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目光转回来，在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留连了片刻：桌子上很干净，只留下两只纸杯，里面似乎还有水；那桌子下面……那下面是一条白色的围巾，定是那跳舞的男生遗落的。我连忙起身去拾起那围巾，质地很是柔软细腻。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快步追出咖啡厅去。我的羽绒服留在餐厅里顾不上穿，屋外的寒意立刻就钻透最贴身的衣服了。我跑过去叫住那男生，把围巾迪给他，他笑着说谢谢，大团的白气从他口中冒出来。
我快步走回咖啡厅里。密西根的冬天果然是严寒的，大约有零下二十度吧？只在外面停留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有些冻僵了。
我哈一口气在手心，抬手捂住冰凉得几乎失去只觉的耳朵。钢琴的音乐已经停了，那弹琴的女生也不知去向了。只片刻而已，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餐厅里立刻变得更加空旷了，只留下一地白茫茫的冬日午后的阳光。
我抬起头看向那张落地的窗，刚才低声聊天的那对女生正穿过雪地上开辟出的小路走远，而远远的小路的尽头，有个花花绿绿的身影正向着咖啡厅走来。我注视着那身影——戴着帽子，帽檐儿压得极低。帽檐儿下大约是一副眼镜，一对镜片反射着阳光。
我终于看清，是阿文正向着咖啡厅走来了。
这一件花花绿绿的大毛衣跟上次那一件相比，要更加肥厚很多，所以连羽绒服他也省掉了。但不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花哨肥大的毛衣，是无论如何比不上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的。
阿文走近咖啡厅的大门了。我连忙低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几乎感觉到水面被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立刻和他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由他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我和他正要告别，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把记着我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随口说了一遍我的电话号码。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下午见面，他似乎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了。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罗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靠着这薪水，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罗教授，更感激阿文。归根结底，是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Steve的实验室远离罗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台湾同事的谈话，相貌举止也与他们相近，但与他们相处时，却仍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就极少参加此类的聚会。
所以，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每次临走时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却总是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慢慢变浅，变淡，却总也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阳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
五月。白雪消融。
我惊讶地发现，白雪下面的草坪竟然一片油绿。原来，那草坪从不曾枯萎，只是一直被白雪覆盖着，我便理所当然地把它想象成枯黄的样子了。
冬季学期结束了，春季学期立刻开始。我的成绩非常优异，《高级控制理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A+，是全班最好的成绩。我上课时候不再对教授的话不之所云，而对于同学们的提问也终于听明白了——其实大多数美国学生的提问，虽然语气非常的自信，但内容——什么1/x求导为什么是lnX啦，sin除以cos为什么是tan啦——简直是要令人发笑的。
为何如此自信呢？我只是听系里一位华裔教授说过：在美国，给孩子建立自信心几乎是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最重要目的。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的一点点微小进步，都要大肆赞扬和鼓励。这和我们小时候有多不同阿——拿着满分的试卷回家，父亲只不过无动于衷地说一声“还成”罢了。
然而自信毕竟是可贵的。多一分自信，也许就多了一份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再聪明的人，难免会遇到困难，如果缺乏自信，恐怕是难以前进的。
而我是不是就太缺乏自信了呢？想必是吧。也许，比起与我同龄的中国同学们，我的自信也是差着一些的。毕竟，他们没有在自家的杂货堆里消磨掉那么多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在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是以优异的成绩和顺利的工作作为结尾的，我的自信总该稍微增添一些了。至少，我的心情终于有些好象这生机勃勃的季节了。
我的住处也越发变得小康——犹太房东卖给我一台二十寸的彩电，是镶在巨大的木质盒子里的那种。虽然它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图案和声音都很清晰，热心的老太太还帮我把她家的有线电视线路接到地下室。我的生活比以往丰富多彩了。
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有线电视台里的国际频道，每夜转播四小时的华语节目。其中包括半小时的中央四台新闻联播。
发现中央四台节目的那晚，我趴在床头如痴如醉地观赏了一遍新闻联播，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当我再一次听到中央台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时，差点儿激动得流下眼泪。
多么好笑呢，我从来都不是关心时事的人。
安阿伯的春天虽然同北京的春天一样短暂，却从不见北京那样的黄沙满天。
更何况这里满街都是盛开的桃花和梨花。所以，我有些喜欢这个春天了。
阿文却痛恨这季节。春天空气里特有的芬芳使他过敏。从NBC的女气象播报员郑重地宣布春天开始的那天起，他便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涕泪横流，昼夜如此，苦不堪言。
我并没有昼夜陪伴他，我们只是在每周的例会上见面，但从他充血的双眼，疲惫的神态和马拉松似的喷嚏，我料想他应该时刻被空气里的花粉折磨着。
可我却真是喜欢这特有的春天的味道。尤其是在傍晚，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会为了这温柔的气息而放慢脚步，在屋外故意多耽搁些时间。
