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末文坛的著名诗人，所谓云间代表，几社名流；他是明末实学思潮的主将，《皇明经世文编》的问世是江南学者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成果，并直接促使顾炎武的转变；他又是一名抗清志士，亲自组织义军抗击清朝，直至被俘；他被捕之后更是坚贞不屈，跳水殉节，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在种种抗清的努力失败之后，诗人陈子龙以自沉的方式顾全了对明朝的“忠孝大节”。
坎坷的求仕之路
在大明王朝气数将尽的那段日子里，已经考取进士的陈子龙在浙江的绍兴府任推官，从崇祯十三年（1640）到崇祯十七年（1644），一做就是四年，直到明亡前夕，可以说是政绩斐然。
明末的文人不管起初是多么放荡不羁，书生意气，但最后似乎又都不约而同地回到科举这条路上来。他们都胸怀报国大志，要想报国，必先做官，要想做官，唯有科举。只是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度已经腐化、僵硬，八股制义根本就起不到选拔人才的作用，因而真正有真才实学者往往都科场失意，报国无门。陈子龙的科举之路同样也充满了坎坷。
其实早在天启六年（1626）陈子龙十九岁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就已经被夏允彝等发现，同辈的推崇和赞赏让陈子龙更显得颇为自信，就在这一年的府县考试中，他表现突出，补为博士弟子，通俗点讲，他已经是秀才了。
当时文人结社的风气很盛，在江南有两个影响很大的文社，一个是太仓张溥、张采二人创立的复社，另一个就是松江陈子龙、夏允彝创立的几社。陈子龙既名列复社，又是几社的创始人，其在社会上的声望、影响迅速提高。这些文人先是谈诗论文，继而由诗文论及国家政治，一时间江南文人参政、议政风气甚浓，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以说很好地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当然陈子龙绝不会满足于纸上谈兵，他要通过实际的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于是他选择在科举路上继续走下去。
崇祯二年（1629）六月间，陈子龙和夏允彝一同到南京去参加这一年的乡试。在准备考试之余，他们得以游遍南京各处的风景名胜。在八月份举行的考试中，陈子龙以第七十五名录取，夏允彝也同榜录取，从此两人便成为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进了一步。中举对当时的士人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就像现在的中考一样，没有举人的身份是不可以参加进士的考试的。第二年，陈子龙和夏允彝两个人便一起赴京参加会试。
会试是在崇祯四年（1631）的春天举行的。如果说前两次考试陈子龙还算顺利通关的话，这次可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考试考的是《诗经》，主考官是周延儒、何如宠。当时各房阅卷的房官看了陈子龙的试卷都十分欣赏，将其推荐给了主考官周延儒，周看了之后也是十分满意，但试卷上房官们的涂抹却让周延儒很是为难，迟迟不敢下决心录取。周本人也是南京人，其外甥吴昌时更是陈子龙在复社中的朋友，所以周不能不有避嫌之顾虑，因为一旦录取了他，万一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主考官和应试的举人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关系，那样自己可就说不清了，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周考虑再三，还是搁下了陈子龙的试卷。就这样，陈子龙遭遇了科场的首次失败，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次，与他同去的好友夏允彝也没有高中。
这次会试落榜后，陈子龙回到家中，继续过着书生的生活，但此时他的生活里不再是只有些诗词歌赋和一些空谈了。在北京的一年使他对国事、国情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家中写了许多政论性的文章，如《中州灾异对》、《求自试表》等，这些文章敏锐察觉到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解决方法。他甚至还一度想过上书朝廷，后来在其好友陈继儒晓以利害的劝说下才作罢。可见此时陈子龙已经处于由文士向志士的转变之中，从此，他便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孜孜探索，奋斗不息。
崇祯六年（1633）陈子龙再次进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这次与其同去的是好友宋徵璧。此时在朝廷当权的是大奸臣温体仁，这是一个“外曲谨而内猛鸷，机深刺骨”的人物。陈子龙在北京看到许多时局弊端，却只能是一肚子牢骚没地儿发。次年参加会试，陈子龙又一次名落孙山。两度打击使本来信心十足的陈子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回到家中他便闭门谢客，将自己深深埋首于故纸堆之中。
