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少年英雄；他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皆是抗清志士，最终都选择投水自沉、以身殉国，生父尊师成为年少的他的忠烈楷模；他十五岁便随父从军，立志报国；十七岁被捕下狱，对汉奸洪承畴嬉笑怒骂，拒不投降，《狱中上母书》更显其忠孝双全。十七岁的人生虽然短暂，但足以让夏完淳留名青史。
童年逢乱世
崇祯十年（1637）正月，在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三次赴京赶考之后，有一对朋友终于双双名列三甲，中了进士，这两个人就是夏允彝和陈子龙，一个是夏完淳的父亲，一个是夏完淳的老师。
由于两个人都在第三甲，只能出外就任，所以夏允彝就在第二年正月进京谒选，等待朝廷给自己派差，这次赴京，夏允彝带上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夏完淳。
这一年夏完淳刚八岁，不过他的“神童”之名却早已誉满乡邻了。据记载，夏完淳幼时天赋极高，“生而早慧、天资英敏”，“四岁能属文，诵群书数十万言”，“谈文诵赋，布武循礼如成人”。就在崇祯八年（1635）他五岁的时候，当时的一位耆宿眉公先生陈继儒来看望其父亲夏允彝，由于眉公先生对夏完淳的聪慧早有耳闻，这次见面便想考他一考。他把夏完淳叫到跟前来问了些孔子《论语》中的一些内容，没想到眼前的这位五岁孩童却毫不怯场，伶牙俐齿，竟能侃侃而言。就这样一老一幼，一问一答，这位耆宿丝毫也没能难倒眼前的幼童，事后眉公先生赞叹不已，抚摸着夏完淳的头顶作了《童子赞》四首，诗中甚至称他为“童神”、“童圣”。一个五岁的童子能在一个宿儒面前滔滔不绝，讲起精深的儒家道理，这样的情形在我们今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了。
到了他八岁上京这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已经可以赋诗作文了。其后来的老师周茂源就曾写诗回忆他：“吾里神童夏氏儿，七岁赋诗称绝奇”，可见七岁时夏完淳作诗就已经不同凡响了。
在北京，夏完淳见到了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钱谦益。这个时候的钱谦益已经五十三岁，正是满腹经纶，名重海内了，但夏完淳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却镇定自若，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不俗的气质。初次见面自然也要考他一考，但不论钱氏点出哪篇文章，完淳都能背诵如流，面对钱的问题他也能应对自如，这不由得使钱谦益大为惊叹，遂挥笔作《端哥》诗一首相赠：“端郎（注：夏完淳乳名为端哥）信不同，非我欲求蒙。背诵随人诘，身书等厥躬。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不见轩辕后，天师称小童。”只是这位神童生逢乱世，钱的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这次随父上京给夏完淳留下的不仅仅是荣耀与赞誉，更有一种难以忘却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对于一个八岁的孩童来说，有时近乎残酷。这是他也第一次走出温暖的书房，走出祖母、母亲的庇护，面对这个真实而又残酷的社会。当他们路过山东、河北的时候，正逢山东蝗灾、河北大旱，许多饥民被迫流离失所，甚至卖儿鬻女，一幕幕景象惨不忍睹。夏完淳的老师陈子龙在这段时间写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篇，如《小车行》《卖儿行》等，使他很受教育。更让夏完淳震撼的还是那些在路边的许多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他们衣衫褴褛，倒在地上，有的头上还插着草标，呆滞地望着过往行人，期望着被人买走。生活的不公让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心生丝丝愧意，他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从此以后，夏完淳便开始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
在北京没过多久，夏允彝的任命就下来了，是去福建的长乐县做县令。这次，夏允彝仍然决定带夏完淳去任上，这样一来可以亲自监督他的功课，而来也要让他多见见世面，多增些见闻，这样也有利于他的成长。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爱子心切，舍不得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年迈的祖母身边吧。
在一家人去福建长乐的路上，夏完淳还拜见了在嘉善县的岳父钱栴（注：此时夏完淳已经订亲）。与岳父见面行礼之后，夏完淳突然问岳父：“在今天这样的时势下，不知岳父大人在看些什么书，关心些什么事情？”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凭空而问的，他是看到岳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仍然沉溺于声乐，玩弄书画古董，颇有些玩物丧志，这才向其发问，很明显他对岳父的生活方式很有看法。而钱栴一下子也被自己的女婿问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童子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一时之间竟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只得敷衍一句：“我和你父亲所学的大致相同”。从此，钱栴不得不对眼前的这个未来女婿刮目相看了。他在八岁时就能关心国家大事，那他能在十七岁的时候为国捐躯也就不奇怪了。
