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的组织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的主题是调整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且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12条的主要内容是：（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现在归队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队营企业，归队所有，归队使用。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得过死，不要乱加干涉。公社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生产小队的包产计划的基础上。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小队与小队之间组织劳力协作的时候，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由受协作的单位以工换工或者评工记分，按劳付酬。
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包产指标必须真正留有余地，一定要让包产小队有产可超。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制定技术措施，有权安排各种农活，公社和生产队都不要乱干涉、乱指挥。（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人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6）少扣多分，尽量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还应该实行少扣多分，扣留比例不能过大，积累不能过多。对于收人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中，应该控制供给部分，提高工资部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劳动。（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2／3。（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闲时少吃，忙时多吃，12个月的口粮按13个月安排，留有余地。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并且要注意卫生，防治疾病，注意妇女劳动力的特殊保护。耕畜也应该劳逸结合，在冬季农闲季节，必须保证耕畜得到适当的休息。（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任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坏人坏事。同时，必须表扬好人好事，凡是顶住"共产风"的、作风好的、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干部，都应该受到表扬。提倡干部说老实话。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
指示信发出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同群众一道为纠正错误，扭转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局面而努力。此后，以贯彻《十二条》、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就开展起来了。这是我们党继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纠"左"工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通过整风整社，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共产风"、浮夸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更重要的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各级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村存在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有所恢复，为以后几年的经济调整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访问苏联并参加各国共产党和1人党代表会议年11月5日至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的庆祝典礼，并进行了友好访问。在此期间，参加了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中苏分歧进一步发展。7月，苏方突然撤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一系列经济、科技合同。9月1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时，驳斥了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观点，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接着，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为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作准备。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26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苏共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中共代表团基本接受，但提出了许多重大修改意见。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协议，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中央于11月5日散发了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件的回信。回信长达6万字，对中共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从而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对此，中共代表团仍然本着加强团结的愿望，对苏共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
会议期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流了彼此的立场观点，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致表示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中共代表团反对在各国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苏双方就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性质、帝国主义本质、战争、两国关系、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论。经过各国党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发表讲话，对于经过共同努力制订一致同意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表示高兴，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1960年莫斯科会议，是继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共运中的又一重大事件。会议体现了各国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使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意见达成了妥协，使中苏关系得到短暂的改善，但国际共运的深刻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会议强调的一些理论原则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它继续坚持国际共运的共同规律和统一路线，仍然忽视了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的潮流。
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2月9日回到北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都到首都机场热烈欢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全会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从此，中国经济由"大跃进"转向大调整。
就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率先离京调查。1月21日，他派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3月1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或批转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中学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以及《文艺十条》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有关领导同志23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
全会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其中心任务是深入地分析经济形势，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工作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对莫斯科会议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1960年36种主要重工业产品中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钢、生铁、发电量、原油、水泥、冶金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机车、动力机械、机动脱粒机、汽车配件等12种，达到原定产量计划的有原煤、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3种，其他诸如钢材、铜、铝、硫酸、原木、烧碱、化学肥料、发电设备、起重运输设备、汽车、棉纺设备、造纸设备等都没有完成计划。主要轻工业产品，棉纱、棉布、针织品、纸、糖、食用植物油、盐、卷烟等，由于农业歉收，原料不足，都没有完成计划，有的产品产量比1959年还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近百年来所没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以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正视目前的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工业原材料，特别是煤炭和木材的供应也比较紧张。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一些环节、秩序有些不正常，某些工业品的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在一部分地区、企业、事业单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造成目前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农产品减产；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对大跃进的经验不足，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的偏高，基本战线拉得太长；在经济管理上，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各级负责制、技术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有少数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干部队伍不纯，有的公社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权被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窃取。
报告提出，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以调整为重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即先安排农业，再安排工业；先安排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时，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要求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