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一词，时下正以其高频率见诸文件、报端、影视广播、书刊杂志、会议讲话之中，可见素质教育深入人心。此乃国运兴盛的吉祥之瑞，甚可喜之。在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学校和课堂，自然就更要教育引导学生时时处处事事讲求素质，以利造就高素质的一代共和国公民。但窃以为，为人师者对于素质教育，当重在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躬行之，并不在于是否整天把“素质教育”一词挂在嘴上。至于对待学生，特别是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话，倒要慎用“素质”一词为好。
比如，一位教师对一位没有弄懂题目的学生斥责道：“为什么偏偏又是你听不懂？你的素质也太差了罢？”有位犯了过失的学生，从家长那里听到的教师的批评结论是“素质太差”。另有一位学生，因为在上课时发表了与教师和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意见，与教师发生言语冲撞，使教师下不了台。教师当着全班学生宣布矛盾的性质，属于这位学生的“素质”问题。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倡“精神文明用语”，其本质要求是倡导对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学校乃“书香门第”，粗俗卑污的语言不应有其立足之地；而貌似“文明”实为伤人的语言更要提防其堂而皇之地作为“教育用语”登人大雅之堂。如果把“素质”一词当作一根“文明棍”任意挥舞，那么学生的厌恶、抵触、不满和反感是可想而知的。而遭到学生反感的所谓“教育”，除了一时宣泄了教师的不良情绪，有什么正面的教育效果可言呢？
教师应当怎样对待学生？这也许是教师资格考试中最简单不过的一道考题，极少有人会答错；但实际做起来，不及格的怕并非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者只需要理解和记忆，而后者则需要师德和师爱。即以上述三位教师为例，其错谬至少有三：
一谓忘记了为师者的责任。学生学习有困难，正需要教师满腔热情帮助克服之，这是教师的责任所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见后进学生便满脸不高兴、不耐烦，甚或斥之，讥之为“素质太差”，在“棒杀”学生的同时，也必然玷污了教师的自身形象。学生素质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教师的责任就在于努力缩小这种差异，并使不同素质的学生都尽可能多地得到发展；而不应人为地去强化这种差异，更不应鄙视后进者。
二谓以偏概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学生在某方面有缺失，就应当在某方面进行帮助教育，使之改正；笼统地斥为“素质太差”，不但无助于学生正视自己，反而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或对立情绪，客观上倒可能更助长了其缺点的发展。须知“素质”二字，虽然在教育界议得沸沸扬扬，而在一般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它多少等同于“本质”。说他“本质上”（亦即根本上、整体上）不行，谁接受得了？
三谓“无限上纲”，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上纲上线”是“文革”的流行做法，即对于不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一概先给它上“阶级斗争”这个纲，“路线斗争”这条线，即宣布你为“阶级敌人”，把你“打倒”。有的学生个性较强，喜欢持不同意见，这并非都是缺点，甚至倒是优点。即使有些意见乖谬、荒唐、可笑，也不值得教师上火。教师应该宽容、慈爱，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细心体察，精心保护学生哪怕微不足道的每一点积极性，引导其明辨是非，扬长避短，走向成熟。倘若学生的意见本来并非一无是处，教师仅因其“冲犯”自己而加压，就更不应该了。
以上信笔走马，应属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洪流中一点小小的浪花。因为自认为牵涉到“教师素质”这个大问题，也许并非小题大做。
有感于教师补课费
有位中学班主任告诉我，在他们学校，课任老师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凡是给学生补了课，都要由班主任老师替他们向学生收取“补课费”。这位班主任觉得这个钱不应该收，但是顶不住来自一些课任老师的压力，只得照办。只是免收了自己的那一份钱，不料却因此招来“假正经”一类的讥嘲，他很是为此苦恼。我很同情他的处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作为一个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是自己的职责，即使为学生多花了一些劳动，也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事。我们的大多数教师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学生学得不够好，也是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分不开的（当然，有些学生成绩较差，是不能责怪老师的）。教师有弥补教学缺陷的责任，并没有额外索取报酬的权利。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工人造出次品、医生发生医疗事故，不但用不着检查原因，反而可以因此得一笔奖金，那成何体统？
我们的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典范和楷模。补课收钱，教师是增加了一些收入，但学生和家长却增加了不该有的负担，而且对学生的心灵和社会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似乎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的买卖关系。这是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不相容的，也是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不相称的。难道我们值得为那么区区几元钱损害人民教师的声誉、污染学生的心灵吗？
