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和刘少奇分别于9日、11日回到安源。矿局这时进一步采取威胁办法，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给以反击。9月11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这三项条件是：（1）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官方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经费200元；（3）从前积欠工人饷银7日内发清。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当即承认第一第二项，第三项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此时，粤汉铁路武昌段已在举行大罢工。9月10日，岳州军警屠杀罢11人的消息传来，犹如火上加油，安源工人义愤填膺，更加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踊跃加人工人俱乐部，总数达17万人。9月12日。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群众觉悟大有提高，绝大多数工人都跃跃欲试；俱乐部在工人中具有很高威信，已经成为斗争的领导核心；省内外罢工运动的高涨，可以推波助澜；同时估计路矿当局方面尚缺乏准备，而且内部意见不一。根据上述情况，工人俱乐部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经过党支部研究后，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同时向当局提出增加工资减轻剥削等条件。这时，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信，信中鼓励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伏！"并表示声援。在罢工的前一天，安源党组织又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鼓励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并以此争取社会上最广泛的同情，以孤立敌人。根据这一策略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的《劳动法案大纲》，同时结合安源路矿的实际情况，罢工总指挥部首先确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作为这次罢工斗争的口号。这个口号通俗而精炼地表达了罢工的正义性和总目标，既激励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指挥部确定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三项为具体目标，提出了17条要求，其中属于"增加工资"（包括发清欠饷）方面的有7条，属于"改良待遇"方面的有6条，属于"组织团体"方面的有4条。有关"改良待遇"和"组织团体"的各条，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保障政治自由的原则，其中第1条，"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部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体现了集会结社和缔结团体契约权；第9条，"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当局照发"，体现了保障工人罢工自由权。有关"增加工资"的各条体现了改善经济生活的原则，如第2条，"以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第13条，"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自录用"，体现了参加劳动管理的原则。由于俱乐部办有学校，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也就承认了劳动补习教育的原则。这17条要求，反映了全体工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共同利益，因而既能获得全体工人拥护和社会各界同情，又使路矿当局拿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罢工指挥部根据上述口号和目标拟就了《罢工宣言》。《宣言》向社会各界控诉了工人"做人家牛马"的苦难事实，说明工人"所受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把苦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表明罢工是正义的。《宣言》指出，"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因此，只能"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来争得做人的起码权利。《宣言》说明了罢工所要实现的三项目标和17条要求，表示："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为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预先剥夺当局武力镇压的借口，《宣言》郑重申明："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宣言》号召工友"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吁请社会各界"一致援助！‘’这一《宣言》在工人中得到广泛宣传，使全体工人在上述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月13日夜间，由于路矿当局对条件仍无答复，俱乐部发出了罢工命令。工人们当夜即将开赴株州的车次停驶，拆除火车头重要机件，并令机务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3点。切断矿局电线，使运煤车停驶。窿内工人如潮水一样涌出窿外，高呼"罢工"不止。窿外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在14日上午停止工作。为了保护整个矿区安全和防止坏分子趁机捣乱，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3处没有停止工作。除此之外，路矿两局全体17万余工人的大罢工全面实现。这一天，全矿到处张贴了罢工宣言和十七条要求，并在上午分别致函萍乡县署、镇守使署和路矿两局，陈述罢工原委、理由和要求，并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电报，宣布罢工。为争取全国各界声援以壮大罢工斗争声势，俱乐部于当日将上述公函、电报和宣言送至各地报馆，并陆续向报界报道罢工斗争消息。长沙《大公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时代新报》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陆续报道安源罢工消息。各地工团得到安源罢工消息后纷致函电声援。至此，安源工人罢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同时，由于俱乐部在罢工前就争取当地最大的会党洪帮的支持，又争取到商绅界人士充当调停人，确定了对当局的基本政策，因此路矿当局对罢工极为恐慌。他们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勾结总监工王鸿卿，设法破坏罢工运动。王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开会，商议破坏罢工的方法。许以工人人窿不作工，仍照常给价钱，但由于工人监察严密，这一阴谋没能得逞。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罢工领导人，工人闻讯十分愤怒，宣布俱乐部领导若被害，则路矿当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同时。王鸿卿想用武力镇压罢工，请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大肆威吓工人，并请来数百军队，占据俱乐部及各重要工作处。但由于工人群情激愤，军队慑于工人威势，不敢镇压，同时俱乐部又动员工人向士兵展开宣传，说明工人所受的痛苦及罢工的目的。这种宣传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有许多士兵对工人抱着同情的态度。但在当局看来，万余工人生活如此困难，罢工很难持久，所以他们在施以重兵高压、拉拢分化、暗杀工人领袖等手段的同时，一面以"先开工后磋商条件"为词，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复工；一面采取软拖办法，企图使工人在饿困、疲惫之中瓦解和就范。但这种骗术依然未能得逞。9月15日，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全权代表到商会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正面接触。由于当局无谈判之意，仍要求工人先复工后磋商条件，谈判未能成功。16日早上，商绅学界人士致信俱乐部，仍劝工人让步，俱乐部再次严正声明：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余地。同时再次向社会发表宣言表示决心和请求声援。这种针锋相对的较量，到16日中午趋向白热化。9月16日上午10时，刘少奇派人将第二次宣言送达路矿当局。戒严司令李鸿程与矿长李寿俭即决定用武力胁迫俱乐部领导人下令复工。随后请刘少奇到俱乐部磋商条件。当刘少奇到达戒严司令部后，李鸿程和李寿俭即逼迫其下令无条件复工，遭拒绝后，威胁道："如果坚持作乱，就先把代表就地正法。"代表不为所动。这时数千工人已把司令部包围，声言请司令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喧声如雷。路矿当局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只好退步。于是三方代表——罢工团、商会和路矿两局代表开会谈判。
