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其知识资本顿时暗淡无光。一个女人如果拥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没有那资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于是情形往往这样--倘三类女性在一起工作，过不了多久，有那资本的女人，便渐渐成了她们的中心人物。而第二类知识女性，不知不觉中扮演起了争取信任的角色。第一类知识女性，则只能是第三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共同团结帮助的对象了。
一般来说，当年在原则上，总是安排第三类知识女性领导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安排第一类知识女性领导另两类知识女性的情况很少。但也有第二类知识女性是领导的情况，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长几岁。即使她是领导，还是会自觉地、经常地就工作问题主动与第三类知识女性商议，虚心请教。何况，她是领导了，便会想到：自己该要求入党了。第三类知识女性差不多都是党员。部队在将她们选送到地方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那么已经是领导了的女人的入党申请书，自然要经由她们向组织呈交。她们往往还必是组织指定的、前者的入党帮助人。
总体而言，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20世纪50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当年经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组，为五花八门的事进行宣传、读解、鼓动。于是广大的家庭妇女们，便有幸接触到了闯入自己视野的她们。每次她们的身份都代表着党政机关部门，令家庭妇女们不能不仰目而视，洗耳恭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