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停车场的路灯其实并不昏暗。只是架得过高了，总给人飘忽不定的感觉。而这感觉更被四周的寂静和漆黑加强了，“东大”毕竟偏僻了些，周围是茂密的灌木林，从这里看不到校园的灯光。
路灯透过车窗，照耀在阿文奶白色的衬衫上，竟反射出些许幽蓝色的光芒。
天气很热，他把领结和马甲脱掉了。
后来，连衬衫也穿不住了。他所有的T恤似乎都有些嫌小了，紧紧蹦在身上。从他身上饱满的肌肉可以看出，他从小到大的确没少参加体育锻炼。
他腿上的黑色西裤似乎有些过于合体，腰和大腿处都紧贴着皮肤，使我想起那深夜里为我搜身的年轻警官来。
车里弥漫着中国楼的味道。这是与古龙水完全不同的一种“香”。然而很奇妙的，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它却能起到与古龙水类似的作用，同样撩拨起人的欲望来。
也许是食欲也说不准。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中国楼的大锅饭了。
阿文并非一位严师。我自然不是高徒。我想我是有足够的理由为路试而紧张的，日期越近，心情就越是紧张。
其实美国各个州的路试规则是不同的，而密西根州的规定绝不能算是严格——在州政府办事处秘书的监督下，在居民区里绕些个圈子，在马路边停一停车，再到限速稍微高些的Local（本地公路）上跑跑就算完事，连高速公路都是无需上的。我曾听说过有的州考试规则极其繁琐，要考倒车，平行停车，高速公路自然也少不了。然而更令我紧张的，是听说不久密西根州也会实施类似的制度。以我的实力，最好抓紧时机，赶在修改规则前考到驾照。
路试的那天我格外谨慎。而我的考官却似乎特别的意兴阑珊，她打着哈欠让我在居民区里兜了一个小圈，随即叫我把车开回州办事处。
我本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以至于令考官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而提前把考试结束了。
但我的确严格地在每一个STOPSIGN（停车牌)前把车停稳，不曾逾越白线半尺。而且，我始终把时速保持在二十到二十五英里之间。我们一直在居民区里兜圈，我根本没有机会开限速更高的路线。想到这里，我愈发的沮丧。
可她却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路试顺利地通过了。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着实惊喜万分。
我路试的时候，阿文等在州办事处。他看到我们这么快回来，脸上的表情仿佛已经在安慰我了。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汇报了好消息。他看上去简直比我还高兴。他问我感想如何，我告诉他我为我们仍旧是朋友而开心。
他惊异地扬起眉，我连忙解释说听别人讲很多夫妻都是在教学开车的过程中关系恶化的。而我们却自始至终都很开心。
我深知自始至终都开心的原因——阿文并不想做一位严师。他从未责备过我。我很有自知之明，我在学车时的愚笨绝不亚于任何人。我曾两次把油门当作刹车。幸运的是不曾造成任何恶劣的后果。
听到我的解释，他两腮微红。
我并非有意把我和他比作夫妻。这个解释脱口而出，丝毫没有经过大脑。我连忙牵强的哈哈大笑。听上去一定尴尬极了。
我们离开车管所，到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吃午餐。
我很少在馆子里吃饭，快餐店也一样。但今天例外，因为我们需要庆祝一下。庆祝我这个笨学生居然也能拿到驾照。
我终于拿到驾照了。我完成了到美国需要完成的第一课。然而我没有钱，不知何年何月，我才会拥有自己的汽车。
这家麦当劳的生意并不怎么红火。虽是午餐时间，来往的客人竟也寥寥无几。一个胖胖的黑皮肤半大孩子正懒洋洋地扫地，另外一个高个子的白皮肤少年头上带着耳机，时不时无聊地扫一眼墙上挂的电视屏，等待着DRIVETHROUGH（开车外卖）的顾客光顾。
