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刊自创刊之日起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该刊在第一期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指出："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前！"号召全国人民："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力与势力。"强调中国人民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向导》周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向导》周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阐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了重点宣传。《向导》周刊还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向导》发行期间，编发宣传分析工农运动的文章达205篇，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171篇，关于农民运动的34篇。在这些文章中，著名者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赵世炎的七论《上海的罢工潮》等，彭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等等。与此同时，《向导》周报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右派和各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斗争，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的《商团事件的教训》、《对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周恩来的《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陈独秀的《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影响，《向导》周报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宣传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了它的战斗作用。
《向导》周报存在了近5年，它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等方面，都真正地发挥了向导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革命刊物，被誉为给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指引道路的明灯。该刊成为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停刊。
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在陈炯明叛变不久，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开始的。从1922年9月到12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次召集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做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孙中山在会上反复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由于孙中山下定了"以俄为师"的决心，使改组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保证了改组工作的顺利成功。1922年9月4E，孙中山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53人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即席解释了他的联俄联共政策，要求与会同志理解执行。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国民党改组计划，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张秋白、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中央主要人员开会，审查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国民党改组方案。12月16日，国民党各省代表65人与会，讨论修改已起草成文的宣言和党纲党章。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宣言》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中国国民党宣言》的发表，是国民党改组的先声。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在推进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孙中山不断宣传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和学习苏俄经验的必要。在谈到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时，孙中山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然后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国民党的方法必须改变，不仅要依靠军队。而且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党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改组后的重要任务，就是宣传组织群众。
1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粤，21日抵广州。回到广州后，孙中山重新设立大元帅府，再次就任大元帅。这是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组织政府。这一次，经过一段整顿后，吸取了"护法"失败的教训，坚定了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道路的决心。从这年下半年起，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0月11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令各部即行裁员——废除正副部长，各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书记各二人——准备改组，原设于上海之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处，亦一并裁撤"。19日，孙中山正式委任廖仲恺、汪兆铭、张继、戴传贤、李大钊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24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正式举行，进一步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同时，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临时执委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工作。同时，孙中山正式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党章。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正式成立，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开始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党章；办理各地国民党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调查工农运动及中间阶层状况；统一宣传机构，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建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指导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等。同时，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党员连续发表了3次演说，重申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和目的。到1924年初，基本上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为了推进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和党员，按照中共"三大"的精神，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参加上海工作的有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参加广州工作的有阮啸仙、杨匏安、周文雍等；旅法学生中的国民党组织则是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帮助建立的。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1923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言论和行动，必须接受党的指挥，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会后，又发出了《第13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但是，孙中山的改组计划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右派分子如邓泽如、冯自由、邹鲁、张继、胡汉民等，极力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而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们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因此，直到1923年底，国民党还没有制订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而如果没有一个包括反帝反封建等内容的革命纲领，国民党的改组就必然徒具形式，国共合作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制定一个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革命纲领，使国共两党在这个纲领的指引下共同奋斗，就成为国民党改组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共8条。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国民党的政党纲领和"一大"宣言迅速制定和形成，这就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国共合作政策的实现作了重要准备。
1月20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自主持，并向大会作了《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本次大会在孙中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会上选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3人，17名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人。共产党员约占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总数的1／4。大会还组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些共产党员被选为各部部长或中央各部秘书。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在改组过程中，清除了一批腐化变质、思想反动分子，吸收了大批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使国民党增加了新鲜血液，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振奋了革命精神。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基本上已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9月14日至18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湖南安源路矿工人17000余人举行大罢工，这是湖南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斗争。这次罢工的胜利，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安源地处江西省萍乡县。安源路矿创办于1898年，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之一。每天可出煤2000多吨，主要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作燃料。为将煤运往上述两地，专门修筑了从安源到湖南株州的铁路线，与粤汉路相接。因此，安源在政治、经济上和湖南的关系十分密切。1907年，汉阳、大冶和安源3处合组为汉冶萍公司。后来，因借日款，公司实权归日本人所有，而工程大权则归德国工头掌握，整个企业管理则采取封建把头制。1922年前后，安源煤矿约有工人12000人，株萍路路工人有4500人。安源煤矿工资制度，除一部机械工人和杂工属计日工资外，其余工人都实行封建包工制。如窿内采煤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元二角七八分，而经工头克扣，工人每日实得只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当时每个银元可换铜元210余枚）。工头除直接剥削外，还有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等，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矿局和工头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便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每日工时为12小时，有时甚至达到十四五小时，而对于工人生活健康，则全然不顾。一间小工舍，须住五六个工人，房中卫生条件极差，工人害病没有医疗。由于矿井内安全设备差，井内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被压毙、烧死或淹死之事经常发生。死一个工人，只给16块钱的"安葬费"。矿局员司还往往无故打骂工人，"稍不如意，即滥用私刑"。安源工人的生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工人苦难生活的写照。安源工人为此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抗斗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到安源考察工人的状况。湖南共产党组织建立以后，非常重视安源的工人运动，把它当作湖南工作的重点之一，先后派出得力干部深入矿区宣传组织工人。1921年冬天，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和李立三等一起来到安源，他们深入矿井和工厂，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1922年5月，安源工人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但在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初，由于发动工作不够深入，加上俱乐部的实际活动还没有和工人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工人加入俱乐部还不十分踊跃。1922年7月，汉冶萍公司的另一组成部分一湖北汉阳钢铁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经过数月斗争即获胜利。安源工人听到这个消息，议论纷纷。当时，路矿当局几个月来拖欠工人工资不发，工人十分不满。于是俱乐部乘这个机会，向工友们清楚宣告：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这样一来，群众的斗争情绪随之高涨。这时，路矿当局逐渐觉察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而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逐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立即解散，扬言要赶俱乐部领导人朱少连、蒋先云出境，并威吓说，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但朱、蒋不为所动，并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工人群众得知矿局阴谋，非常愤慨。9月初，安源的形势已极其紧张，此时，毛泽东再度来到安源，他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共同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急需发展会员，作好罢工准备，并从安源路矿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罢工策略。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要他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工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