但这种消沉的日子并有过多久，崇祯九年（1636）年底，陈子龙又要再一次北上考试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论陈子龙有多大的才华，无论他曾经是怎么的傲视一切，但他怎么也逃不过科举这一关，而且唯有通过科举，他才能实现自己为国家出力的抱负，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悲哀和无奈。这次同去的也是复社的几个朋友，一路上倒还不寂寞，他们还在路上过了新年，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元宵节了。
这年会试，陈子龙和夏允彝等人都通过了，在会试之后便是殿试，殿试的成绩陈子龙是三甲十七名，夏允彝是三甲一百十八名。从举人到进士，让陈子龙三上北京，花费七年的时间，其实这在科举的历史上还是不算多的。但由于陈、夏的成绩只是第三等，因此只能发往各部或地方，从最底层的小官做起。而中进士后的陈子龙在其老师黄道周的影响下，也愈发变得忧国忧民了，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经常见到的就是对时局衰微和民生艰苦的呼号。
崇祯十三年（1640），陈子龙在丁完母丧后备朝廷分配到浙江绍兴府任推官之职，在这一干就是四年。推官就是司法官，是专管审判、检察的官。由于职务的关系，陈子龙经常要到浙江的省会杭州去，而在杭州，有一个权势倾城的内监崔磷，在杭州专管盐务，当时杭州城内大小官员都要来巴结、拜见他。因为在当时，内监就相当于是“内相”，其地位和权势远远要高于大学士。但陈子龙每次因公到杭州都从不去谒见崔磷，当时就有人“提醒”他说：“你还是去拜见一下的好，不然对你没有好处的。”对此陈子龙回答道：“让我去给一个太监屈膝下跪。那还不如让我回家的好，至少回家还有一条活路。”在陈子龙看来，给这样一个太监屈膝下跪，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他宁愿丢官回家也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其耿直的性格可见一斑。好在崔磷不久便离开了杭州，陈子龙也没遭到报复。
不久，绍兴府诸暨县的县官出了缺，浙江的布政司就将陈子龙派遣到诸暨去署理县里事务。其实这个诸暨县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这里地处山区，已经连续五年遭受水灾，因此人民的生活是困苦不堪，鸡鸣狗盗、打家劫舍之事层出不穷，治安状况相当差。但陈子龙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到任后，先把关在大牢里的土豪们找来谈话，让他们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而要求他们检举盗贼，将功赎罪。后来他又进一步推行了这个做法，在诸暨实行保甲、连坐制度，要求人民连环互保，很快这里的治安就稳定了下来，陈子龙可以说是政绩显著。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陈子龙在从杭州会诸暨的路上恰逢大雪封山，山路被大雪切断，这时陈子龙看到路上一群又一群的饥民肩上背着米袋，手里拿着长刀，向诸暨县城进发。陈子龙预感事情不妙，于是停下车来问那些难民：“你们准备怎么样？”那些百姓虽然知道眼前的人就是陈知县，但也并不惧怕，只是说：“家里没有粮食了，店铺也不开市，我们想到城里大户人家分点粮食。”起初陈子龙想要劝解他们，告诉他们这是犯法的。但这些百姓也都是被逼的，不起来反抗，结果也只能是饿死，所以这时哪还会考虑什么犯法不犯法。陈子龙见劝说无果，便迅速赶往县城，当即逮捕了一些带头的“乱民”，同时还把城郊的义仓统统打开，按照米价的七折出售，这才止住了一场纷乱。对陈子龙逮捕乱民的做法我们现在不能苛责他，他毕竟是地主阶级，并且他对难民采取的并不是一味的镇压，也并没有不给难民一条活路，而且一旦真的纷乱起来，最后吃亏的还将是那些难民。但从处理手段和效果上讲，陈子龙的理政、应变能力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当然，署理诸暨知县只是临时的，陈子龙在绍兴的本职工作仍是推官，主要还是处理当时的民事及刑事纠纷。与别的官员威灵显赫、作威作福不同，陈子龙在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摆“官谱”，而是深入到百姓当中去，长此以往也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今天看来，就是一个亲民的好官。他自己也曾记录自己办案的情形：“予性坦易，少威仪，不立章程，小民可以不时见，讼狱以数言决，每以善言解谕之，使各悔过以去。苟非大过，鞭扑之声，竟月不闻也……”可见陈子龙办案，重在说理，而非动刑。
此后，陈子龙还成功平息了浙江东阳许都的叛乱，招抚了叛首许都。
由于在任上成绩突出，是一个人才，崇祯十七年（1644）的时候，朝廷便考虑要将其调到北京，后来经人推荐，被授兵部给事中一职，巡视两浙兵马城池。
上书言事，尽心尽职
