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画调查和整理工作看起来容易，真的干起来困难重重，首先调查和记录岩画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边干、边摸索，边从实践中学。有时为了看清楚一幅图的构成与含意，我甚至苦苦坐在岩画旁几个钟头，反复地观察、推敲、思考，真的熬得住寂寞和枯燥。由于没有经验，几乎每幅图都要进行考证，要把它的年代断定出来，但这种考证又往往是主观的不可靠的，其中的随意性很大，为此浪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有好几次仅仅为了考证一幅图，在山上没辨认准，回到家整理有点含糊不清，只得再上山仔细辨认。
平心而论，这种笨办法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如今许多重要岩画仍然历历在目，我仍可以准确地记得岩画的图形、方位、内容。可见功夫没有白费。
拍摄岩画照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线不好拍出的效果差，遇上阴天一连几天也拍不成，即使有好的天气，阳光的角度不一样拍出的效果也不一样，光线角度往往是拍好与拍坏的关键。有的岩画棱角分明、线条清楚好拍，而许多岩画本身模糊，就像一个久历沧桑的老人失去了光泽，拍出的效果自然就差。反反复复糟蹋了不少胶卷。花的这些冤枉钱只有自己出，从不多的几个工资中抠。
一大“罪状”
贺兰口生产队按地理位置分上队和下队，两队相距约1公里。我开始整理岩画资料时住在下队的老代家，上山下山耽误不少时间。
7月上旬上山时路过王井子金山公社卫生院，屠占荣大夫的儿子屠军刚参加完高考，闲在家没事干想上山散散心，我又缺帮手，欣然邀他上山帮忙。临走时他的好友小代也想坐我们的手扶拖拉机上山看他爷爷，于是都坐在塑料水管上，有说有笑也不觉颠簸的难受了。
有了屠军帮助，开始拓岩画时他端着墨汁碗，我往石面上擦墨，然后把宣纸摁到石面上，拓出来的拓片皆是“负片”，效果很不理想，拓几张仅有一张较好。这种方法把岩石也涂黑了，一片一片黑块。这种擦墨法实际上是上小学和初中练毛笔字时从碑帖上半懂不懂学来的，也没人指教，当然就不知道拓片的要领。虽然辛辛苦苦一场，得到的却是一堆废纸。这种擦墨法1年后几乎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多亏文化厅叶勃副厅长主持公道，我才平安无事。
有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就是不见屠军的面，心急如焚，我到村外的泉水边洗着脚看着山路，还是不见屠军的影子，我担心出了什么事，怕他跌了，又怕被蛇咬了，越想越怕，穿上鞋就奔上山来，刚到村口，忽见有几个人，上前一看是屠军和他的朋友小代，两个人低着头不说话。
我上去就喊：“站在这里干什么？啥时候了还不下去吃饭？”
“我不让下去的。”张队长站起来说。
这时我才发现张队长蹲在这儿。“为什么？”“他们偷了队上的苹果和枣子，队上有规定，偷了要罚款；再说都承包给老代了，老代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张队长也觉得脸面上过不去推委地说。我一看，不由哈哈大笑起来。所谓偷的苹果和枣子仅仅一小书包，都没有成熟，送给我我都不要。“屠军是我领来的，我认罚，给你5块钱足够了吧！小代几十里跑来看他爷爷，偷了他爷爷的果子，让他爷爷去罚，我管不了。”
这一串连珠炮说得张队长不吭气了。交了钱，我拉了屠军就走，又撂了一句：“看他爷爷怎么罚他的孙子。”说过我又后悔了，山里人也穷怕了，能捞一个算一个。
送走了屠军，只得我一个人又擦墨又上纸，连个做伴的也没有了。面对空旷的大山，面对近千个人面像却没有一个会说话的，这些谜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我当时也很茫然。
最大的困难
那时搞岩画最大的困难是交通不便，从县城到山上少说有70公里，来来去去全靠张富贵的那辆摩托车，那时小张拿的是学习执照，只能一个人在公路上行驶，不能带人行驶。我要上山都要起早睡晚地偷着跑，生怕被交警和监理所抓住，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被拦住落入“法网”。
第一次被抓是半夜里。在山上一直等到天黑，算计着下山后交警也该撤岗了，一路摸黑下了山，没料到过了新市区就被交警截住了。他们一看学习驾驶执照，双人乘车，不由分说扣车走人，过一个星期再来交罚款领车。
这黑天半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人困马乏，有什么办法？直等到下半夜交警撤岗了，我们坐着他们的警车回到银川，三更半夜敲开老妈的家门，喝了些水吃了些东西，然后骑了家里的自行车，他捎我一程，我捎他一程，从银川骑了10多公里路赶到贺兰。回到自己家天也大亮了。
张富贵是宁夏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卫生防疫和改水工作中有开创精神。而陪我搞岩画一无名二无利，吃了不少苦，没沾上半点光，他爱人有意见，埋怨他不顾家，三更半夜跑路也不安全，我不忍心但又无奈，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图了啥？还不是全凭着一腔对岩画的挚爱。
公路不敢走了，就走乡间小道吧。又一次下山，也是等到天黑，顺着小路下山后沿着土路从金山公社到暖泉，从暖泉由北路回贺兰，一路还顺利，三星高照，微风吹拂，早把查路的事丢到九霄云外了。谁知快到马家寨时，忽然远远看见公路上红灯一闪一闪，还当稀奇地看着，当反应过来时已经开到了红灯前，如梦初醒，又是双人乘车，当时就罚款，扣车，走人。幸好离贺兰县城不很远，我俩背上包包袋袋，说说笑笑也就走到了家。
