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江泽民
邓小平这个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与孙中山、毛泽东起到同等作用的历史巨人。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又被赞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读书时学名为邓希贤，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当过钳工和火车上铲煤的司炉，还在饭馆里打过工。他先加人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人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读书。
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上海，被中央派到西北冯玉祥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不久就被“礼送出境”，转赴汉口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夏，武汉政府反共，他转人地下，将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
在“八七会议”上，列席会议的邓小平首次听了毛泽东的发言，非常钦佩。会后，中共中央迁往上海，23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1929年7月，经周恩来推荐，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南宁，化名邓斌，改造俞作柏、李明瑞的旧军队，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协。同年秋，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支部队翌年离开广西，经七千里转战，于1931年夏进入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在江西根据地时，邓小平曾担任瑞金和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县委书记。当时，“左”倾的临时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第一次被撤职打倒。后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启用邓小平代理政治部秘书长。长征时，邓小平随军行动，途中参加了遵义会议。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之后任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同随八路军总部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描述的就是那时的情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组建野战军，1947年又奉命挺进中原，在1948年的全军整编中又称第二野战军，并与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一同进行了淮海战役。战役期间及此后渡长江时，邓小平任统辖两个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以能完成重大战略任务而闻名天下。
新中国成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调京任副总理和党中央秘书长等职务。1956年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会后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党内位置在毛、刘、周、朱、陈之后居第六位。从八大到“文革”的十年中，邓小平负责处理党内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这是他第二次被打倒。
1973年，邓小平复出，经毛泽东提议任党中央副主席，因积极纠“左”于1976年初第三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1977年重新任党内副主席。在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党的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又任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1989年，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春，他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张，在重要历史关头又一次为全党指明了方向。1997年2月，邓小平在北京逝世，骨灰被撒入大海。他留下的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理论极其突出的一点，就是肯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同他早年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历史的巨人诞生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邓小平同样如此。他属于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这些青年人漂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再回来挽救苦难的中国。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科学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为了达到美好的目标，他主张利用多方面的成果，“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便是生动的体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文革”的严重挫折时，邓小平带头拨乱反正，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理论。
80年代，邓小平在给景山学校题词时，曾写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这其实也是他本人光辉一生的写照——坚持三个“面向”，党的事业便会有光明的前景。
邓小平年轻时曾是刻蜡版的好手，有“油印博士”的美誉。他思维敏锐，喜好打桥牌，生活简朴，善交朋友。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经当过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他比蒋经国大6岁，因为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站在一起。蒋经国最爱听他讲述在法国颇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一度把他看成“大哥”、“学长”。不过，由于蒋经国回国后背弃了当初的革命誓言，完全站到老子一边，两个同窗共读的学友最终变成了政治上的对手。
青年时代的邓小平对围巾情有独钟，总爱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他曾解释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拣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因此中国留学生每人也有这样的一条围巾。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回国后，邓小平经历过种种艰难磨炼，总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且无所畏惧。他曾说过一句笑话：“天塌下来也不要紧，反正有大个子顶着。”
邓小平性格中有着非凡的韧性，他一生中曾有三次被打倒的曲折经历，却始终不屈不挠。“文革”期间，他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被遣送到南昌的一家工厂劳动。他当时已六十多岁，每天徒步上下班，同工人们一起干活。在江西的三年间，邓小平始终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切身地感受到“左”的错误在社会上造成的恶果。从那时起，他便考虑将来的整顿问题。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王震向毛泽东力荐起用邓小平，毛泽东也称赞了邓小平有战功。1973年春，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不久又经毛泽东提议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1975年，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以党中央副主席身份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1976年初，他已无法工作，广大人民却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并于4月5日清明节痛悼周总理时公开呼喊出这一心声。尽管邓小平被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被错误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全国的人心所向已是无法扭转。待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要求他重新出来工作便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邓小平曾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历史证明，邓小平确是一个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和赞誉的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