调往京城供职，这原本是让每个官员都乐于从命的喜讯，但陈子龙在这个时候接到任命心里却是忐忑不安的。当时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有关北方时局的坏消息就不断传来，只是由于道路堵塞，三月份北京城陷的消息还没有那么快就传到陈子龙的耳中。
四月十三日，北京城破、崇祯自缢身亡的消息才传到留都南京，当时全城震动，人民沉浸在亡国的悲痛之中。而南京城里的备用领导层也开始运转，着手选取新的国家领导人物，重建领导核心，以南京为中心，继续抗击农民军和清军。而此时在上任途中的陈子龙只好又折回松江家中，相机而动。
不久，南京弘光政权建立，福王朱由崧被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为新帝。五月份，陈子龙便接到弘光朝廷的诏书，仍任其为兵部给事中。明朝的六部又附有六科，其中都给事中又称为科长，给事中称为科员。不过这里的科长、科员跟现在公务员系统中的那个无足轻重的科长、科员可不太一样。因为这里的科是六部独有的，是六部的监察机构，科长、科员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只是职务名称的不同，他们对于所主管的部里的事务和国家大事都有同样的发言权，其上书言事也可以“直达圣听”。
陈子龙接到任命诏书后随即赴南京就任，而在任期间，他也充分利用了朝廷给他的发言权，上书言事。
这年六月份他上《募练水师疏》，七月份上《中兴大本疏》，接着又陈《自强之策疏》。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便是《自强之策疏》。当时陈子龙看到南京弘光朝廷建立之初，内部就充满了矛盾纷争，上下不能齐心协力抗敌，而朝廷号令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东南一隅，这样北图中原的大业很难实现。但如果在东南一带保存实力，专注发展，同时上下齐心，君臣同力，那么以后再趁机恢复中原、争取统一，也不是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陈子龙决定上书朝廷，陈以利害。
在这篇疏当中，他非常详细地谈到了朝廷应当如何收拾当下残败的时局，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其中的许多建议都反映了陈子龙卓远的见识。如当当政者的眼光还仅仅局限于江南一隅的时候，他的眼光已经看到了荆襄、川陕等地的战略地位。他还建议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再建立一支由福建到浙江再到南京的水师，且水师需以三地之人力共建。可以说这些建议都超越了当时的时局，是为弘光小朝廷谋长远之计。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的两篇有名的文字，一个是贾谊的《治安策》，一个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的《隆中对》不就为刘备勾勒了一个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蓝图么？只可惜陈子龙却没有当年诸葛亮在朝中的地位，又怎么会有人真去听一个从七品的小官的言论呢？
但陈子龙也没有因为朝中没人听自己的建言就动摇自己的决心，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七月份他又上了一个《直陈祸乱之源疏》，在这篇疏中他指出了崇祯朝六个祸乱之源：一曰辅臣容悦之患；二曰诸司贪冒之患；三曰门户纷角之患；四曰士节卑污之患；五曰号令数更之患；六曰法令太拘之患。陈子龙正是本着以史为鉴的态度，对崇祯朝的覆灭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反思，更是给当下南京小朝廷的统治阶层敲响了警钟。
不久，南京政权见形势每况愈下，恢复旧日江山已不太可能，朝廷上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想跟清政府通和，企图划江而治。而此时清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对南明小朝廷的政策，在发布的布告中，清政府承认南明政权的存在，并提出要和南明“共保江左”。其实这些只是清政府在立足未稳时使的缓兵之计罢了，而无能的南明小朝廷却把它当作一根救命稻草。南京迅速任命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名义上是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实际上就是负责和清政府的联系工作，他的副使马绍愉、陈洪范也都是一些跟清政府有些联系的人物。陈子龙看到这个情形，当即上了《通敌实出权宜疏》，疏中对左懋第这次北上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时也以历史上的宋金为例给左提出了许多斗争的策略。只可惜左懋第的这次议和之行注定是要失败的，此时的南明朝廷已经没有资本跟军事、社会正处于全面上升阶段的清政府讲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