师恩难忘
——献给母校的老师们
岁月如流，离开就读三年的白马湖畔，已过去了整整30个春秋。几十年的风雨沧桑洗去了儿时许多天真的梦幻，却难以泯灭对母校的深情眷恋和怀念。接到“春晖中学7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寄来的《给春晖校友的信》以来，心头便时时涌动着一种激情，一种向亲人倾诉情怀的难以自抑的激情。在母校七秩庆典将临之际，我没有丰硕的成果奉献，愿以这简短的文字，敬献给在我成长道路上付出过无数心血和汗水的、永远令我尊敬和怀念的春晖老师们。
1961年秋，我被保送进入春晖中学——这所我久已仰慕的学校。春晖中学的悠久历史和崇高声誉，曾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青少年的心。当我挑着简单的行李走在百官至白马湖的石板路上，行走在碧波荡漾的湖间小路上（听说那是前辈春晖师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成的路，故名曰“春晖马路”），内心的激情是难以言表的。三年的春晖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年月，正是国家经济遭遇暂时困难的时期。春晖的老师们，以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贞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工农子弟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自觉奉献。如果说，春晖的前辈老师们曾经以爱国的情怀、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教艺为春晖赢得了声誉，那么，当新中国的“春晖”普照神州大地以后，春晖的老师们便以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继承弘扬春晖的光荣传统，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春晖的光荣历史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春晖的老师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始终饱满的政治热情教书育人，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优秀儿子；
春晖的老师们，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师德言传身教，使无数莘莘学子受到革命精神的启迪和优良品德的熏陶；
春晖的老师们，以严肃负责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春晖的老师们，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学生，注重身心的健康发展，以丰富的课余生活和经常的体育活动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和体魄；
春晖的老师们，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思想，给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了我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恩师永记，师恩难忘！
曾记得，1957年、1958年的政治风雨，使春晖的一些好教师遭到了伤害。那个时期，他们在学生的心目中显得比较严肃、比较沉默，但从他们对教育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中，从他们对学生一往情深的态度里，我们看到了一颗颗忠于党和人民，执著于教育事业的灼热的心。“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使不少老师蒙受冤屈和摧残，但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他们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的初衷。我曾从一个受过伤害的老师那里听到他对教育发展的自豪，内心感动不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忠诚、多么正直、多么善良，又是多么令人敬佩！
曾记得，那个年代的春晖老师们，生活是多么清苦！教师的伙食几乎和学生没有两样：一碟素菜，一小钵饭，难得见到鱼肉荤腥。大多数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学校没有家室，和学生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少数有家室的老师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自觉地为国分忧，没有牢骚，没有怨言；有的是对事业的执著，对前途的信心。早晨，起床的钟声响起，老师们率先出现在操场上；白天，老师们一片忙碌，几乎看不到他们轻松的聊天和悠闲的散步；晚上，他们或伏案备课，或巡视教室，或个别辅导。当工字房的灯光熄灭之后，教师窗前的煤油灯光，总要亮到深夜（那时学校是自行发电的，但只发到晚自修课后便结束），那时的我曾经想过：他们这样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究竟图的什么？这个道理，我到后来才渐渐明白。
曾记得，春晖的老师们对学生倾注了多少爱心。很多同学因家境困难要辍学，是老师们跋山涉水家访，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我的班主任张志南老师曾两次写信给我那不识字的农民父亲，希望他能克服暂时困难，让我继续读书。当我读着那滚烫的字句，热泪突眶而出。不止一位老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钱给我买过饭票。当我在学习中略有成绩时，老师是那样欣喜不已；当我有些课程成绩不尽如人意时，老师又是那样忧心忡忡。作为一个贫农的后代，我正是从老师们身上，具体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激发起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曾记得，春晖的老师们对教学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他们备课极为严肃，讲课特别认真，批改作业从不马虎。从难从严、一丝不苟、扎实刻苦，构成了春晖特有的教学风格和特色。为了纠正体育课的一个细小动作，那时年事已高的老教师詹之尧会不顾自己的身体，连做很多个示范动作。