经过这两次折腾，县卫生局知道了我在山上搞岩画。王德胜局长找我谈话。问过我最近的工作情况，他说：“有人反映你上山搞岩画，不务正业，说你把摩托车的车轮都磨光了。”“岩画是搞了，但‘改水’工作也进行得很好，群众很满意。我在山上搞岩画是我个人的爱好，可以说于公于私两不误，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我。”我辩解说。“你说的也有道理，只要有意义，我认为你搞岩画也是可以的，今后注意一下就行了。”王德胜局长是位通情达理的领导，他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卫生兵，有人情味，会做思想工作。这么一说等于默许我搞岩画了。
一场白忙活
在读了马宝山发表在1983年第五期《书法》上的《简谈拓碑》之后，我学会了拓制岩画的方法。有了书本知识，我就试着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拓包，只等一显身手了。
为了节约时间，我从下队搬到了上队，离岩画点更近了。
贺兰口林管所的护林员是老姚和小孟，老姚的家在贺兰习岗五星大队，我上山后就睡在老姚的床上，然后老姚再坐上张富贵的摩托回家，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小孟那时顶多20岁，家住高家闸，他是父亲提前退休顶替的，小伙子话不多，人很勤快，他不进山巡逻时抽空还去给我帮帮忙，或者主动把饭做好了等着我，等我收工回来一起吃。
同小孟在一起很愉快，他有一台破黑白电视机，这时已经通电了。电视图像太差，雪花也大，好在音色好，看得眼睛难受了钻在被窝里听电视也是别有情趣的。
在小孟的帮助下终于拓出了一批质量高的拓片。这次没等小张开摩的来接我，我就高高兴兴地拿着拓片，从贺兰口走了5公里路来到了苏峪口。苏峪口林管所的同志替我挡了一辆拉石头的拖拉机让我坐了上去。坐在车厢里的石头上，看着远去的山和遍地的葱绿，自有一番乐趣在心头，手里拿着一捆来之不易的拓片，都是“正片”，心想有这些资料垫底一定会一炮打响，马到成功。
坐着拉石头的车到了新城，我又改乘公共汽车，到了银川西门站下车后，看见满天乌云滚滚，雷声隆隆，刚跑到银川九中附近，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而且夹着冰雹，情急之下就跑进了路边的男厕所里，这场大雨和冰雹足足下了半个钟头，大街小巷一片汪洋。我趟着冰水回到老妈家时，低洼的院子里积水有半尺多深，家里的门槛用砖块泥土垒起1尺高的拦水坝。
到屋里换过衣服再看拓片，变成了黑糊糊的一片墨纸，拓片几乎全完了。几个钟头前坐在拉石头车上的那股兴高采烈转瞬间由晴转阴了。
收到了《文物》编辑部的来信
贺兰口岩画的珍贵，不仅在于岩画丰富题材多样，还有几处罕见的西夏文题记，这些题记是打开古老岩画奥秘和开启西夏岩画的钥匙。这些西夏字，似曾相识，但根本不认识。这种“论末则殊，考本则同”的字，如天书一般。我想起了罗雪樵老师。
罗老师是我在银川一中读高中时最敬重的语文老师，学有专攻，对西夏文字有独到的研究和成就。我去拜访他时他正有病躺在床上，剧烈的咳嗽使他喘不上气来，病魔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痛苦不已。
我说明来意，他打起精神问我：“有拓片和照片吗？”“有照片。”我说。“快拿出来让我看看。”我拿出两幅题记的照片。他挣扎着爬起来，拿上放大镜认真仔细连比带画地辨认起来。
“好啊！是西夏文题记。”他兴奋地翻身下床，让我扶他走到书桌前，桌上有一个1米高似中药铺盛中药的多抽屉的小柜。他从小抽屉中拿出一个又一个西夏字卡片，认真地查对起来。“这方西夏题记中前3个字是‘正法能’，其他两个字还查不出来，含义也就解不出来了。”“另外一方西夏题记，开头是‘文字’两字，末尾两个字也像‘文字’两字，但中间的查不出来，意思连贯不起来。”他喘着气说。“您别着急，先休息，病好了再查。”“你先把照片放下，我抽空再细细辨认怎么样？”“行行，照片就留给您了。”我扶他上了床。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吃了数不尽的苦头，我终于完成了《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调查报告》。1983年9月下旬，我将稿件寄给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文物》编辑部。等到1983年10月7日，我收到了《文物》编辑部的来信：
李祥石同志：
来稿收到。尊稿编号为83718号。今后有关该稿件联系，请注明登记号。
来信如此简单。它凝结了我多少心血、汗水！这是宁夏第一篇贺兰山岩画调查报告，它标志着宁夏贺兰山岩画调查研究的滥觞，也标志着宁夏岩画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物》编辑部在给我发出通知后，随即将稿件转交宁夏博物馆馆长钟侃，请他审定修改，帮助我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钟侃馆长接到稿件后向宁夏文化厅和文物处通报了我的发现及调查报告。直到此时，宁夏文物考古界方才知道贺兰山有岩画。这无疑是晴天一声炸雷。是我打开了一座文化宝库，也打开了潘多拉盒。
10月14日文化厅文物处马鸣信处长和于存海到贺兰县，代表文化厅向贺兰县宣传部和县委协商落实保护贺兰口岩画的4项措施：不许拍照，不许拓制，不许临摹，不许参观。并由宣传部副部长赵忠和我陪同他们到金山公社和贺兰口生产队传达了文化厅和县委的指示，然后考察了贺兰口岩画，他们边看边赞不绝口，他们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岩画，喜不自禁，流连忘返。
