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的主线是明克·斯诺普斯的复仇。明克杀死郝斯顿，被判徒刑20年，他对堂兄弟弗莱姆没有出面解救怀恨在心。而弗莱姆为了阻挠他出狱，设下圈套，引诱他假扮女人逃走，结果加重罪名，延长刑期20年。数十年的监狱生活结束后，明克马上来到杰弗逊镇，杀死了弗莱姆。故事另一根主线围绕弗莱姆的女儿林达展开。林达离开杰弗逊来到纽约，成为进步人士，1936年曾去西班牙支援共和政府，于丈夫死后回到美国。她是美共党员，曾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在明克打死弗莱姆时，林达也在场，她对父亲毫无好感，等于是明克的同谋。
在《大宅》的前言中，福克纳写道，经过34年的写作生涯，他总算懂得“人心以及它的复杂性”。福克纳认为世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可怜的罪人，他们必然具有各种弱点。尽管他仍把弗莱姆看作最坏的恶棍，但他在《村子》里对弗莱姆的强烈憎恨，在《大宅》中已为另一种感情所代替。弗莱姆在即将被明克杀死时，已对一切都很冷淡，似乎他对生命已经疲倦。另外一方面，作者也并不把明克看成是报复私仇。在一定意义上，他反对的是命运，是在与逆境搏斗，是反对使他这一类人一贫如洗、受苦受难的别一个阶级，用书中的语言来说，是“他们”。“斯诺普斯三部曲”表明福克纳能够驾驭广阔的时代画面，作品气象万千。
《寓言》（1954）是福克纳晚年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它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书中的主人公为了争取和平而被杀害，但又像基督那样“复活”，他的精神仍在指引人们前进。
福克纳还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也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如《老人》（1939）与《熊》（1942）。
《老人》写一次密西西比河河水泛滥，监狱当局派一个囚徒划船去搭救树上的一个孕妇与屋顶上的一个男子。囚徒把孕妇接上了船，小船即被大水冲走。他与洪水和鳄鱼搏斗，最后又帮助孕妇登上一个小山去分娩。几个星期以后，他带了母子回来复命，监狱当局却因为他逾期归来而延长他的刑期。
《熊》是福克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写少年艾克·麦卡斯林通过打猎，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儿山姆·法泽斯身上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品质，体会到原始森林是最纯洁的，就连他的对手大熊也是高贵的。自由、勇敢、智慧、繁衍都与大森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作为文明社会的象征的他的祖父传下的大庄园则是罪孽深重，账本里充满了黑奴的血与泪。艾克为了保持良心的洁白，放弃遗产，决心像耶稣的父亲约瑟那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福克纳在西方文坛上被看作“现代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阔，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及其他小说规模宏大，人物众多，描写了两百年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和各种人物地位的浮沉及其精神面貌的变化。他是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笔下反映的种植园世家子弟精神上的苦闷，也正是现代西方不少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待从祖先因袭的罪恶的历史负担，如何保持自身良心的纯洁，从何处能获得精神上的出路等等。福克纳对传统、对物质主义的怀疑与否定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认为福克纳表现出了“时代的精神”。
福克纳在英、美及欧洲影响很大，在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的文学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福克纳的创作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注意，不是没有原因的，从许多方面看，他都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从所反映的题材上看，福克纳创造了一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套小说规模强大，人物更多，时代漫长，生动的描述了两百年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层人物地位的浮沉，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从表现人们的精神状态看，福克纳反复描写的南方种植园主世家飘零子弟的精神苦闷，反映现代西方不少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一些问题，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福克纳也有很多独创性。他尝试各种“多角度”的手法，以增加作品的层次与逼真感；他运用“时序”颠倒的手法，借以突出历史与现实的因果联系。此外，他还采取了“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段，企图使他的作品像万花筒一般繁复、杂乱并且引人入胜。在语言风格上，他想突破常规，试图通过晦涩、朦胧、冗长、生硬的文体取得特殊的效果。
富克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美国被评论、研究的最多的一位作家。1951年获得全国图书奖，1955、1963年两次获普利策奖。此后，被国务院派往国外从事文化交流工作。1962年7月6日因病在家乡牛津镇逝世。
海明威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喜欢打猎、钓鱼、射击、采集标本等活动。他的母亲是一个具有一定艺术修养和宗教观念的妇女，喜爱音乐和绘画，从小就让海明威学大提琴。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熏染下，海明威从童年时代就培养起了对文学、艺术及体育运动的热爱。1917年中学毕业前夕，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患眼病未能入伍。同年10月，他进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报社提出“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对日后形成他简练的文体产生了影响。
1918年5月，海明威参加志愿救护队，担任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1919年初回到家乡，练习写作。1921年去多伦多，担任特写记者。数月后他作为《多伦多星报》驻外记者赴欧洲担任记者，撰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以及希土战争的电讯。1924至1927年担任赫斯特报社的驻欧记者。
海明威驻欧期间，一直坚持写作。他通过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结识了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斯泰因鼓励他写作，并开导他如何写得精练和集中。1922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包括寓言、诗歌和短篇小说。1923年出版第一个集子《三个短篇和十首诗》。1924年在巴黎出版另一个集子《在我们的时代里》，包括18个短篇，发行量甚少，影响不大。次年同名的集子于美国出版，包括13篇短篇小说和夹在各篇故事之间的16篇插章。这部小说集和模仿安德森的作品写成的长篇小说《春潮》（1926），虽然销路不大，却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批评界的重视。当时已经成名的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称海明威“具有新的气质”，形成了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
《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一些小说描写涅克·阿丹姆斯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例如《印第安帐篷》写涅克跟随父亲出诊，见到一个印第安人自杀的情景；《某件事的终结》写涅克初恋的终结；《大二心河》中，涅克已从欧战复员回家，整天钓鱼，以摆脱噩梦般的战争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这些作品表现了暴力世界中孤独的个人，在艺术上已经形成含蓄简约的风格。他不直接吐露人物的思想情绪，而是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透露人物的心情。
