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这招诬陷纯粹是向王、高二人身上泼脏水，也就是栽脏嫁祸。突厥自隋朝末年开始在阿尔泰山一带迅速强盛。分成两部的其中一部的东突厥居住在今内蒙和山西、河北的北部。隋朝末年，中原各地民变，地方势力割据一方，东突厥族乘机向中原发展。中原许多民变领袖都依靠突厥争夺势力。李渊提到的刘武周就是靠了突厥人而迅猛发展起来的。
李渊虽然是向王、高二人身上泼脏水，但却不是纯粹地空穴来风。在那个时代，太原的北面就是突厥活动的地盘，任何人都有私通突厥的机会。他在诬陷二人的证据上可谓是信手拈来，即使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但肯定要存一点怀疑。
不过泼脏水虽然泼得很合情理，可毕竟是诬陷，而不是事实。李渊为了要整个太原的官员都服他，不可能就以这样的诬陷而把二人杀掉。他应该拿出确凿证据来，将二人正法。当时就有人要求他拿出证据，否则擅杀朝廷命官，即使不是死罪，天理也难容。
不知是李渊的计谋，还是王、高二人的死期已到。在被关进监狱的两天后，突然就有数万突厥人攻击太原城。李渊先让裴寂等分头埋伏，然后大开四面城门，玩空城记。突厥人不甘心就这样撤走，但却没有拿生命当赌注的胆量，在绕城几圈后，撤退了。李渊抓住这个机会，当众宣布，这次突厥人兵临城下，就是想和王、高二人里应外合，夺取太原城的。证据确凿，二人分辨已无济于事，被砍掉了脑袋。
二人死后，李渊立即调兵谴将，开始向隋朝的都城长安进发，几个月后，李渊占领长安，两个月后，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
王、高二人死于阴谋，已毋庸置疑，李渊亲手制造了这场冤案，手法并不高明，但由于有后来突厥人进攻太原的事实存在，所以，这桶脏水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罪证了。李渊无疑是幸运的，而王、高二人至死恐怕都不明白，他们死于李渊的先有罪认定，然后再找证据。即使没有突厥前来的事实，诬陷者总会找到各种借口将目标致于死地。因为泼出去的脏水，本身就是一种武器，一个目的。
3、脏水份子阿合马
阿合马这个人本身就是栽赃设阱的一桶脏水，他本人就是诬陷他人的武器。
阿合马是元世祖时“理财”三大权臣之一。回回人，出生于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年轻时投靠了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由于办事能力强大，后成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
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得到忽必烈的重视，让他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将帝国的财赋事宜全权交予他。同年，汉人李璮作乱，一大批官员被牵扯进来，这里就有中书的最高长官王文统，王文统被杀后，中书最高长官没有人选。阿合马成为最高长官，他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开始在政坛初露头角。
元朝统治者即使在定鼎中原后，在治国上也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还停留在当初游牧民族靠抢劫为目标的状态中。阿合马给忽必烈的建议则是，不需要明目张胆的抢劫，想要获得巨大财富，非得变赤裸裸的抢劫为柔和的剥夺才可。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向忽必烈建议“以河南钩、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从这一点来看，阿合马无疑是一个理财专家。至元元年（1264）正月，他又提出：“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钩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提案自然得到了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后，元朝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阿合马“理财”的又一手法。随着他理财政绩的显著提高，是年十一月，忽必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任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两年后的正月，朝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阿合马倾其全力“理财”，他上奏说：“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是把百姓的金钱搜刮殆尽，后者是让百姓的生存雪上加霜。该年十一月，他又上奏说：“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这样的折算比例恐怕只有阿合马能想得出来，在朝廷同意他的主张后，元朝的采矿主们纷纷逃跑，因为实在无法承受阿合马的榨取。
又是两年后，阿合马召集群臣议立尚书省，并由自己担任尚书省最高长官，目的就是为了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在经过商讨呈送忽必烈后，立即得到忽必烈的响应。阿合马开始向权力颠峰攀登。