送走了马鸣信和小于之后不久，宣传部尹占科部长主动找我。“祥石，岩画研究进行得如何？”“不瞒你说，没有经费，困难重重。”“你调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我支持你搞岩画。”尹部长真诚地说。我看着他微笑的脸和明亮的眼睛，被他的真诚打动了。“那太好了，我愿意。”我一口答应了。如此简单、容易，没有客套，没有任何条件，一言为定，我就调到了贺兰县委宣传部。
尹部长拨给我200元买胶卷和冲洗胶卷费，使我手头一下子有了一大摞岩画照片。
我被说服了
贺兰县毕竟是一个小县，虽然岩画丰富但仍然有限。为了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我来到自治区科协主办的《科学普及》主编俞杰先生的家登门求教，突然发现李本昭老师也在，这时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李本昭老师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我读宁大中文系时系里的负责人兼写作课教师，她工作极其负责、热情，因学识渊博，循循善诱而受到我们的敬重。
多年不见格外热情，自然有许多话要说，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同时把我过去收入“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交给了俞先生。这就是当时的见面礼。
在交谈中，俞先生问我：“你最近在做什么？”
“1969年我发现贺兰山贺兰口岩画后，前一段时间整理这批资料，已经给北京《文物》刊物寄去了岩画调查报告，编辑部也来信了，估计问题不大。”我如实相告。
“岩画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俞先生又问。
“岩画就是凿刻在石头上的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主要叙述和描绘了狩猎和游牧人的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有人物、动物、人面、太阳、手、狩猎、畜牧、舞蹈、繁殖、战斗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造型艺术，总之反映了人们早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
“这是相当重要和珍贵的文物呀！”俞先生听后颇有感悟地说。“你的发现给自治区领导汇报过没有？”李老师在一旁问我。
“没有，一个也不认识，只要《文物》发表我的调查报告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的初衷和心里话。
“你书生气太重，仅仅发表论文不行，你得去找自治区主管文物的黑伯理主席，把你发现的经过和重要性讲给他听，这么重要的事领导不知道怎么能行？”俞先生听了我的话后不满意了。“你只管去找他，那老头儿脾气可好了，你不要有顾虑，他会支持你的，要不然你的发现会保不住的。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了，刻骨铭心。你不要再犹豫了，立即就去！”李老师显然有些激动。
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我心里还不以为然，并没有下决心去找黑伯理主席。
出于职业和学术的敏感性，李本昭老师终于坐不住了，她一反常态，十分严肃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你怎么不听劝告，得尽快向黑主席汇报，时间拖久了会发生变故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马虎。”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说服我，李本昭老师用沉重的口气说：“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
她把我带到了20世纪20年代。
1927年4月16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2.4万美元资助在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化石工作正式启动，专门从瑞典请来了古生物学家步林博士负责鉴定和管理化石；中国方面则是由年轻的地质学家李捷担任地形、地质专员兼事务主任，成为中国在周口店龙骨山古人类遗址发掘的第一人。当时李捷是从中国地质调查所派往周口店进行发掘化石工作的。经过数月多的发掘，李捷与步林发现了一颗人类下臼齿化石，此齿微磨，似为7～9岁儿童牙齿。这颗发掘出的人类牙齿化石由英籍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步达生时任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经过他的研究认为这颗牙齿是介于人与猿之间的一种原始人类化石牙齿，与以前德国人施洛塞尔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发现的牙齿化石不一样，这颗牙齿更接近人类的牙齿。于是，这颗新发现的牙齿化石起名“中国猿人北京种”，又被叫做“北京人”（PekingMan）。从此，中国人类化石有了第一个新的名称。
说到这里，李本昭老师面露喜色，为此她有一种自豪感，眼睛好似特别明亮。她喝了口杯中的茶，又讲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