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黄宗羲是忘年之交，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共同的抗清斗争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但十六年后却分道扬镳，互相攻讦；他为了不仕清廷，剃发做了一个“不参宗门，不将义录，有妻有子，吃酒吃肉”的和尚；他主张反清，著书立说，却在半个世纪之后因“曾静案”被清廷“开棺戮尸”，蒙受千古奇冤。蔡元培先生曾撰一联：“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可以说这正是吕留良一生的业绩风范。
都是文字狱惹的祸
清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733年1月27日），在历经四年的“调查、审判”后，清廷宣判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吕留良案”：
吕留良、吕葆中俱着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傥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变价充本省城工之用。
从判决可以看出，吕留良一家几乎是遭到灭门之灾，上至已经入土之尸，下至尚在襁褓之孩，皆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其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处置之严厉，实在为清建国三百年所仅有。更为奇怪的事这时此案的当事人吕留良逝世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是什么原因让清统治者对一个死人还不放过，仍要对其挫骨扬灰，将其子孙斩的斩，发配的发配呢？这一切都要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说起。
雍正六年（1728）九月十三日，时任清朝川陕总督的岳锺琪收到一封书信，送信者自称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曾静的化名）的徒弟张倬（张熙的化名），而这书信也不是一般的书信，其内容是要策动岳锺琪武装反清。岳看事情非同小可，在看完书信后当即就将张熙拘捕。那这个曾静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要来策动岳锺琪武装反清呢？
曾静，湖南永兴人。据清《大义觉迷录》记载，他家虽“十代积善”，却仍然是“家事单寒”；虽然他“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却总是应试不第，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失意文人。在屡试不第后，他便愤而读书授徒，不再热衷功名仕途了。就在这时他偶尔看到了吕留良评点的时文选本，慢慢开始接受了吕德“华夷之别”等主张。与此同时，曾静在社会上听说雍正有害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色、酗酒等十大罪恶，于是便认为雍正是一个篡夺皇位、不仁不义的暴君，还要推翻这个暴君对汉族人的统治。但作为一个书生，他自己本人又不可能去推翻已经是江山巩固了的大清王朝，只好借助那些手中有权、有兵的人物来实现自己的“大业”，于是乎，他便瞄上了川陕总督岳锺琪。
曾静选择岳锺琪作为自己的策反对象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岳锺琪在雍正元年（1723）至二年（1724）曾辅佐过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卜蔵丹津叛乱，被封为三等公。而在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被贬黜、处死后，他很快就升任为地位重要、握有重兵的川陕总督。所谓树大招风，跟他曾经的主子一样，岳锺琪很快就遭到朝中部分官员的攻击、陷害，说他是岳飞之后，想要报当年金灭宋之仇，后来这种说法又传到民间，于是雍正帝也对其起了疑心，想要削夺他的兵权，可以说也是处在危险之中。正是如此，曾静看到了他被策反的可能，于是就修书一封，令其弟子张熙送给岳，信上称岳锺琪为“天吏元帅”，而且说他“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也难怪岳锺琪要将张熙当即拘捕了，本来就因为这个岳飞后裔让雍正帝对自己起了疑心，万一这封信被别人知道了有口也说不清了，于是他一方面开始审讯张熙，想要揪出叛首，另一方面立即上书雍正，以争取主动。事实证明岳的做法是对的，只是可怜曾静、张熙师徒下错了赌注。
就在拘捕张熙的当晚，岳锺琪会同按察使硕色等人就对他进行了突审，起初是“命坐待茶，蔼言相接”，企图使其诱供，不料张熙咬紧牙关，始终不肯透露半点信息。之后，陕西巡抚西琳道来，三人同时审讯，他们见诱审无效，便对张熙严刑拷打，只可惜仍是一无所获。
