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并不想进东安市场，但是为了提前解决生理问题，想商场里肯定有顾客方便的地方。果然，按照图示我找到了厕所。但是，它的卫生设施并不是特别好，地滑而且位置过于苛刻，对于我这样的人必须小心再小心。出来洗手，不知道怎样开水龙头，问旁边女孩，她说伸手就行。伸手，果然，再看水龙头旁明明白白地写着“伸手出水”。噢，难道我不识字，是文盲？
在商场里买了两支笔和一盘齐秦的CD。本来还想买点吃的，但几乎全是甜食，而且那么贵，咽下口水。
看了看时装。时装画报看多了，现实的也并不很引眼。当然，最主要是自己的一百五十斤的形象和美丽是敌人。
街道两边的店里也有甩货，仿佛便宜的不要钱似的吆喝着，也的确吸引了不少眼光、身影和脚步。
看到王府井小吃民俗街的雕栏楼牌，就走进去看。
两边的烧烤摊上摆着一排排食品，一张张很新疆的面孔用听不太懂的普通话热情招呼着。我努力快走，逃离臭豆腐的“熏陶”。
所谓的民俗文化，不过是一些风筝小装饰品脸谱肚兜绣品……一女孩对另一女孩喊：“老外，有老外来了！”
就见一女孩热情冲上前，“Hello……”
“Thankyou！”老外笑着摆手摇头。
大家都机灵了。
北京的异族面孔比比皆是。
我没有能力一直走，大部分时间就都坐在道旁的椅子上看。
再富饶的地方也有穷人，或者说富人多的地方穷人也不少。
有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她的腿一走身体就晃荡，她不时地用手支撑着腰背，或者坐到椅子上休息。
我看到她向路过的四个老外之一比划，她肯定是不会外语的。那个外国人明白后，将手中的绿茶瓶子递给了她。她将瓶子用脚踩扁，放进手中的大口袋。
天很热，为了省钱，我就吃了两块钱的煎饼。但是渴，我不得不喝了八块钱的水（两瓶矿泉水，一杯酸梅汁）。
3点10分，我离开王府井，到广播学院地铁站时3点48分。
我坐电梯逮着门就往外走，走下天桥，到了公路上，左走一段感觉不对，右走一段感觉还不对，我走错了方向？
没办法，又从天桥走过去，找对了路，这时又累又渴又难受，还得接着走。一直捱到一个酿皮摊，才借口吃酿皮，歇了歇。继续走，买了瓶矿泉水，一份《北京晚报》，坐在路边的花园台阶上再次歇息。
结着冰的水喝下去真凉爽，手还是发抖。于是吃药，看报，直到平息了心肺的火和身体的不适。
走。
在福怡园小区旁边的小摊上又一口气喝了两杯冰豆浆，才支撑着走回小区。
已经7点10分了。
天哪，金北岩20分钟的路，我今天迂回走了三个小时。
从早晨出门到回来，我用了十一个小时。
看报，知道6月9日北京的这一天，热闹非凡，有很多名人传递奥运圣火。笑自己，用十一个小时“马拉松”北京王府井，是否也有奥运精神？
7、一路上有眼相看
金北岩顺路打车把我送到双桥地铁站，我得去“真情互动”赴张耀东老师的约。
地铁里有各色的人。
“卖报啦！卖报啦！昨天晚上王菲为情自杀了！”
“卖报啦……赵忠祥又出事了啊！”
“……解放军调兵十万准备攻打台湾了啊！”
正闭目养神，听旁边有小女孩咿咿呀呀地唱歌，觉得诧异：地铁里唱的什么歌？于是对她多瞄了几眼——她大约十多岁，穿着打扮有点不大干净，唱的什么听不懂，又没腔没调，而且面无表情，更让我惊讶的是，唱着唱着，她忽一低头，猛猛地鞠了个90度以下的躬，然后双膝伶俐地跪地，很随便地就磕了一个头——我终于明白她是一个小乞丐！我没有看见她行乞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见一只手递给她一元钱，她立刻不唱了，也不跪了，利索地捏上钱，转身就走！我有点想提醒她能说一声“谢谢！”
还看到也就几十公分高的一对侏儒夫妻，女人在前，捧着一顶灰色的破帽子，里面盛着乞得的一些钱票。男人拄着一根脏糊糊的木棍，尾随其后。他们衣衫肮脏，人们唯恐躲闪不及。我心里很不好受，先天的残缺无法改变，可是至少可以使自己看起来干净一些呀！
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儿一女。我想地道的北京人是不容许生两个孩子的。那么他们是外地在京打工的吗？小男孩七岁左右，攀着栏杆作孙悟空状。我旁边有人下车，他就立刻蹿过来，后来他父亲也坐在他旁边。我听见父子俩说话，全部是英文对白——外国人！可是从外貌上一点也看不出。怪不得两个孩子！他们在国贸下了车。据说那里外国人比较多。