9月17日下午4时，矿局全权代表舒季俊、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在一家民房开始谈判；地方商绅派四位代表出席调停。李立三对主要条款坚持不让，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让步。经过激烈争辩，直到18日凌晨2时，才达成十三条草约。十三条协议如下：（1）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2）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3）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加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4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4）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5）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150元以下者，给150元，一次发给。（6）工人因公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丰饷，但工资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为限。（7）路矿两局存饷发清，自10月起每月发2／10；但路局8月份饷，须于本月20日发给。（8）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9）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200元，从本月起实行。（10）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11）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开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12）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13）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5％。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条约签订后，俱乐部召集工人开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刘少奇、李立三发表讲话。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欢呼声响彻群山。当日，全体工人正式复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罢工中工人秩序良好，组织严密，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好人政府"的成立
北洋军阀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好人政府主义"而成立的一届政府，即所谓的"好人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国内战乱丛生，军阀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既不满于现状又不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1922年5月13日，蔡元培、胡适、王宠惠等15名北京大学教授、教员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恢复旧国会，阐发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既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意见又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办法。关于政治改革的原则意见，胡适等人首先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好政府"，认为这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指出：所谓"好政府"的涵义，一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一方面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下，胡适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即"宪政的政法"、"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胡适等人提出了如下六项：一是早日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二是以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等项为南北议和的条件；三是裁兵；四是裁官；五是改良选举制度；六是公开财政。在提出上述政治改革的原则意见和具体主张的同时，胡适等人还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和主张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认为民国初年的新气象是由于"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而民国五六年以来"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是因为"好人袖手看着"造成的，"好人"是"罪魁祸首"，号召"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胡适等人把中国败坏的原因归之于"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当政；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放在"好人"当政、制定宪法、恢复国会和裁兵、裁官等方面。这是一种在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前提下的政治改良主张。
胡适等人提出"好人政府主义"之时，正是直系军阀鼓噪所谓"恢复法统"之际。1922年5月10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打败奉系的吴佩孚，为了给直系军阀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所谓"法统"问题。14日，吴佩孚又密电北方军阀，征求关于恢复"法统"的意见。直系所谓的"恢复法统"，也就是恢复洪宪帝制失败后所建立的"法律秩序"，包括遵行《临时约法》和恢复1917年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其实质亦即恢复旧国会，抬出黎元洪，使南方的"护法"失去依据，又可利用旧国会制宪以遏制联省自治的潮流，还可借此赶走徐世昌，以黎元洪为过渡工具，为曹锟当总统作好准备。当此政局，胡适等人倡导"好人政府"，对于以玩弄"恢复法统"骗局的直系军阀来说，自然大有用处。吴佩孚就是想利用这些颇有声望的教授先生们来装饰门面，欺骗人民。《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直系军阀"恢复法统"的步伐也在加快，继孙传芳通电主张恢复法统后，曹锟、吴佩孚又联名通电直系各部征求意见，接着就是旧国会恢复，徐世昌下野，至6月11日黎元洪人京，代行大总统职权，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于_是，直系的所谓"法统"就恢复了。但黎元洪人京就职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军政大权操在曹锟、吴佩孚之手，在内阁的组成问题上双方一再发生纷争。黎元洪初拟以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遭到反对，又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但所定阁员大多不肯就职，吴佩孚也坚辞陆军总长。8月5日，黎元洪又任命唐绍仪组阁。但国务总理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农商总长卢倍等为吴佩孚所不容。唐内阁遭到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吴佩孚反对唐内阁，目的在于组成一个为自己所操纵的内阁。于是，他便向黎元洪提出由王宠惠组阁的主张。这样，由好人政府主义鼓吹者出面组阁，容纳几个"好人"人阁，既可装潢门面，捞取政治资本，又能利用亲信操纵内阁。黎元洪手无兵权，只能向吴佩孚屈服。双方经过反复周折，唐内阁被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