可惜张熙虽经受得住严刑拷打，却没办法跟这些人斗心机。第二天岳锺琪便换了副嘴脸来诱讯张熙了。他对张熙说：“你们这些游说之士的话我怎么敢轻信呢？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有人让你来试我对朝廷的忠心的呢？所以我昨晚不得不对你动刑，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张熙回答道：“你昨天既然那样对我，我现在也是不敢相信你了！”这时岳锺琪又狡辩道：“那我也要将事情的利害说给你听，你昨天就不该当众将书信给我，更不该一见到我就含糊其辞，不说实话，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我才对你动以刑讯。昨天我看带你视死如归，颇有大节，我这才来诚心与你谋划。你必须如实告诉我实情，这样我才能相信你。”此时张熙仍然还不敢相信，于是他又说：“自古以来，都是因为适逢乱世，天下多变，方有人起义谋事，而如今天下太平，并没有其他一省有所举动，而你的师父夏靓唯独让我陕西一省冒昧起事，那又有谁在哪接应？又有哪些人一起举事？如果真是要用并的话，这些情况你都说不上来，可见也没有什么远的见识！”张熙遂回答道：“这并不难，只要你有起兵的凭据就行。”接着就将曾静关于起兵反清的部署一一告知了岳锺琪。于是岳便假装答应举兵反清，此间他将此事详细奏明了雍正帝，雍正还给他出谋划策。接着，岳锺琪和张熙结拜为“兄弟”，并十分“内疚”地说前几次对其审讯时动以大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做给其他官员们看的，这让张熙很感动，随即说出了其师父曾静及其好友的姓名及住址。
根据张熙供出的名单，清廷很快就开始了抓捕行动，将所有涉案文人一一抓捕归案。但当对所有案犯审讯之后，朝廷才发现案情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几个不怕死的书生在那活动，没有武装，更没有部队，远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会是一个大的谋反案。
但雍正帝不想就这么罢休，他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他还要好好整饬一下“绅衿士庶”的“不良”风气。因此，处于政治的需要，原本没有什么可说的“曾静案”逐渐牵出了满清第一大文字狱案——吕留良案。
上面曾说到，曾静在接触到吕留良评点的时文选编后，就逐渐开始接受了他的“华夷有别”的思想主张。他还曾经在雍正五年（1727）命自己的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这次张熙来浙江，就专门到吕留良的家中访求书籍。当时吕留良的幼子吕毅中见其上门求书，就很爽快地将其父亲平生所著的诗文赠与了张熙，而这些诗文中自然有很多“愤懑激烈之词”，同时，张熙还拜访了许多吕留良的弟子如严鸿逵等，也得到了不少吕留良的诗文书籍。于是这些书籍都被张熙带到了湖南曾静家中，而曾静从此也更沉溺于吕的学说之中。很自然，曾静案发后，这些吕留良的诗文书籍都被搜了出来，吕留良本人也被定为妖言惑众的“总头子”，雍正帝便要拿他一家“开刀”了。
当时曾静师徒为了自己保命，可以说又将吕留良一家往火坑里推了一把。曾静的口供说：“吕留良在其书中凡有讥讽本朝之处，都是假托《春秋》之义，借孔子的口说出来，这就让我们这些愚人不得不信。”其弟子张熙也说吕留良就是靠评点时文来向士子们宣传他的反动思想，而多数读书人也被其迷惑，通过那股妄评朝政。就这样，本来已登西方极乐的吕留良又被硬生生地给拽回来，卷进了一场前所有的政治斗争中去，成为了雍正帝的政治牺牲品。
“吕留良案”中受迫害人员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而曾静师徒二人却安然全身而退，转而成为一个现身说法、美化雍正及清王朝统治、鞭挞吕留良等人的政治工具，继续为雍正帝整饬士绅们的不良风气而效劳。只是好景不长，雍正死后，乾隆即位的第二个月就将这两个人凌迟处死了。
只是吕留良一家所受的不白之冤又跟何人去诉？
甲申前后
甲申之变发生的那一年，吕留良才十六岁，正是读圣贤书、考科举功名的年龄。他接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教育，当时，读书人只有读四书五经，写制义八股，才有可能中各举人、进士什么的，以光宗耀祖，个人高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吕留良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接触到了朱熹的学说，从此他便对朱学笃信不疑。他在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某窃不揣，谓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又窃谓朱子于先儒所定圣人例内，的是头等圣人，不落第二等。”直接说出了自己对朱子及其学说的信仰。在他眼里，读朱子的书，不一定能成为圣贤，但入果不读朱子的书，则是肯定成不了圣贤的。
就在他想要平静地学习朱子之学时，动乱的明末时局却不会让他平静。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万寿山；四月清军入关，李自成北京称帝；五月，清军入据北京，建立清朝。不到三个月时间，江山易主，外族入主中原，大明三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吕留良听到“亡国”的消息后不禁失声大哭，哭声震天。有人劝他说：“庄生何太自苦？”他正色回答道：“今日天崩地坼，神人共愤，君何出此言也？”
这时候经历着亡国之痛的吕留良便开始思考文章为什么不能报国。虽然年纪尚轻的他不能想出根本的答案，但他已经开始看不起章句之学了。就在这一年，他尽焚少作诗篇，一心要做一个忠于大明的遗民。在那时候的江南，士子们看到抗清不断失败，复国逐渐无望，于是纷纷弃儒服，焚诗稿，或归隐，或逃禅，拒绝进入城市，因此吕留良焚诗作用意也是很明显的。