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伟大的，教师对于学生的恩德是学生永远铭记、也是永远难于报答的。春晖的老师们，还有教育过我的其他学校的老师们，也许已不甚记得他的每一个学生，但学生却会永远记住每一位老师所给予的教育和爱心，每当我工作取得成绩时，我就会记起老师的恩情；每当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时，我就会记得老师的许多教诲。而这，也许就是最值得教师欣慰和自豪的地方。
物换星移几十秋，春晖的老师们，现在熟识的也许已经不多。但我相信，春晖的校风、春晖的传统、春晖的师德一定会代代相传，一定会在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彩。
衷心祝愿春晖的老师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生活幸福！
衷心祝愿春晖中学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更加蓬勃兴旺！
师德春晖
时代列车风驰电掣地刚进入21世纪，就迎来母校80周年的华诞。负责校庆筹备的经遵义老师多次来函来电并寄来《春晖报》，瞩我写一些纪念母校的文字。身受春晖沐浴之恩的弟子而今又忝为教育科研队伍之一员，这本是责无旁贷之事；而竞因种种原因迄今未曾动笔，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实际上，这件事近半年来时时萦绕脑际，令我不敢贸然动笔的一个深层原因，是白马湖留给我的记忆太多、感念太多，不知道从何写起。
春晖的湖光山色、花草树木、屋宇廊回、石桥曲径，无不留下过我少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幻；而最使我梦萦魂牵、心向往之的，还是那些包括校工职员在内可敬可亲的春晖老师们。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师恩难忘》的文字，表达了我对春晖老师们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今天我仍想写这个题目，不过从师恩说到了师德。如果说师恩尚局限于个人的感念之情，那么师德则多少可以反映我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些思索。
事实上，春晖老师们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思想品格，在教会我应当怎样做人方面是发生过极为深刻影响的。我在春晖之后的几十年间虽无大的作为，但自问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无愧于母校培育的。当年，我不但从文献资料和师长的叙说中了解过许多春晖先人们的高风亮节，而且切身感受到身处国家困难时期作为春晖教师的那一种可敬可佩的品格，是怎样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影响他们人生的道路。
我高一和高三时的班主任张志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课教师，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青年时期的张老师热情正直，充满理想，富于激情，而且极具人格魅力。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生动活泼而又富于哲理，是真善美的结合，绝无单调乏味之感。这不但源于他扎实的业务功底和高超的教艺，更在于他的精神和气质。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对祖国和对生活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真理和理想的热烈而执著的追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使科学、真理的力量与思想、情感的力量融为一体，产生了巨大的慑服和感染力。正是张老师的人格和他的政治课，帮我奠定了今后为人处世价值取向的基础。张老师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把他的班集体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张老师与我在白马湖畔朝夕相处，无论在课堂、寝室、田间、操场，真个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他教会我怎样严于律己，怎样关心同学，怎样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怎样争取集体的进步和荣誉，怎样对待困难和挫折。这些都使我走上社会以后获益匪浅。
陈宗秀是我的数学老师，清瘦病弱的身体，陈旧不堪的衣衫。要不是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极易误认为是哪个山村的老农。据说他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当时身处逆境。但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教学上的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殊深。记得有一次上午第四节课后我问他一个数学题目，他竟不厌其烦地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讲解。要知道那是物质和精神都极为贫乏的困难年代啊！每到第2节课后，无论学生和老师都已饥肠如鼓，饿乏难忍。第4节下课钟声响后还能坚持挺住半小时之久，对于他那病弱的身体，需要多大的精神意志力量！从此以后，我怕再见到陈老师期望的眼神，听他的数学课再也不敢轻易走神。一个身处逆境的人能够给学生以如此的认真与关爱，没有高尚的品格是难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