自崇祯十一年（1638）起，夏完淳随父亲在长乐县待了近五个春秋。夏允彝是个知县，因此少不得要开堂断案，而夏完淳每次都参与父亲探案、破案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但学到了判断疑难问题的方法，更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细心和沉稳。另外，跟随父亲办案，还让他明白了作为一个朝廷命官肩上所负的责任，他也更加成熟起来了。
在此期间，完淳的文学造诣也是大有长进。九岁那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代乳集》便问世，这部诗集收录了他九岁以前的所有诗作，只可惜未能流传下来。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夏完淳最早的诗作，正是他九岁时在长乐所作的《永丰寺祀神辞》和《题五贤祠》二首，两首诗中均反映了他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诗艺虽不是十分成熟，却也“颇有古意”。
夏允彝在长乐的辛勤工作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崇祯十五年（1642），吏部尚书郑三俊向崇祯皇帝推举天下廉洁奉公、才能超群的知县七人，夏允彝就名列榜首，其好友、同科进士陈子龙也名列其中。当时正国难当头的崇祯帝听到这七个人的事迹后龙颜大喜，亲自用御笔把这七个人的名字写到了屏风上，以示将要重用。而此时夏允彝也做好了临危受命的准备，他要把自己积蕴了十几年的才华施展出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为国尽忠的理想。
但就在这年秋天，松江家中突然传来噩耗，夏完淳的祖母顾太夫人病逝，夏允彝父子闻讣后自长乐星夜兼程赶回松江。在料理完母亲丧事后，夏允彝遵制丁忧，遂不复上任，只是在家中会会亲朋好友，没有了繁冗的政务，他得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和教育儿子完淳。他召集子弟在家设馆，先后延请周茂源、计南阳等人到馆中教授，使夏完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当时与夏完淳一起在家塾中受业的还有其妹婿顾九成，夏允彝的门人王奭、杜登春等人。有一天周茂源问堂下弟子们各自的志向，夏完淳说：“长大要做司马相如”，王奭则说“长大要像王猛那样”。司马相如不但文赋称雄西京，而且有开通西南之奇功，夏完淳要学司马相如，所言是实在的，如果他不是为国捐躯的话，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不见得会比司马相如差。只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家庭和时代让童年的夏完淳早早地具有了一颗关心国计民生的爱国之心，而就在夏完淳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志气、有气节的少年的时候，大明王朝也逐渐走向了最后的分崩离析。
救国难，十五岁随父从军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像是一股疾风卷进了北京城，大明王朝在经过了垂死的挣扎之后，终于寿终正寝，崇祯皇帝在万寿山自缢身亡，以身殉国。不久，北京又落到满清手中，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清朝。是为甲申之变。
亡国亡君，这让深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各层官员都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忠君和爱国是一回事，君死就是国亡，他们就有责任起来斗争，恢复祖国河山。北京的噩耗直到五月份才传到松江，夏允彝当即“闻信恸哭，誓死报国”，并且积极与郡中的缙绅集会，商讨对策。
其实夏允彝的心中也有矛盾，也很茫然。他本来是怀着经世济国之豪情，无奈科举制度将他桎梏了十年，好容易中了个进士却只是三甲，最后只得跑到偏僻的长乐县做了个县令。如今，刚在任上做出了成绩，受到了崇祯帝的赏识，准备重用，就在他满怀壮志雄心要建一番事业的时候，丧母、丧君、亡国让这个封建士子的前途一片黯淡。他也曾想毁家纾难，组织军队，抗击农民军，无奈恢复大明江山只是一些封建乡绅、官员的一厢情愿，在广大人民看来，他们更愿意开门迎接不用纳粮的李闯王。这个时候他仿佛看到隐居终身的父亲夏时正在向他招手，那样他就可以不事“逆匪”，保全自己的清白名节，在诗与酒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但他又心有不甘。
