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来拜学的还有蒲城王省庵等人。王省庵也是明末清初的一个隐士，他专攻“性命之学”，颇通医道，同时对理学也有研究。康熙二年（1663）王省庵来到盩厔拜访李二曲，同样也要以师礼待二曲，但王的年龄实际上比李要大很多，所以李竭力推却，至此两人结为好友，互相切磋学问，共同进步。有一次，有个人得了食积的毛病，来找王省庵，王让他吃了几颗消积保中丸。这时二曲先生说：“凡是痰积、食积的毛病，只要几个丸药就可以治好了，但是骨董积靠药物是治不好的。”借此机会，他便阐发了他的“骨董积”说，这也是二曲心性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他所说的“骨董积”便是一切妄念之根源，如果这些“骨董积”不被消除，则不能入静，不能入静，则一整天都会在纷乱的思想状态中生活，而这样自己又不能觉察到自己心中的杂念，也就体认不出心性之本体。从医学上升到心性之学，让在场的人无不惊叹，且又纷纷内省，若有所悟。
随着其声名的不断扩大，李二曲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盩厔一地，而开始向外扩展了。
开坛讲学
李二曲讲学，正式开始是在康熙九年（1670）他去河南为父亲“招魂”的时候，但在此之前，他还有一次出游，虽没有公开讲学，但每到一处，也是求学者甚众，所以也有必要提一下。
清康熙七年（1668）四月，同州的耆儒白含章、王省庵让人来接二曲先生，关于这次东行，他还作了《东行述》一篇。这次二曲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且众多求学者不管年龄高低，对其都行以师礼，可以说是赚足了面子。
康熙九年（1670），李二曲在母亲三年丧期服满后，决定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在给父亲招完魂后，他便开始了一边游历一边讲学的生活。
有一次他住在一户人家，户主叫刘安石，是色目人。他看到二曲器宇非凡，十分诧异，待到和他交谈过后，更是暗暗称奇，于是就和族里掌管教育的人说：“这个人学识颇有渊源，定不是一个寻常人！”于是族人争相向其行以师礼，并盛情邀请他共游礼拜寺。在游寺的时候，他们一群人一起拜天，二曲就对他们说：“事天之实，在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合天理，小心翼翼，时顾天命，此方是真能事天。若徒以礼拜勤渠为敬天，末矣！”一席话说得众人无言以对，心服口服，皆“怃然拜谢”。之后又“作礼问道，彻夜不散”。
接着二曲便一路南下，从河南经扬州到了常州。常州有他的老朋友骆钟麟，二曲先生到常州的时候，骆一直跑到郊外来迎接。当地人知道是李二曲来了之后，前来问学者一天比一天多，一时“巨绅名儒，远迩骈集”，甚至一度他的寓所都容不下前来问学的人，真可谓盛况空前。当地耆儒吴光感叹道：“斯道晦塞极矣，今日之盛，殆天意也！”在常州期间，他自然要跟老朋友骆钟麟有一番交流，他们二人经常秉烛夜谈，二曲以“移风易俗、明学术”为匡时之第一要务来勉励骆钟麟，骆则将其讲学的内容汇集、整理成《匡时要务》。
此后，二曲先生又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等。
在巡回讲学的过程中，有要设宴宴请二曲的，有各具礼币展谢的，这些都一概被他辞却了，自始自终他都没有收过一钱一物。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即使孔子教书讲学，还会收些束修之类的东西呢，先生又何必推辞呢？”二曲酒认真地回答道：“我又不是孔子，而且孔子道德高尚的行为我们不去效法，为什么偏偏要效法他取财这一样呢？”众人听了更加敬佩二曲的操守人品。
就在二曲准备离开常州、返回陇西的时候，从他的好友骆钟麟到常州城中的普通百姓，都试图挽留，更有人上书劝其留下，书云：“宇宙总一家，亦何必终日戚戚，思恋故乡，弃从游于中道耶？”但二曲仍以“久违先陇，痛切于心”为由回到了陕西，这个时候已经是康熙十一年（1672）。
在李二曲返回陕西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1673），他又在当地展开了讲学活动，这次的阵地是关中书院。当时的陕西总督鄂善在做巡抚时就十分仰慕李二曲的学识人品，而其从政的风格也主张风俗教化，于是他很想请李二曲出山协助。但他知道这个李二曲是从不住在城市里的，更不会屈身总督府中，他就将当地本来废弃了的关中书院修葺一新，同时召集各郡的文人儒生到书院来，让他们共同请愿，请二曲先生开坛讲学。这样鄂善便可以正经地来聘请先生了。起初李二曲也是力辞不就，但架不住鄂善的三番五次敦请，最终还是答应在关中书院开坛讲学。
