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老师詹之尧也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作为一位老教师，他与年轻人一样风里雨里跑掷拉跳、摸爬滚打。人称“黑白牙膏”的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动作步骤丝毫不肯马虎。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小伙子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寒冷和饥饿”，“年轻时不锻炼，不吃点苦，将来怎么为国家服务？”有个冬天我赖床逃避早操被他发现，却谎称身体不舒服，不料遭到他声色俱厉的批评：“年纪轻轻睡懒觉，你还是个学生干部，怎么好意思！”真使我羞愧难当。据说詹老师夫妇都是体育教师，没有生育儿女。他是把我们每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别看他表面严肃，其实是一个极为和善厚道的长者。我想他终生未必得过什么体育金牌，但他的人格在学生心中塑造的丰碑是无价的、永恒的。
还有，当时春晖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和夫人展兰英老师、吕耀永老师，他们在我就学困难时期和离开春晖以后长时期对我政治思想上和经济生活上的种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春晖中学，这样的老师真是难以计数，随处可见。
春晖中学的教育质量历来是有口皆碑的，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我以为在于她源远流长、传承不衰的优良的师德师风。在当今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能否继承、弘扬和光大这种师德师风，实在关系着春晖发展的前景，更关系着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未来。
愿春晖的师德长存，愿师德的春晖照耀千秋万代！
学子的怀念与追思
新中国第一代著名教育家、母校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刘佛年先生，谢世已经2周年了。捧读《刘佛年教育文选》《刘佛年学述》这两本书，凝视着刘校长那平易宽厚的熟悉的遗容，感受着书中充满睿智而明白如话的思想和文字，心头充满了对前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我是196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时师大文史楼后面的二排平房分别为中文系、历史系和教育系办公室。从我所住的第一学生宿舍去图书馆，时常要穿越教育系办公室外的长走廊，可以看到许多老先生坐在屋内埋首文山书海，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又默默无闻。有一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与我同行至此，指着一位戴深度眼镜、头发花白、举止持重的老先生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刘佛年校长。一个带着鲁迅故乡的泥土气息新来乍到的青年学子，面对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我当时的兴奋、幸运、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肃然起敬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然而仅隔一年之后的1966年初夏，“文革”风暴骤起，刘校长被视为“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打倒”。第一张欲置刘校长于死地的大字报，我还记得题目是“老虎屁股棍子打”，贴在图书馆大门内的大厅右侧。在我，倒是从大字报提供的材料中初次了解到刘校长早年的革命经历和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像这样一位忠诚于革命、潜心学术的专家学者竞被列入“黑帮”之伍，当时只是徒增了我对这场运动的困惑和迷茫而已。
在相对正常的“文革”前二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无缘聆听刘校长的讲课，也来不及拜读刘校长的文章著作。心理学既被判为“伪科学”，教育学也被看做“集封资修大成”的、需要“砸烂”的学科，师范大学的学生还能读什么书呢？
在“文革”开始后长达四年的岁月中，刘校长虽然没有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我不时从被侮辱、被亵渎的文字和场面中看到刘校长的名字和身影，心中十分难过。当时的悲凉情绪之中，既有对刘校长等一大批老革命、老教授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包含一个师范学子因人生理想的轰毁所引起的失落与哀伤。在校园和世态一片混沌的1970年，我终于告别母校踏上江西的红土地，在部队锻炼一年后被再分配至省革委教育组，先是编教材，再是搞教研。因为工作需要，这才开始读到刘校长的文章。随着拨乱反正，“文革前17年”的中国教育连同刘校长作为教育家的地位从此逐渐恢复和清晰起来。
1991年，山东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我主编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方法入门》，我很想请刘校长题个词，苦于相求无门。当时，刘校长的内弟（其实是连襟）、南昌业余大学的凌骥飞先生正在与我共事，我便通过凌先生的介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刘校长府上拜访。出人意料的是，刘校长及师母竟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他并不相识、初次上门的年轻人，师母还亲手制作点心相招待。刘老非常赞赏并热情鼓励我为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学素养所作的工作，认为青年老师不投身教学改革、不学习教育科学是难以成就事业的，教导我要趁着年轻多读点书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并欣然按照我的请求展纸挥毫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内容是鼓励青年老师努力学习教育科学，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立志为培养祖国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建功立业。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立即挂号寄给了山东教育出版社。令人万分心痛遗憾、使我长期愧疚不已的，是这一篇珍贵的墨宝，竟被某印刷厂丢失了，几经查找无果而终；而我当时竟粗心到没有复印一份留存下来！事虽至此，刘校长对一个普通学子的关爱之情，仍使我终生难忘。