而此时的夏完淳，正值血气方刚的少年时期，虽然在福建的五年里他也看到了朝廷的腐败，人民的困苦，也曾困惑和迷茫过，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大明朝的忠、对当今皇上的忠。在他看来，眼下的这些现象并不是统治者的错，而是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缺陷，他只想等自己长大后做一名像父亲这样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清官，任贤任能，革除时弊，帮助皇帝重振大明江山，造福大明子民。在得知国破君亡的消息后，夏完淳想到的就是要重整旗鼓，恢复大明。于是他和乡间的一些同龄朋友如杜登春等自称是“江左少年”，还组织了“西南得朋会”（后改名为“求社”），成为其父亲创办的“几社”的后继。他们曾上书郡里缙绅四十余家，请求他们起兵讨贼。在众人哭祭崇祯皇帝的时候，夏完淳还起草了一篇《讨降贼大逆》的檄文，在檄文中，他痛斥降贼汉臣“引豺狼于中禁，畴作厉阶；甘臣妾于寇营，争夸新宠。”他把这些降臣比作秦桧、于禁，对他们咬牙切齿，痛恨至极，并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的吕蒙、孙策那样，在少年时便上战场建功立业，讨伐叛逆。就在这时，夏完淳改名为“复”，他要立志“恢复”明朝。
这年五月，故明南逃的一些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成立弘光小朝廷，继续抵抗农民军和清军。南京政府成立后，江南的官员和人民对其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这个政权能带领人民赶走清军，恢复汉室。南京政权成立之初，自然要延揽人才，这时的右都御史郭贞一向朝廷推荐了夏允彝、陈子龙等一批忠君爱国之士，不久，朝廷便以原官起复陈子龙为兵部给事中，夏允彝则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在接到朝廷的征召后，陈子龙认为国家处于颠覆之际，不应坐视不理，遂“决计赴召”。而夏允彝在接到诏书后先与他的儿女夏完淳和夏淑吉商议。
这里补说一下夏完淳的姐姐夏淑吉。夏淑吉在崇祯九年（1636）她十九岁的时候嫁到嘉定侯岐曾家，其丈夫是侯岐曾德二子侯玄洵，但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侯玄洵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所以结婚不久，夏淑吉便过上了守寡的生活。但她自小便是一个识大体明大义的女子，对于国家大事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夏允彝也经常跟她谈论时事。这次她听说南明朝廷征召父亲去做官，便急忙从嘉定赶来，看父亲做何打算。
夏淑吉回到松江娘家时，夏完淳正在向处于犹豫之中的父亲进言：“父亲，凭您的威望和才干，我想到了金陵之后您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江南同仁们的希望也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史大人现在被派往扬州，朝中奸人当道，更需要像父亲这样的清官出面维持啊！”对此，夏允彝只能苦笑一声说：“孩子，爹老了！”
这时，淑吉上来的一席话说出了夏允彝心中的顾虑：“父亲，眼下国势如此，我知道您的心思，为了救国，您恨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公爹的心思与您是一样的。但是个人名节事小，救国救民事大，如果金陵朝中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借您的名头蒙骗天下人，继续为非作歹，那到时候父亲您不就成了为虎作伥之人？那样的话您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啊！我公爹要我劝您，虽然明知不可而为之是大义，却未必是大智，如果史大人还在朝中执掌大权，那么父亲去辅佐他重振大明，那是会青史留名的好事，但现在金陵的小朝廷确实奸臣当道，君臣失德，这样的政权是必然会失败的，父亲此去岂不是明珠暗投，说不定也会落得个误国的骂名！”她又继续劝夏完淳道：“弟弟血气方刚，恨不得立即恢复中原，重振明室，但凡事并不是有勇气就行的，弟弟还需好好考虑。”
夏淑吉的这一番话让这对父子茅塞顿开，第二天，夏允彝就以母丧未满为由拒绝了南京授的吏部考功司主事一职。但南京朝中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见夏允彝拒绝了他们的征召，便恼羞成怒，加上他们要清算朝中的东林党、复社、几社文人，于是也将《蝗蝻录》的脏水泼到了夏允彝的身上。为了表示自己无意入朝为官，躲开那帮人的纠缠，夏允彝曾一度带着家人到昆山附近的漕溪隐居，静观时局发展，相机而动。
时局果然如夏淑吉所说，不到一年，南京的弘光小朝廷便在清军的铁骑下覆灭了。有感于弘光朝的覆灭，夏完淳作《南都大略》篇论弘光朝政及其取败之由。文中蕴含了这位少年无尽的亡国之恨，读之不禁令人怆然而泪下。
清军占领南京后，便开始着手收拾江南，从此夏允彝父子就要直接面对横暴的强敌，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而起来斗争了。
不久，江南大城市相继沦陷，清军在攻破苏杭后，按照其惯用的伎俩，会聘请当地有声望的士大夫出来做官，而夏允彝也在清军的征聘名单之中。见清军征他做官，夏允彝当即愤怒地写了一封信给清军，在信中，他表明了自己誓死不与清军合作的决心，同时，他还向清军提出一个所谓的“万全之策”，希望清军能像金与南宋那样划江而治。不可否认，夏允彝在面对强暴的清军时，是有点书呆子气，甚至有点天真，他把希望寄托在已经杀红了眼的清军身上，想让他们收住占领的欲望，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而这时的夏完淳则表现的清醒许多，他告诉父亲不能对敌人抱有幻想，面对敌人只有拼死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