我在1点26分到达的约定地点，可是张老师并没有来。北京真热，我真渴，喝掉事先买好的一瓶水，但不敢继续，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上哪里找厕所解决问题啊。长得丢人也罢了，但行事还得正常一些，该忍受的必须忍受！
一直等到2点半，才等到，然后他又处理一些事情，直到3点半才开始聊。而后，他又接了一个电话，结果我们正式谈话是从4点半开始到6点半结束。
在回去的地铁里，女工作人员帮我上地铁。人们也特别关照我。感谢他们！
从地铁站出来，天色已暗。下台阶时，我的眼睛分辨不清，只能依靠拐杖和感觉，所以下得艰难又累，身上直冒汗。想打车，可是的士在马路上匆忙急驶，我根本看不清哪一辆是空车。倒是三轮“摩的”的师傅们很热心。我在两位师傅的帮助下上了车。车一蹦一跳，我心犯恶心直发抖。好不容易到了小区，又在两位保安的帮助下下了车。在回楼的路上，我感觉身心都在飘浮，但又必须神志清晰，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绝不能倒下”，就咬紧牙关，硬硬地走了回去。
倒在床上，天旋地转，又庆幸，没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没有什么坚持不下去的！
在路上，我看着别人，别人也看着我。我想，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的参照物。我的不健康，也许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而人们的幸福又能给我带来希望。有了陪衬，幸福就更明朗了吧！
8、罅隙里的一颗心
药量加大后，身体似乎好受了一些，眼睛里面的血丝少了，但是视力依旧模糊，算了不疼就行，一切还不是最惨。
调整身心。14日休息了整整一天。
15日的清晨，坚持走到阳光下，在小区的腰背按摩器上活动了一百下，左边的腰疼似乎减轻了许多。
尽量提起精神，让腿部有力量感，走得快一些。
买菜买报纸看天空看绿草看路边花。
本来想在街角的花厅里休息一会儿再走，但是那里已经坐满了老头老太，感觉腿脚还可以，那么继续。
费力地拖着沉重的双腿，挪回小区，在腰背按摩器跟前，坐下来歇息，按摩腰背。
回到屋，躺上床，让肢体彻底休息，看报纸，小睡。
平静之后，再次给自己打气：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任何能想到的方法都值得尝试！
没有钱的时候，可以卖沙枣核裙子。如果它可以卖，那么那些时装画应当也可以，所以钱应当不成问题。
可以上电视，但是结果怎样，无法预料。因此，只能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锻炼。
最重要的还是关于小说的出路。
从前，只是一个读者或者文学爱好者，虽然也向报纸杂志投稿，但是对于文学出版领域，一片空白。
打电话。
往作家出版社打电话。第一编辑室没有人，那么第二编辑室呢。一个声音很悦耳的女编辑，听完我的陈述，说最好寄小说过去他们看看。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建议我最好去找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小出版社，并且告诉我几个电话号码。
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占线，再就是负责人不在，最后是一位男文学编辑，开始他还蛮热情洋溢，后来就有些冷淡。他态度的变化，可能开始以为我是他的什么文学崇拜者，一个劲地追问我到底是谁怎么知道他的电话，后来我说明我的情况后，他的语气就平淡了，很冷静地询问了小说的内容后，很干脆地答复我：由于掺杂了宗教这种敏感问题，他们一般回避，根本不予考虑！他还没听到我的谢谢，就挂断了电话。
真有意思，在爱情领域里，宗教是鸿沟。在言论出版界，宗教也是个坎。宗教使生活变得复杂？
我的故事里有宗教，可只是一个引子，并非主题。但，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会不会也是别的出版社拒绝的理由？很有可能！
那么怎么办？