80年代以后，我作为江西教育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有机会多次在全国性的有关学术会议上见到刘校长，聆听他的学术报告。在有些会议上，他是作为普通与会者坐在台下，穿一套极普通的中山装，认真听讲和作笔记。记得一年夏天我在石家庄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刘校长作为学科专家组负责人与会，当时年事已高，会后他自己洗晒衣服，已显得很吃力。我曾主动上门看望，表示愿为刘校长代劳生活琐务，他笑着道：“这样的事我还可以做的。”并一再表示“谢谢”。90年代后期，我获悉刘校长患病住院，逐渐丧失工作能力；直至2001年5月某日，我经过南昌市邮电局门口，适逢凌老先生去拍发给刘师母的唁电，我才确认我所敬重的老校长已经与世长辞，心中痛惜不已。
刘校长给他的无数学生、给中国教育界留下的财富是十分丰厚和弥足珍贵的。他为创立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所作出的贡献，他为打开长期封闭的中国教育通向世界各国教育的窗口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为探索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所贡献的力量智慧，他的事业理想、人生追求、师德风范、治学态度、品格情操，与他留下的大量思想和文字，将永远与他的学生同在，与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同在，将鼓舞和激励、启示后人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为实施科教兴国、推进教育创新，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而奋斗。
魂牵梦萦白马湖
——我与母校春晖中学
“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为我的母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留下的瑰丽诗篇。
古人有云：“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中国的教育先哲们热衷于在青山秀水、风光旖旎之处建校办学，不但寄寓着他们的爱国抱负、人文情怀，而且表达着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即重视优美的校园环境对于吸引名师大家、对于完善人格和开启智慧的育人功能。
浙东上虞和余姚交界处有个白马湖，湖畔的春晖中学，是我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经亨颐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旨在实践教育新思想的“实验学校”（现为省级重点中学、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一个世纪以来，春晖中学不但以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蜚声海内外，而且云集过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杨贤江、匡互生、朱光潜、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化大师任教，吸引过蔡元培、张闻天、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叶圣陶、瞿秋白、王任叔等名人名家前往讲学和考察，可以说集山水文化、名人文化之大成，一时赢得“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白马湖水面辽阔，四周有象山环围，登山视湖，形似白马。另有一说，是相传晋时有一位官员骑一匹白马入湖仙去，白马湖因此得名。春晖中学隐没于湖畔葱翠的林木丛中，只有一条小径穿湖而过与外界相通，是个闹中取静的天然读书佳处。唐大诗人李白游历至此曾留下赞美的诗篇。朱自清的《白马湖一日》、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均为近代脍炙人口的散文精品。无怪乎当年蔡元培前往春晖中学讲学，要以《羡慕春晖的学生》为题，亦无怪乎张闻天当年要不远千里，亲把侄子从上海送至春晖求学。
我是1961年从一所农村初中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春晖中学的，在白马湖度过了难忘的三年高中生活。高中时代被认为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母校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师长哺育、校园氛围，对于我的人格形成、思想发展，对于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确实产生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四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未能冲淡我对白马湖岁月的温馨记忆，难以洗去我对母校深切的感念和眷恋之情。
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的经亨颐，是因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受到反动当局的排挤打击，应蔡元培之托，才决意来自马湖办学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的。他的教育主张，是力创人格教育，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应以陶冶人格为主旨，提出“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并明确制定“与时俱进”为春晖中学的校训。经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成为春晖中学的办学传统和教育特色，使这所江南名校英才辈出，教育质量始终名列前茅。