在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后，阿合马自然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由于其“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又善争辩，所以朝中的丞相线真、史天泽等都甘败下风。当然，他的权力源头在忽必烈。如果没有急于富国的忽必烈的支持，阿合马连纸老虎都不如。那位被排挤的丞相安童就认为阿合马不但是纸老虎，而且还是个卑鄙小人。他先是对尚书省这个部门表示怀疑，他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他中书省的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这是事实，因为在立尚书省前，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但安童却反应说，在执行时，“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忽必烈对安童的怀疑表示认可。叫来阿合马，问他。阿合马辩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但忽必烈却认为阿合马说得很好，原因无他，因为阿合马能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
安童的不被忽必烈支持，让阿合马更为急功近利。至元九年（1272）正月，在阿合马的鼓励下，忽必烈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也就是说，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
由此，阿合马登上了权力颠峰。他开始了向他人泼脏水的行动。至元十一年（1274）十一月，安童无法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上奏弹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虽然装腔作势要严惩，但不久后不了了之。阿合马在第二年七月向安童反击，他污蔑安童不理政事，徒行干扰之能事。安童被忽必烈驱逐出了中书省。
这自然只是阿合马栽赃设阱的开始，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疏指责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虽然下旨“并罢黜之”，但却没有给阿合马丝毫惩罚。相反，经过阿合马的运作，崔斌却被驱逐出朝廷，到江淮任职。不久后，一年后，阿合马栽赃崔斌贪污，被忽必烈处死。至元十七年（1279）六月，阿合马诬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二人，结果，二人于这年十二月遭到诛杀。
多年以来，阿合马运用权力始终看不到极限，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的臭名远扬。人在权力的支配下，往往会晕头转向。阿合马开始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当然，他所以能如此横行，还在于他对异己者的诬杀。洛阳宿卫士秦长卿之死就是典型的一例。
秦长卿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多年见阿合马的飞扬跋扈，贪赃枉法令他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妄杀，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他建立忽必烈“请及未发诛之为便”。
如果说之前的很多臣子对阿合马进行弹劾而不会引起忽必烈的重视的话，那么，秦长卿的弹劾书必可以引起忽必烈的重视，因为这里有一个灌输给忽必烈“危机”的因素存在。秦长卿可谓是危言耸听的高手，他把阿合马说成是秦朝的赵高与汉朝的董卓这两位逆臣，恰好戳中了惟我独尊的忽必烈的心。任何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都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人出现。秦长卿上书不久后，忽必烈派专人审查阿合马。阿合马对付这样的审查自然是胸有成竹。他有钱有势，可用以行贿，收买人心，又可以仗势摄人。所以，朝中所有大臣都为他说好话，负责调查他的官员也在报告中称赞他的忠诚与干练。
秦长卿的厄运来了。
阿合马立即展开报复行动。他先是把秦长卿提拔到兴和宣德任同知铁冶事。同知铁冶事相当于现在的财务和办公室主任，权力虽然不大，但却相当实用。阿合马所以要把秦长卿抬到这个位置上，就是想让秦长卿有理由接收他泼过来的脏水。果然，不久后，阿合马就诬秦长卿折阅课额数万缗。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历史资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得到事实。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廉洁的秦长卿不可能贪污这笔钱。阿合马的脏水泼出去后，开始动员各种关系，所以，秦长卿入狱后不但没有出来，连自己的家产也被阿合马剥夺。
这是当时的人所共知的一大冤案，当时的清明人士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制造的这场冤案咬牙切齿。真金太子早就与阿合马不合，随着阿合马的日益放肆，真金太子一党都想除掉他。阿合马自然知道自己作恶多端，人人恨不食其肉。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但你若说他提心吊胆却是臆说，大奸大恶之人都有一个优秀的素质，他们敢作恶，就敢快乐的活着。
至元十七年（1279）十一月，元朝的贤相，同时也是太子真金一党的丞相廉希宪重病在身，与世长辞前，太子真金遣侍臣问治道。廉希宪其言也善：“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建议真金太子：“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瘤，不可药矣。”无疑，这段话是希望太子在登基前应该迅速把阿合马除掉。