当时关中书院有个钟提学看到李二曲身上穿的是宽衣薄袖的衣服，很不合时宜，就命人特地为了做了一套小袖窄袍的官服送给他，二曲先生收到之后笑了笑就藏了起来，去讲学的时候仍旧穿那一身“宽衣薄袖”。等到钟提学们看到他仍穿原来那身衣服的时候都十分惊讶，这时二曲先生解释道：“僕非官僚绅士，又非武弁营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宽衣博袖，乃庶人常服，僕本庶人，不敢自异。且庶人无入公门之理，区区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尝投足公门，今进书院，诸公见顾，断不愿破戒报谒。”这一席话可以说是有礼有节，给在场的那些降清的汉官们先上了一课。
李二曲在关中书院讲学受到接待的规格应该说是相当高的。当时上至陕西总督，下到抚军、三司及藩、臬各级别官员均亲自到场迎接，在书院中，其住的地方特改名为“明道轩”。第二天正式开讲的时候，除了个级别大小官员外，还有当地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中上千余人，听者都环着二曲先生，毕恭毕敬地站着。同时二曲还为书院立了《学规》、《会约》，大致就是讲学期间的一些规章制度，以约束礼仪，整束身心。如此，李二曲一讲就讲了三个月，每次讲学都是座无虚席。
关中书院本是由冯从吾创办，但自冯之后，书院就日渐衰败下来，那些以前侍奉过冯少墟讲学的人看到如今的盛况，便感慨道：“讲会已经好久没有举办了，如今因为先生的到来才重得以新振兴。”就在讲学的过程中，李二曲还汇辑了冯从吾生前著作，编成《少墟全集》一书，并托付当时的新提学洪琮出版。
李二曲在关中讲学的时候还力主讲学的自由，他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这和当时清政府钳制民众思想的政策显然是对立的。只不过考虑到他在汉人文士心目中的影响，清政府也不好说什么了。
威武不能屈，绝意仕进
在关中书院讲学近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推荐二曲入朝。其实鄂善并不是不知道李二曲不仕新朝的态度，但毕竟这是地方上的一名“高贤”，倘若不向朝廷举荐，回头朝庭给他们来个失察之罪那也是不好消受的。于是鄂善便和抚军私下商量，瞒着李二曲上了一道奏疏给朝廷，向朝廷正式举荐关中李二曲。从此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应付朝廷的征召、地方官的催促。
这年九月，得知自己被鄂善推荐给朝廷后，他当即上书给鄂善，一再辞谢，不过此时已经不是鄂善能说了算的了。十一月，抚军接到圣旨，催促二曲尽早启程，又被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次年四月，朝廷又下旨征召李二曲，而且这次是兴师动众，要求总督、抚军亲自将其送往朝廷，因而各级官府对其催得越发紧了起来。起初他仍然以腿疾推辞，七月份正值霖河水暴涨的时候，他又让自己的长子慎言冒险涉水，到司部去说明自己的病情，但那些官员们根本不听，甚至还要将其抬过来验证它是否真的有病。八月初，县里的衙役果然抬着竹榻来到书院门口，要将其抬到司里查验。一时在乡间传为奇事。司里听他说是因为腿麻痹不能行走，就要用锥刺他，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腿疾，好在有个朋友替他解围，这才免了锥刺之苦。
锥刺是免了，但催檄仍是不断，而且来催的胥吏也是一次比一次凶狠，这时他儿子慎言被逼不过，只好答应，说暂且回去准备一下行装然后就启程。回家后本想继续以腿疾为由拖延，但官府哪肯依，最终还是强行抬着李二曲起身赴京。在走到城南的兴善寺时，李二曲终于忍无可忍，拔出剑来以死抵抗，誓不前进半步。这时督院知道不可强为，只好上书吏部说李二曲实在病重，不能动身。随后吏部便批复说等李二曲病养好了再将其送到京城。
这次辞征，二曲先后上了八次书，再加上被人在竹榻上抬来抬去，可以说是被弄得疲惫不堪，因此回家过后，他便“闭门不复见客”，还撰写了一篇《谢世言》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此后鄂善又来过二曲的家中，仍想劝其应召，他便拿出《谢世言》给他看，这才作罢。