可见，我和阿文的确不同。
花粉过敏却并没有妨碍阿文到Steve这里来通知各种会议和聚会，那由远而近的喷嚏声往往提前报告着他的到来。
六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实验室的窗外一片阳光明媚，室内的空调却矫枉过正，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寒冷。
我和Steve默然地面对着张牙舞爪的汽车支架，从容地反复着我们一如既往的测试。
Steve是个非常安静腼腆的人，他不若我所接触的其他美国人那样，总是主动搜寻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向我表达一下他们对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兴趣，尽管很多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其实丝毫不关心我给他们什么样的答案，因为他们脑中早有答案。
他们早就知道，中国人没见过电视。
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对别人的文化并不真正感兴趣。就象我的第一位房东，他不关心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也不真正关心中国人到底知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当他偶尔表示关心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他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罢了。
然而Steve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也就从来未曾向我表现过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我们从来都是默默地进行着手里的工作，对话减少到最低限度。
Steve的面部线条不若其他白种人那么夸张，在我看来恰到好处。他的嘴角微微翘起，似笑非笑，即使在沉思时也是这样，微笑起来便更加动人。他两腮永远都刮得干干净净，微微泛着一抹清黑色的光，剃须膏的味道幽淡而清澈。
我一般不会觉得白种人性感，但Steve是个例外。也许是因为他的样貌，也许是因为他的沉默。
他的沉默当然也会显得有些孤傲。不过，我却丝毫不反感。因为我相信，这孤傲是生在他血液里的，而不是专门做出来给我看的。
午后的阳光很快晒到他额头上，几滴汗水晶莹剔透。可我却觉得很寒冷，身上一件衬衫似乎无法抵挡强劲的空调。
我偷视他身上的T恤衫，心中疑惑他何以衣着如此单薄却还热得出汗。
时间似乎过的非常缓慢。当一个人做着他毫不关心结果的事情时，这种情况就再普通不过了。
突然间，楼道里又响起熟悉的喷嚏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我为我的振奋而不安，更为片刻前的倦怠而羞愧。这份工作不但让我丰衣足食，还让我小有积蓄。我不该对它抱有厌倦之情。
阿文转眼间跨进屋来。
他告诉我们，罗教授的一位学生下个月就要毕业了，大家决定今天下午开个派对，为他送行。
这种情况不比平常，如果仍不参加，未免显得不近人情。Steve也不好意思推托，只说要忙完手里的活再去。他随即又补充说，也许冬可以立刻去帮帮组织者们的忙。
其实我和组织者的关系也没有密切到哪里去。但阿文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光芒。我便不忍推托了。
我们走出实验室来，阿文似乎很开心。他告诉我，他的任务是采购。他叫我和他同去。
我们坐进他的丰田车。尽管才六月出头，车子在停车场里晒了一中午，里面比蒸笼有过之而无不及。坐在如此闷热的车里，谁又能相信，不过在一个多月之前，路边还看得到积雪呢？
我拼命摇下窗。阿文索性脱掉衬衫。他身上的T恤有些紧了，清晰地勾勒出肩背的轮廓。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偌大的停车场，密密地停满了各色的车辆，不知哪辆车的反光镜把阳光反射过来，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睛。
汽车慢慢启动，一丝风透进车窗来，爽透心肺的感觉。
我们要去的超市在城市的另一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价格也较学校附近的商店便宜。由于距离很远，我还未曾去过。
汽车很快就驶出校园，路边不见了整齐的校舍，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灌木林，纷乱的枝杈一片葱绿，似乎从未被人开垦过一样。
豁然间，灌木林换做蓝天白云。汽车驶上一座宽阔的桥梁，桥下河面异常开阔，若不是向天边蜿蜒而去，看不见尽头，我几乎要把它当作湖了。
“这是一条河吗？好宽哪！”我惊叹。
“你从没来过这里吗？这可是安娜堡最美的地方了！”
“没来过。也没听说过。不过这里真美。”
“不如，我们在河边停一停吧，反正时间还早。”阿文把车子开离主路，停在河边的一个小停车场里。
午后的太阳愈发的慵懒。河水缓缓地流动，一群鸭子躲在树荫下，啄食着鹅卵石间的泥沙。
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着树影在水面晃动。一群雁，试探着向我们围拢过来，想必是在期望我们掏出面包或饼干来饲喂它们。
“你喜欢这里吗？”他突然发问，“我是说美国。”
“不喜欢。”我有些措手不及。稍加思量，我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想在这慵懒的环境里多费心机。
“为什么呢？”他应该是在问我，听上去却仿佛在自言自语。
“这里天气太冷，而且也很寂寞。”
“想回北京去吗？”
“想。但不能。”
“哦，为什么呢？”
“不想让家里人失望。”
“我也是。”
“你也想回台湾么？”
“不，我不想。我是说我也不想让家人失望。”
我有些诧异。可是似乎没力气追问。都怪这午后的阳光，仿佛吸去了我浑身的能量。
我们沉默了许久。
“我家人想我回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我结婚生子，继承祖业。”
我又变得无力了。无力移动舌头或是嘴唇。微微一丝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些许水草的清香。
“可我还没有女朋友。我也不想结婚。”
我不知他为什么补充了这一句。我并没问什么。我的心思正在悄悄溜掉。
也许，每个人最终都要结婚吧。阿澜就曾经在日记里写到：“辉是一定会结婚的，所以我没有未来。”
可辉到底是不是结婚了呢？和那个叫做梅的女孩么？如果是的，那么现在，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吧。而阿澜又在哪里呢？此时此刻，也就是他日记中写到的“未来”，他到底拥有些什么呢？
结婚。一个奇妙的字眼。记得童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憧憬过的。片刻前，好像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却突然就在眼前了。
比如伟吧，他也许已经和于佳慧结婚了吧？多半不会，他们都还没有毕业。伟的专科只需三年，于佳慧原本比我们早一界，今年夏天，再过一个多月，他们就都毕业了。
他们会不会马上就要结婚了呢？
野鸭纷纷跳到水里，溅起的水花搅乱了我的思绪。我转头去看鸭子，却碰上阿文的目光，似乎有些黯淡。也许是这树荫的缘故，阳光毕竟是太强烈了。
阿文随即把头转向鸭群。也许是扭得急了，被阳光晒得微红的脖颈上微微跳起一条青筋。
我的目光于是有些肆无忌弹了。如同我的手臂，似乎不经意地搭上阿文的肩。
那T恤果然有些小了，摸上去很光滑很平整。
他浑身似乎僵硬了，每块肌肉，每根毛发。
但他的体温却灼着我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