192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头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英国版题名《节日》，1927），小说描写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情景。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英国人，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美国记者，战争中因下部受伤而失去性爱能力。杰克与勃瑞特相爱，但无法结合，战争给他们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他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厌倦和颓丧。小说还描写了一个美国作家罗伯特·柯恩，他自以为富有英雄气概，对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他追求勃瑞特，但勃瑞特和她的朋友都不喜欢他，觉得他的生活观是陈旧的，虚妄的。这部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幻灭感，斯泰因曾经对海明威等人说过：“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当作小说的一句题辞。由于小说写出这一代人的失望情绪，《太阳照样升起》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国，并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著名的有《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和《杀人者》。《打不败的人》描写西班牙一个体力已弱的斗牛士为了维护昔日的荣誉，在斗牛中竭尽全力坚持到底；《五万大洋》写一个拳击手宁可失败也要保持职业的体面；《杀人者》的主人公涅克·阿丹姆斯面临一桩凶杀案件感到恐惧。海明威在这些小说里创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这类人物形象对后来美国通俗文学产生了影响。
1929年，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人公亨利是美国志愿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院期间受到英国护士凯瑟琳的细心看护，两人产生了爱情。他返回部队后，在一次撤退的途中被意军误认为德军的奸细而逮捕。他在等待处决时伺机逃脱，与凯瑟琳一起流亡到瑞士，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不幸凯瑟琳和婴儿死于难产，亨利悲痛欲绝。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把个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看作人类的灾难。在他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而“多数都往火里跑”，“到来了还是烧死在火里”。作者也没有把希望放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他认为人在这个暴力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有勇气的人。如果你不是这几种人，迟早也得一死，不过它不急于要你的命罢了。”海明威之所以坠入悲观失望虽然是由于他未能全面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是极为厌恶的，他通过亨利的内心独白讽刺道，“我一听到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就觉得害臊”，在这场“拯救世界民主”的战争中，“我可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场似的，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海明威从批判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出发，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丧失了思想的能力：“脑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只能回想，而且不能想得太多。”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充分显示出海明威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简约洗练的文体以及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等等，构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海明威1927年离开欧洲后，先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后迁至古巴。他常去各处狩猎，还曾登上他的“皮拉尔号”游艇出海捕鱼。30年代上半期他发表的作品有写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关于在非洲狩猎的札记《非洲的青山》（1935）。在《死在午后》中他总结了他的创作经验，提出冰山的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说明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才能含蓄简约；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1936年，海明威发表他有名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以现实与幻想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一个作家临死之前的反省。
1937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出版。主人公哈利·摩根是佛罗里达一个难民，在经济大萧条年代靠海上捕鱼根本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不得已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他偷运酒类、军火甚至奴隶，结果被打坏一只臂膀。作为一个贫穷的无产者，哈利在临死前终于从自己痛苦、多难的一生中悟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奋斗是“不成的”。这是海明威明确地接触到劳苦群众团结战斗的社会主题。
1937年，海明威以北美匠业联盟记者的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战中。他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为影片《西班牙大地》写解说词，在美国第二届作家会议上发言斥责法西斯主义。1938年发表剧本《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区创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于1940年发表。这部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美国人乔顿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炸桥的故事，集中描写乔顿炸桥前3个昼夜的活动，包括游击队内部的分歧，胆小的游击队长与他勇敢的妻子之间的矛盾，淳朴、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反法西斯情绪，乔顿和一个西班牙姑娘的恋爱，另一支游击队的英勇奋战和牺牲，乔顿因情况有变而与上级联系的过程，国际纵队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混乱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等等。小说也以厌恶的情绪描写农民对一些法西斯分子进行肉体上的惩罚。最后，乔顿在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执行炸桥任务，身负重伤，独自在山顶上阻击敌人。《丧钟为谁而鸣》从民主主义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主人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乔顿临死之前回顾了一生，肯定自己为反法西斯而牺牲是光荣而崇高的。
40年代初，海明威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42至1944年间，他驾驶“皮拉尔号”游艇巡逻海上，因而得到表彰。他曾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控为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来还获得铜质奖章。
50年代，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和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过河入林》写康特威尔上校凭吊过去的战场，顾影自怜，悲观懊丧，重复孤独、爱情、死亡的主题，艺术上也缺乏光彩。批评界对此书评价不高。《老人与海》的主题思想是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小说中的渔夫桑提亚哥在同象征着厄运的鲨鱼的斗争中虽然失败，但他坚忍不拔，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小说中有一句名言：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桑提亚哥这个孤军奋战的形象是海明威20、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它的艺术概括程度更高，达到寓言和象征的高度。《老人与海》获得1952年度普利策奖。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以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夫妇迁居美国爱达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病，精神抑郁症十分严重，多次医疗无效。1961年7月2日的早晨，海明威用猎枪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