但事情远还没有结束，由于有一道“疾痊起送”的圣旨在那，因此每年上面官府都要来查催一次。康熙十七年（1678），兵部主政房廷祯又以“海内真儒”向朝廷推荐李二曲，说得是“文学与德行并重”的“大儒”。这下朝廷催逼得就更紧了，任凭李慎言怎么到衙门去哭诉父亲的病情如何严重，府吏只是不听，抓紧安排送李二曲进京事宜。很快他们又将李二曲抬到了盩厔南郊的大雁塔，只因其病情加重，只好暂停休息。这天，关中另一大儒李因笃前来向他告别。李因笃也是朝廷征召的重点对象，清开博学鸿词科后，有人向朝廷推荐了他，此后朝廷便一次次征召他进京，被逼不过只好答应了朝廷的征召。此时他看到李二曲坚持不肯赴京应召，而负责护送的官吏们已经很不耐烦，便劝他暂时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到了京城再说。一时其他人也都这样劝二曲，让他保全性命要紧，这时李二曲却笑着说：“人生终有一死，患不得所耳。今日乃吾死所也。”接着便开始绝食，仍然是宁死不从。这次绝食，他整整进行了五个昼夜，并且都将身后事一一安排妥当。府官见其意志坚决，怕闹出人命来不好交待，无奈之下只好以病重为由回覆上差。此后官府仍每月来检查它的病情，以等病情有所好转再行起送。
李二曲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当时的关中反清志士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丹阳的贺麟征就感叹道：“关西夫子坚卧养疴，正是医万世人心之病。移风易俗，力振人纪，有造于世道不浅。”虽然李二曲没有像顾炎武、黄宗羲等直接参加过抗清的武装斗争，但他以一个文人特有的方式对清朝做了最大程度的反抗，也对故明尽了最大的忠，他还从精神上鼓舞了当时的抗清志士，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领袖。“关中铁汉”这个称号也是名至实归。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此时的李二曲已是七十七岁的古稀之年。这年冬天，康熙皇帝圣驾西巡，听闻关中李二曲的盛名，便传旨召见。由于年老体衰，卧病不起，他便让自己的儿子李慎言前去呈请，并以《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两书上奏康熙。康熙就亲自书写了“操志高洁”的匾额赐给他，以示“褒奖”。后来康熙从五台山来到陕西巡查，特别命令当时的陕西督抚，说盩厔李二曲先生是当代大儒，一代圣人，他一定要亲自去拜访二曲先生，以示国家对儒生的重视。李二曲知道这是康熙皇帝在做最后的努力，于是他仍表示自己卧病在床，无法接驾，这是想让康熙帝知难而退。但康熙却表示没有关系，甚至要亲自来探望生病的李二曲，并且很快就到了盩厔的邻县。这下可把李二曲难住了，康熙和陕西各级大小官员来到自己家中探病，如果下跪，则表示臣服了满清，自己一生苦苦保持的名节可能毁于一旦，如果不跪，则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为难的同时他再次打发李慎言面圣，向康熙说明父亲的病情。这时，聪明的康熙也知晓了八九分，就不再勉强了。其实康熙爷心里也很担心，万一他到了李二曲家，李对其一顿大骂，那他该如何处置？杀了，会引起天下读书人的不满；不杀，则有辱皇室的尊严。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安慰了李慎言一番，并交代地方官员妥善照顾李二曲，同时还开玩笑似的对手下官员说自己因为做了皇帝，不能像这些官员们每天可以向李二曲请教学习，实在是遗憾。
再过二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关中大儒”二曲先生便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九岁。
自甲申之变李二曲十八岁算起，他在明朝只生活了十八年，度过的是他的童年、少年时光，而他在清朝的岁月整整有一个甲子，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在清朝度过。但他一生都以明朝遗民自居，不想向清朝廷低头臣服，恪守着作为一个遗民的道德底线。
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坚持与执着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甚至会很傻，但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身处贫穷忧患而志气不移、身受清廷威逼而气节不改的个人品质却是怎样也不会过时的，“奇才杰士”、“北方真儒”等称号他自然也是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