这里的热闹程度和北京王府井的麦当劳简直是大相径庭。
我和阿文占据了一张墙角的小桌子。
没过多久，我们面前就只剩下两张黄色的包装纸，一只油腻腻的装薯条用的红色空盒子，和两杯喝了一半的美年达。
我暗暗打了一个嗝，鼻腔里立刻充满了酸黄瓜，西红柿酱和桔子汽水的味道。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我肩膀上，我有些昏昏欲睡了。
阿文突然开口。他说我以后可以每天搭他的车，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干脆就由我来开，做他的司机。
我微笑着点头，可心里并没有这样打算。我已经欠了他很多人情，不想欠更多了。
扫地的胖黑孩磨磨蹭蹭地从我们身边经过。他笨拙地弯着腰，一副很吃力的样子。
我记得几分钟前他还在懒散着。
我抬起头环顾四周。一个身穿蓝衬衫打黑领结的经理模样的中年男人，此时正出现在柜台后面。
那头带耳机的男孩正叽哩咕噜对着麦克风讲些什么。他头顶上的电视银屏里出现一辆高大的吉普车。其实吉普车本身很普通，可能是因为装了四个异常巨大的轮子，使整个车子都显得高大起来。
我把目光转向阿文。他也正把目光转向我。
“老板来了。”我们四目突然相对。我内心突然感到一阵慌乱，觉得似乎必须要说点什么似的。
“应该是吧，穿得这么好笑”他连忙回答。
“为什么好笑？”我明知故问。
“打领结的样子。”
“是吗？不过你打领结的样子很精神。”我并非刻意赞美阿文。他身着中国楼制服的样子滑过脑海，我脱口而出。
“我何时打领结？你是说中国楼的衣服？你喜欢我穿那套衣服的样子？”他问得很暧昧。我连忙扭转话题：
“他一定特高兴”。我对阿文眨眨眼。
“谁？”
“带耳机的。老板出现的时候，正好有客人来，不用闲着。”
“他也挺聪明嘛，不是也找到事情做了？”阿文斜一眼扫地的胖男孩。
“他聪明吗？动作太大了吧？我担心他的裤子会撑破。”
“是喔！这屁股真的有够大。我们黄种人哪里见过屁股畸形得像一支梨？哈哈！”
阿文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笑得很放肆。我们放肆地对身边的异族进行着歧视。
然而又如何定义异族呢？用肤色么？如果只剩下我和阿文，就一定没有歧视了么？毕竟，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使用简化字，他却使用繁体字；我把“和”字念做“河”，他却把“和”字念做“汉”。
况且，在罗教授的实验室里，“原住民”也曾遭到歧视呢。
我突然意识到，我似乎仍然在盼望着遇到我的同类。而阿文呢？他可以算作我的同类么？
伟呢？他总该算作我的同类了吧？也许吧。我没什么把握。他和于佳慧怎样了？是不是快要结婚了？
我顿时觉得无聊起来。我连忙继续放肆地笑，好让自己再回到刚才那有点卑鄙的欢乐气氛中。
我和阿文毕竟在用只有我们自己明白的语言交谈。这是我们的特权。我很早就盼望能够和谁用旁人听不懂的语言交谈。
在清华时，我们宿舍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每每有老乡来访，室友们便操起方言，侃侃而谈。谈到兴起便纵声大笑。而我却几乎完全听不懂他们交谈的内容。
有时他们笑得突如其来，我于是连忙检查一下自己的着装，比如裤子的拉链是否拉紧之类。
我多半是自作多情。
我曾恼怒他们拥有这样的特权。我的方言就是普通话，所以我似乎没有办法隐藏什么秘密。不过，我也不经常有同学来访。特别是伟认识佳慧以后。
那黑皮肤的胖男孩就不若我这般自作多情。我和阿文虽然笑得嚣张，他却完全无动于衷。我突然觉得有些内疚，于是提议离开这家快餐店。
阿文建议我来开车。他一脸兴奋地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专职司机了。
我不想扫他的兴。我发动年迈的丰田，把它缓缓驶出麦当劳空旷的停车场。
车子如烤箱般闷热。与一个月前不同的是，如今吹进车窗的风也热乎乎的。
至少阿文不再打喷嚏了。我想，春天大概已经结束了。