《穆斯林的葬礼》能出，我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
他们没有看怎么知道我的故事不好？
金北岩开始看时，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看到后来，说不错，很感人！
她是这个故事的第三个读者。他们的反应，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
金北岩的弟弟是广播学院的老师，说让我写点材料，他认识一个出版社的主编。
罢，先不想了。
大吃了一顿午饭。
以前我坚强，后来我崇尚勇敢，现在感觉，凡事还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要智慧！
我的身体局限性太大，特别是在生活上又很麻烦金北岩，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家上网！要及时变通！
往家打电话，无人接，不知道爸爸身体好点了没有。
给朋友打电话，告诉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天，看到报纸上介绍用自体干细胞，减压，纳米手段治疗股骨头坏死，心里一下子塌实了许多——就算右边的股骨头真坏了，也不用再像换零件那样做手术了吧。
生活里挤满了困难，只给心留了些罅隙，我从那里向外界搜索！
哦，希望总是会有，任何事情都是！但如果我自己先绝望了，恐怕就等不到希望开花的那一刻！
对，只要没到绝望的地步，就不能放弃哪怕一点的希望！
9、长途短路天地宽
只要出去，都会到报刊亭至少买一份报纸。
今天买了《新京报》和《北京科技报》。
走路可以锻炼，报纸可以了解信息，没办法，不能走长途办事，就只能在短路里寻找一些见识。
一位老爷子拿出几张钱，对卖报纸的男孩说：“前天我买了一份八毛钱的报纸，你找给我四块两毛钱。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回到家一看，才发现钱找错了。”
原来是找后账的。
看到男孩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老爷子接着说：“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张一块钱和一张五块钱。我买完报纸，回到家才发现，一块钱不在了，五块钱还在。你给我找错了，把一块钱当成五块钱，给我找了四块两毛钱。”
男孩和女老板解释：“老爷爷说我多给他找钱了。”
渐渐明白过来的女老板脸色缓和了许多，换了一脸笑。
“本来昨天就来还钱的，但是家里来了客人，所以今天才来！”老爷子执意将钱递给男孩。
“给老爷子拿份《新京报》看！”女老板招呼还愣神的男孩。
“不用不用，我今天还有事！”
“那谢谢您啦！”
“唉，别人的钱，不能贪……我今年都八十了！”老爷子边走边说。
目送着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爷子，心中敬仰，“走好！祝您寿比南山！”
真是心底坦荡天地宽！
5点钟，爸爸打来电话，询问我的身体状况，钱还够不够，说宁夏最近的气温很不正常，要么暴晒要么阵雨，很不稳定，他和妈妈的身体都不大好。妈妈是头和腰老疼，爸爸去医院，医生让他住院，说是肺部感染。他买了药在家打吊针……怪不得这些天感觉很不好，电话里爸爸连连咳嗽，肺部感染可不是小病，必须得住院，我叮嘱爸爸，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回去。
北京太大了，正常人的生存都很有挑战，对于我这样有残缺的人来说，想顺利办成事，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的钱本来就少，总不能老依赖金北岩，这段时间已经够麻烦她的了。
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定的眉目，而真正有结果，还需要很多。我还继续待在北京吗？
从经济能力、从身体能力、从环境等因素考虑，我觉得我应当暂停。
做事不能急于求成，速战速决的成功，需要运气，遇不到了，还是得现实一点，执著也需要灵活。
