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还指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确定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在农村，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帮助渡过困难时期。"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必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援，重工业部门尤其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援，积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并且从企业设计、生产组织等方面尽量节约劳动力和少占耕地。要尽可能地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报告制定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粮食产量4100亿斤，棉花产量3200万担，油料产量7200万担，猪的饲养头数1.5亿头，钢产量1900万吨，原煤产量4.36亿吨，棉纱产量450万件，棉布35亿米，纸200万吨，食糖55万吨至60万吨，食用植物油75万吨至80万吨，盐1300万吨，卷烟280万箱，水产品443万吨，发电量660亿度，原油660万吨等。以农业为原料的棉纱、棉布、纸、食用植物油、卷烟等产品的产量比1960年有所减少，其他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发电量、石油、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67亿元，比1960年减少103亿元；大中型项目安排900个左右，比1960年减少700个左右。有些工程，特别是某些水利、钢铁、机械工程必须坚决暂时停下来。非生产性建设，除十分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校舍以外，要一律停止。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要适当控制发展数量，努力提高教学和工作质量。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要有计划地精简和下放国营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的职工，1961年计划下放502万人。国家支出的工资总额基本上仍维持1960年的水平。
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的完成，必须加强集中领导，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经济单位，都要按照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体的原则，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统一计划中来考虑，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全国统一计划的要求；都要严肃执行国家计划，积极努力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要在生产、基建、收购等方面层层加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完成当前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为了加强集中领导，有必要对经济管理体制作适当的改进，把某些下放得过多偏下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而在最近三年内，权力要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福利，办好食堂，加强劳动保护，注意劳逸结合。要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整风。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整风，要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其他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
全会对李富春所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建议国务院根据中央全会决定的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时也讨沦并通过了196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决定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条》，做好整风整社的工作，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干群关系，坚决纠正农村中存在的"五风"，放宽农村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以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会批准了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中央局的决定。各中央局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虽然由于长期"左"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过来，因此全会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偏高。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毛泽东在全会上反复强调的要恢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断了的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又得以重新开展。在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为制订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时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带领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3省农村进行调查。要求每一调查组要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分析研究了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同部分地方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开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3月10日到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部分负责人举行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搞调查，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如果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举行了会议（即"三北"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并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工作，着重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