两年后，阿合马的末日终于来了。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太子真金的崇拜者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将阿合马诱骗至东宫前，王著用一柄大铜锤击碎了阿合马的脑袋，阿合马立毙。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得到消息，很快就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
但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已经知道倘若深度追究，其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料，所以，在诛杀了王、高二人后，不但停止了追查，而且还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
这个喜欢用脏水泼人的人最终得到的下场可谓后世同类人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阿合马所以能在朝中栽赃陷害多人，并且持续多年，他的主子忽必烈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栽赃陷害不仅仅需要泼水者的智慧与权力，还需要权力源泉的庇护和支持。
4、徐兆瑞与东林党
明朝中后期，一位叫顾宪成的官员被同僚排斥出朝廷到了无锡，修复了前人留下的一所书院，名为东林书院。顾宪成为官多年，相交了很多朋友，又因为他是做学问出身，所以东林书院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我们后来所说的东林党。顾宪成在东林学院只是讲学，他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评议时政。略有头脑的人就会想到，顾宪成并不像其他被贬的官员一样受过身体之苦。所以他对朝廷的愤恨并不深，他回到无锡后之所以讲学无非是因为看透了官场是一是非之地。一个具有这样想法的人怎么会回过头来对是非之地大谈特谈呢？假设他总是评议朝政，朝廷难道会任凭他胡说八道而不理？
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当时诸多被贬官员总到他那里听他讲学。这就让人有一种感觉：东林书院是失败者的乐园，大凡失败者对打败他的敌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评价。
但朝廷中的有些不安分的人认为顾宪成就是在东林书院评议时政，还有一些朝臣干脆痛下狠心，将他们定义为“东林党”。被对手扣以“东林党”这个帽子，其实戴起来并不舒服。明时所谓的“党”，文雅一点来讲是派系，团伙；不文明来讲，所谓“东林党”就是在东林书院和与东林书院有来往的那群家伙。所以，这群家伙并不都是仗义之人，并不都是想为天下出力之人。顾宪成就曾在京察中联合吏部尚书打击内阁一派的推荐人，这些后来没有升职或者是被贬的人中肯定有多才刚直之人，只不过是内阁一派，就被顾宪成打击掉了。
他被清除出朝廷后，一心研究学术，对朝廷之事并不过问，直到李三才的出现。李三才这个人很倒霉，他在凤阳作巡抚时给万历皇帝上疏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结识了顾宪成，并成为好友，他很为这个朋友的讲学所为而激动。当朝廷希望顾宪成到南京就职时，他给顾宪成写信，希望他能重新出山。但顾宪成只是一笑置之。
可第二年，由于万历皇帝长时间的断头，内阁大量缺人，时大学士叶向高提议推选阁臣，朝中很多官员推选了李三才。但却遭到工部郎中邵辅忠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几乎可笑，他们认为李三才生活太奢侈。李三才在这方面的确不怎么注意，可这种生活细节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阁臣的正当理由。通过叶向高的解释，我们得知此人正是前首辅王锡爵一党的，而且，此人也知道当年诸多兄弟在京察中落马，完全是顾宪成一伙的东林党人所赐。而李三才又和顾宪成交往甚密，这才是他反对的理由。
一时之间，诸多人站出来反对，诸多人站出来表示赞成。朝廷上下，南京北京仅围绕着一个阁臣问题开始了激烈的争论，由就事论事发展到了个人攻击，再由各人攻击发展到了派别之争。
一个李三才竟然引动了整个大明帝国两京的大臣们打嘴仗，真是毫无天理。远在无锡的顾宪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出于好意——别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给当时的叶向高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和李三才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对这位朋友很是了解，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对得起阁臣之职。
先接到他信的是李三才的好朋友御史吴亮，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居然把这封信抄在了邸报上，遍递各衙门。无疑，这激起了那些反对李三才入阁的人的愤怒。他们认为，顾宪成以一介草民，居然敢干预政事，简直是大逆不道。
不过，在这个时候，关键是打胜李三才入阁这一仗，至于顾宪成，随便牵扯进来就是了。几天后，反对声最高的御史徐兆瑞忽出奇招，认为东林书院干预朝政，并给其命名为“东林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