我的高中时代处于物质极端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只有5—6两杂粮聊以充饥，上两节课后便饥肠如鼓。高一时班上60位同学，到高三时只剩下21人。学校师生员工全部寄宿，老师的定粮基本上与学生相同，但工作负担远重于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名师荟萃，好些优秀老师当时还顶着“右派”、“右倾”帽子，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从校长到每个教师、职员、校工，无一不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没有牢骚怨言，没有敷衍塞责，更没有争名逐利，只有教书育人的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晚自习结束熄灯之后，办公室的煤油灯便次第亮起，直至深夜。当时学生要在夜间轮流护校，我看到身患疾病的方模、陈宗秀等老师房间半夜还亮着灯，心里阵阵发热。春晖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人格对我教育殊深，让我懂得什么叫做事业和责任，启示我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应当坚持人格和操守。在社会动乱的年月里，尽管我有过困惑和迷惘，但没有过沉沦；虽然也受过错误思潮的影响，但没有失落过人格。我对工作比较负责、投入，不敢含糊敷衍，在为人处世上，始终牢记着母校的教诲。
教育的基础是爱。在白马湖畔含着热泪翻译意大利教育名著《爱的教育》（再版30多次）的“平屋先生”夏丐尊，传留下爱生的许多动人佳话，与众多名师共同铸就了以“师爱”为鲜明标志的春晖师德、师风和师魂。
母校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使我每忆及此便心潮难平。我家境贫苦，之所以能念完高中，全靠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有多位教师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为我慷慨解过囊，给我以衣食之助，并用殷殷的教诲和期待鼓励我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大概是受白马湖文化的熏陶，我对作文有浓厚的兴趣。记得高二时我的一篇作文《雪》在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一天之中竟有十几位教师前来祝贺和鼓励我，让我感动不已。我虽是学校“有影响”的学生干部，但当出现缺点时仍难免受到严厉的批评。数学老师陈宗秀曾当众批评我上课“走神”，体育老师詹之尧曾严厉批语我喜欢睡懒觉，并把我从热被窝拉起来去做操，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对我思想上工作上的要求更是严厉有加。悉心关怀和严格要求所凝结的真诚无私的师爱，日积月累、润物无声地滋养了我的性情和品格，培育了我的忠爱之心，教育我热爱党、祖国和人民，热爱工作和事业，并用真诚的爱心去面对与我相处的人们。我性格中的坦诚、直率、宽容，使我赢得了组织和同事的信赖；虽然有时也要为真诚付出代价，但我始终坚守“严于律己、以宽厚之心待人”的准则，无怨无悔。
春晖中学虽地处“世外桃源”，却富于革命传统，历来关注社会风云和国计民生。上虞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叶天底就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当年学校曾积极组织师生走向社会，反对军阀统治，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卖国独裁，唤醒民众觉悟。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我在高中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宣传部长，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在培养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倾注过大量心力。校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多次教育我“当干部最要紧的是以身作则”，徐槐树校长教导我“社会工作和学习要做到相互促进”，团委书记吕耀永、张志南则在如何组织领导社会活动、如何协助老师进行管理、如何关心和帮助同学等方面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上大学后就担任团支书，不久就入了党，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热心公益事业的习惯，并且比较成功地领导管理过一些单位，应该说均得益于母校师长的精心培育。
母校老师治学严谨、教艺精湛，也使我受益匪浅。据说当年朱自清给学生讲唐诗宋词，一次说到“饮酒到将醉未醉之时，头脑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快感，脑筋特别活动，所以李杜能做出好诗来。”语毕顿感对学生可能产生误导，随即“认错”，提醒学生“千万不要到湖边小店去试”。其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可见一斑。春晖中学许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但能厚积薄发，讲课惜时如金，很少废话。不论讲什么课，总是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使人得到美的享受。钱钟岳老师讲的语文课神采飞扬，裘华钦老师的俄语课深入浅出，化学老师叶茂康、数学老师吕香虎、生物老师叶一鸣，掌握课堂时间几近分秒无差，令人叹服。高中所学的数学公式、物理概念之类，而今在我已大都荡然无存，独有教师各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似乎已融入了我的血液，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的思想和行为。如我对生活小节较为粗疏，但对工作之事无论大小，却都较为认真仔细。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文字，不字斟句酌，不愿轻易出手示人。说话办事注重实际、讲求效率，反对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也是与母校老师们耳濡目染密切相关的。
清醇甘甜的白马湖水，孕育过独具江南灵秀的众多文化名人，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春晖学子。丰子恺在春晖画出第一幅漫画而终成中国漫画大师，李叔同在春晖谱出传世之作《送别》而载入艺术史册，著名导演谢晋的艺术素养也应该是起源于“白马湖文学流派”（前几年有《白马湖文学丛书》六部出版）的熏染。造就春晖辉煌，使春晖独具魅力和神韵的，我以为是经先生所制定的独具慧眼、充满睿智的校训“与时俱进”，是她的质朴和清新。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崇尚自然、崇尚实际，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才使这所江南名校永葆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名春晖学子，我将牢记“与时俱进”的校训，以不懈的努力和进取报效春晖沐浴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