在这几年里最让吕留良伤痛的就是其侄子宣忠的英勇就义。宣忠曾以诸生身份授参将之职，跟随吴易的抗清队伍反清，后来还擢升为总兵，吴易兵败后，他便隐居在洞庭山中，不久因回来探望病重的父亲而被捕。被捕之后，他慷慨不屈，当堂不跪，并对堂上清朝的官员大加谩骂。堂上衙役“捶其膝至碎”，而宣忠仍然没有下跪，他大声说道：“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做些事，即今死犹后。”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吕留良给他送行，叔侄两个谈笑风生，没有半点生离死别的颜色，宣忠还不时地向路边众人喊道：“今乃大明义士报国之日，诸君何不一观乎？”临刑时则大呼：“今日可以报先皇帝矣！”
宣忠死后，吕留良突然“咯血数升，几绝”。失去侄儿，让其痛不欲生。他在《手录从子谅功遗稿》一诗里就表达自己的痛苦心情：
比向当年一半遗，书成涕泪欲何为。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
当时满清统治者在江南强行推行薙发令，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同时统治者还在汉族士人中推行满族的官服，吕留良就曾在诗中感叹道：“风俗暗相易，衣冠渐见疑。”可见当时他仍穿着明朝的服饰出入，虽然已经渐渐变得不合时宜。吕心系旧明的不舍之情可见一斑。
一直到顺治五年（1648），吕留良的内心仍是极度苦闷，“霜禽号异域，露叶泣非时。遇物皆成叹，为心那不悲”，正是一个遗民心情的真实写照。
“失脚秀才”
明亡后，吕留良曾经焚烧自己少时所作诗稿，以表其作为遗民的心志，此后他也一直以明朝遗民自居，还写下了许多讽刺、抵抗清朝的诗作，但就在顺治十年（1653）他二十五岁时，却考取了清朝的秀才。后来他把这次考取秀才说成是他人生的一次“失脚”。
据张符骧《吕晚村先生事状》中记载：“先生悲天悯人，日形寤叹。而怨家狺哞不已，昵先生者咸曰：‘君不出，祸且及宗。’先生不得已，易名光轮，出就试，为邑诸生。”由上可以知道吕留良当时出来考秀才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而且还是化名为光轮参加的考试。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对其秀才的经历并没有加以太多的苛责，反而吕留良自己曾一度现在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中不能自拔。
虽然现在已经不太清楚吕留良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考试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长子公忠曾回忆说“每试辄冠军”，后来即使雍正也在《上谕》中说：“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吕留良的应试之才。
当然，吕留良在考试之前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首先阅读了一些时文家的书稿，开始学习八股文的写作章法，继而自己整理笔札，研习“四书”，自己动手写作八股制义。正是这段时间对八股文的接触，使他和这种文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评点诗文，出书、卖书，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而他自己参加科举考试大获成功似乎也为他后来出评点时文之书做了一个活广告，当然这是后话。
在这次考完试取得秀才的功名后，他便背着这个秀才的名分悔恨、痛苦了十几年，他在以后的诗作中多次以“失脚”来比喻这次出试，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失脚下矶今欲返，船过为报富春渔”（《喜高辰四至遂送之闽》），“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耦耕诗》）等，这些诗句中处处表现出诗人内心无尽的悔恨。
康熙五年（1666）春，朝廷里的学使者到嘉兴课试诸生，当时石门县的教谕是陈执斋，他陪同学使者一起课试当地的诸生，而吕留良作为石门县的一名诸生，自然也在被课试之列。这对吕留良来说正是甩掉背在身上十几年的包袱的大好机会。于是他早早地就跟陈执斋说：“我从此以后不想再做诸生了，请您把我除名吧！”接着他将事先写好的《耦耕诗》拿出来给陈芝斋看了，诗中既流露了当年一朝“失脚”的悔恨，又表达了自己如今宁死也要保守名节的决心。接着他又说即使我进去参加课试，我也不会写一个字，即使要受到杖罚，我也在所不惜。陈执斋了解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又看到吕留良如此坚决，只得感慨道：“这就是古代的圣人也很难做到啊，真遗憾我以前虽然知道你但并不了解你！”遂同意了吕留良放弃诸生的请求。
在得知陈执斋答应自己的请求后，吕留良欣喜万分，当即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古来好事何当比，驮得红颜大漠归”，将自己放弃诸生与当年蔡文姬归汉相比拟，十分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脱离清朝科举藩篱的喜悦之情，同时又极具“华夷之辩”的色彩。
当时乡人得知他被除名，纷纷大骇，都替他惋惜，而只有他一人“怡然自快，归卧南阳村”。
他终于可以没有包袱地做他的遗民去了，其他人又怎能理解呢！
出书卖书的“儒商”
吕留良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八股文了，而真正对这种文体有所研究，并有意识地研究写作章法则是在他顺治十年（1653）准备考秀才的时候。他在考试中的突出表现说明他对这种文体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运用能力，而他自己也注意并发掘了这方面的才能，因而为自己思想的传播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