爸爸的身体，实在令我担心，正是农忙季节，他若是怕花钱不进医院，闹不好病会拖大。如果进医院，妈妈一个人处理农田的事情，恐怕不行。父母是我不顾一切努力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我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虽然我在家，体力上不能帮什么，但在处理事情方面比他们考虑的要周全。我需要他们，就像他们也需要我好好地生活着一样！
既然北京没有让我绝望，那么可以一切暂缓，有信心在天地宽，保存实力要紧！
我决定回家！
10、天安门前爱升华
回家的感觉让我神经兴奋。好像，正好照应我出门时的激动。
11点和金北岩及她的小弟平儿从餐厅回来，几乎一夜未睡。吃了两倍的药，做好全面准备。
2点钟起床，3点出发。我拄着拐杖背着小的行李包，金北岩帮我背着大的。她先到朝阳路上打车。4点45分左右升旗，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北京还沉浸在夜色灯海里。
也就刚4点，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一开出租车门，就有人冲上来向我们兜售小国旗。再看广场上，人影重重。越往国旗跟前走，人越多，根本无法靠近。
升旗仪式，在每天的“新闻联播”之前，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可是如果不目睹国旗冉冉升起，就像没有真正到过北京。我总觉得升旗有一种非常神圣骄傲的感觉，有时在学校等场合，随着国歌响起，看着鲜红的五星红旗飘扬升起，眼泪都会很激动地涌出来。
1992年，我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国庆和朋友一起逛北京。为了看升旗，一夜未睡，结果还是因为路上堵车错过了。这个遗憾，这次一定得补上。
好多学校都放假了，就有许多旅游的学生。离升旗的时间越近，广场上的人越多。鼎沸的人声和拥挤晃动的人群，使黎明前的黑和天气的阴沉，显得无足轻重。期待希望，内心的世界，往往可以忽略现实的环境。
人们高举着各种相机，不但想亲眼看升旗的过程，还想将激动人心的时刻记录下来。
我们是无法近距离观看的，只好远远地望。
国歌响起，国旗升起。
有两个时尚大胆的女孩子，为了看到升旗，分别骑在男朋友的肩膀上。
开始，我非常失望，为乱哄哄的人群，觉得他们以这样大不敬的方式观看升旗仪式，是一种亵渎。特别是那两个“不雅观的女孩子”。我理想中的天安门升旗仪式，应当是所有的人都秩序井然，严肃敬仰地注目着国旗升起。这样的想法持续了好久，但是后来，我忽然羡慕起那两个女孩子。爱的表达方式应当就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要整齐划一千篇一律呢！因为爱国，所以想目睹升旗，于是爱人的肩膀架起了她的渴望。个人的小爱烘托起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应当把他们拍摄下来，就叫“爱升华”。
升旗仪式结束了，兴奋的人群渐渐散开。弥漫的阴云里，天色开始显亮。完成了心愿，精神松懈下来，觉得很累很困。两个人坐在广场上，休息。
孩子们在放风筝。广场的天空开阔，孩子们的身影和天空的风筝都很自由。
有一时刻还雄心勃勃地想去北海看荷花。总是心想飞，却发现没有翅膀！还是去火车站，养精蓄锐，等待下午1点钟的火车吧。
火车开的时候，金北岩恋恋不舍地跟着跑，害得我也眼泪直打转。向来不喜欢送别，有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难受滋味。
遇到雨，火车晚点，给朋友发短信，告诉他我到达银川的时间。
5月10日到7月10日，整整两个月，从银川到北京再回到银川，宛如一段梦。我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了吗？
仔细想想，一切没有预料的那么糟糕，也没有什么轻易的幸运。只是，努力的艰辛，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每一步路，都不好走。北京的这段历程，告诉我，自己还需要更多的锻炼，才能将心中的爱和希望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