中午街上的车子多了不少，应该都是出来吃午饭的人。我们的丰田静静地停在一长队汽车的后面，等待着十字路口的交通灯由红变绿。
尖锐的刹车声突然在背后响起，紧接着，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在丰田车的尾部。我从座位上被抛起，立刻又被保险带拽回来，脖子被勒得生疼。
我和阿文齐声大叫。我们跳下车，后面一辆巨大的吉普俨然正亲吻着丰田的“屁股”。
正是在麦当劳电视屏幕里看到的那辆吉普。
丰田年迈的屁股歪歪扭扭地凹陷了进去，后备箱的盖子也高高弹起。吉普虽没有严重变形，但前车灯已经彻底粉碎了。
吉普里跳出一个气势汹汹的黑女人。她头发编织成无数条细小的辫子，油腻腻地贴在额头上。她嘴边有一条鲜红的印记，一直延伸到耳垂附近。
看上去似乎是口红留下的痕迹，我猜测那不是口红而是西红柿酱，因为她也刚刚从那家麦当劳买过外卖。
无论她是正在涂口红，又或是在吃蘸了西红柿酱的薯条，反正错不在我。我于是理直气壮，做好吵架的准备。
那女人开口说话，却丝毫没有我所想象的气势。她的声音温柔而惶恐。她连声道歉，然后哭丧着脸说，这下她的汽车保险又要涨了。
她也许只是有些着急，从未曾气势汹汹。我突然有些蔑视自己了。
我们互留了对方的电话，驾照，和汽车保险号码。没有等到警察来，我们便准备各自开车离开。两辆车子虽然都有所损坏，可似乎并不影响驾驶。
没想到，我的驾照在通过路试的第一天就派上了用场。可那只不过是一张临时证明我拥有驾照的纸，那真正的驾照——印着我照片的小塑料片，要到一个月后才会寄来。
我又看一眼被撞烂的车尾，心里不禁内疚起来。毕竟，阿文的车是在我手里被撞的。如果我的技术熟练些，说不定可以避开这起意外，我原本距离前面的车子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一直注视着后视镜，或许可以及时把车拐进路边的加油站里去。对于开车这当事情，我毕竟还是很没有经验的。
我站在车门前犹豫是否应该把钥匙交给阿文。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内疚。他走到我身边，边安慰我边替我拉开车门。他说车是保了险的，况且错不在我们，自然应该有人陪。
他拉开车门时将另一只手按在我的肩头。我的肩虽不窄，却不如何饱满，他应该很容易就摸到肩头突兀的骨骼了。
原来他的个头还比我高些。他把手放在我肩头的动作显得很自然。
我惊讶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他比我高。也许是因为他的笑容看起来很年轻吧。我甚至一直觉得他比我小着很多岁，但此刻他却做着大人的动作，安慰如孩子般不安的我。
然而车毕竟是损坏了。我想我还是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呢？
阿文同保险公司通了电话，得到的答复绝对出乎我们的预料——由于阿文没有为丰田车购买“碰撞保险”，不但保险公司不会赔偿阿文的损失，就连事故责任方——那口边抹着西红柿酱的黑女人——也同样无需赔偿！
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撞坏别人的车子不需要赔钱？难道责任在被撞的人么？谁怪你没有购买“碰撞保险”？这好比你忘记锁门而家被盗了，盗贼就没有责任，谁让你没有锁门呢！
我和阿文一同去见了密西根大学法律咨询处的实习律师。律师和颜悦色地向我们解释，密西根州要求每位车主购买“无过失保险”，车主在购买此种保险之后，对任何自己的汽车对别人的车辆所造成的损害都不再承担责任。责任的确应该由被撞者本人承担，如果您认为您的车很珍贵，那么您就有责任掏钱为它买昂贵的碰撞保险。
那律师说完这番话，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奈何。我和阿文只好心灰意冷地离开。
我对阿文说，一定是保险公司同州政府暗中勾结，制定出了此等不合理的法律来。
我其实丝毫不了解法律，却对法律这两个字有着顽固的反感。尤其是交通法。童年时，父亲用自行车带我上学，令我在学校整日抬不起头来。而我又有什么过错呢？父亲又有什么过错呢？我难道不该痛恨交通法规么？
阿文对我的话不置可否，他内心的沮丧却难以掩盖。我愈发觉得自责了。我突然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这欲望比从中国楼丢掉工作时还强烈许多。
我要帮助阿文把车修好。
可我如何帮助他把车修好呢？我去哪儿赚更多的钱来帮他修车呢？
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我的确心想事成。事故发生后不久，Steve竟然给我又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他的邻居做家教。
那天下午STEVE吃力地用扳手扳一个锈住的螺钉，一直没有成功。他停下手稍作休息时，突然问我是否对家教的工作感兴趣。
他的目光仍旧停留在那颗锈住的螺钉上面。似乎在和那螺钉说话一般。
他从来不和我闲谈。所以我当时又有些怀疑我的听力。直到他仰起眉毛直视我的眼，把话又重复了一便，我才确认他正同我交谈。
看到我一脸的茫然，他竟然微微脸红。我原以为他的沉默来自孤傲。但此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他只不过同我一样的腼腆内向罢了。
他继续解释说，他的一个邻居是一对非常善良的夫妇。他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眼看就要升中学了，不巧数学成绩很不理想。那对夫妇很想请STEVE给她补习一下，他也很愿意帮他们这个忙，但由于临近毕业，科研很繁忙，于是就想到了我。
可在我的印象里，他应该是不如何繁忙的。也许，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做真正想做的事吧。但什么是他真正想做的事呢？和女朋友一起逛街或是看电影么？从没有女孩来实验室找过她，至少，我从没看到过。
然而每天下午，当他准时离开实验室时，他总会专注地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仿佛一天的生活，从此时才真正开始。
STEVE的眼神带着追问的意思，打断了我片刻的胡思乱想。我连忙点头表示同意。我此时最希望的就是挣钱，而这份工作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他立刻给他的邻居打电话，确认我的工作。
我刻意走出实验室，在楼道里闲转。我不习惯听别人介绍我，即使是用英语。
当我再回到实验室的时候，他一脸难堪的表情。我几乎以为这份家教的差事已经吹了。
他告诉我他的邻居希望先面试我一下。他说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希望我不要生气。他解释说他的邻居人虽然好，但却没什么见识，其实他所见过的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都很优异。
他的解释反而令我有些难堪了，但我同时也为他思想的细腻而感动。我连忙做出兴奋的样子，仿佛对面试已经胜券在握了。我不停地感谢他帮我找到这个机会，顺便催促他帮我搞定面试的时间。
第二天我准时到那对夫妇家面试。没想到他们竟然就在校车站旁边，我于是更加渴望得到这份工作了。
这家先生和太太同时面试我。他们身材庞大臃肿，行动有些迟缓，果然给人善良木纳的印象。面试时我没有见到他们的女儿。
我的精神显然有些亢奋，语气也出奇地夸张。我把数学的成绩完全归咎于方法，而彻底忽视了天分。为了赢得信任，我不惜用自己举例，滔滔地讲述自己上小学时如何讨厌数学，数学成绩如何差，后来又如何得到一位天才老师的教诲，转而成为数学天才，一路过关斩将，从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到美国知名的工学院。
其实我的小学时光几乎是在家里度过的。我不记得任何一位数学老师的相貌。我的时间都花在厨房和厕所墙角的杂物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