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失败后，区委于24、25日连续召开会议总结。区委认为，起义失败主要有以下三条教训：（1）起义时间选择不当。夏超宣布独立后的第一、二天，敌人的力量还没有集中，是发动的良好时机，但区委态度犹移；待夏失败后，各方面情况都不利时，区委反而"模糊决定"举行起义。（2）过于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初以虞（洽卿）为中心，后以钮（永建）为中心。"虞起前，"革命情绪很浓"，结果到暴动将发时"不干了"。钮永建也没有实力，"买空卖空"。（3）没有广泛地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也缺乏训练。起义前，预计工人队伍有350人，国民党方面有千余人，而实际参加起义的，工人不过200多人，钮永建的队伍也仅一二百人。区委认为，这次起义"只架了一个势子"，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但得到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识到今后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都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其他阶层人士共同进行。区委表示，"要利用这次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1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927年1月1日，武汉临时政府正式办公，标志着国民政府实际上迁都武汉。
最先提出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到武汉的是蒋介石。1926年9月9日，蒋介石在给广州的张静江、谭延闽的电报中提出：汉阳、汉口已经攻下，武昌城虽尚未攻占，但成功在即。武昌城若是拿下之后，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必须入赣督战，武汉必成为革命的政治中心。政府应派常务委员来武汉主持大局。并且要尽快前来，以恐误了北伐的战略部署。不久，在蒋介石即将前往江西督战时，又于9月18日再次打电报给张静江和谭延闽，电文的意思是他即赴江西督战，湖北军事已交由唐生智负责。虽然蒋介石在鄂时已成立临时政治会议分管民、财、军政大权，但还是希望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否则武汉政治"恐不易办"。9月中旬，以张静江为代主席的国民党中央突然宣布于10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同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中共中央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张静江及蒋介石等人酝酿召开这次大会的用意在于将中央政府迁至武汉，抬高总司令手中的党政军三权的地位，以控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并且迁中央政府于武汉也会导致左派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于是，中共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也讨论了迁都武汉的问题。当时，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内邓演达、徐谦、唐生智、张发奎从军事上考虑，也主张立即迁都武汉。中共中央对他们进行了说服工作。10月16日，国民党各省区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对《国民政府发展案》作决定时，经过讨论，会议认为现在的工作在于巩固各省的革命基础，目前尚不需忙于迁都，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这等于是否定了蒋介石的意见。
11月上旬，北伐军攻下南昌，迁都武汉的问题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11月16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为迁都做准备，派国民政府委员陈友仁、宋子文、徐谦、孙科、宋庆龄和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等60多人，带卫队500人由广州出发去武汉，调查中央迁汉的事宜。此时，中共中央根据北伐战况发展，于11月8日在党内发出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及湖北政府组织等问题的意见》，提出应做好四项准备工作：划分国家与地方的军政、财政；迅速成立省政府；使此省政府左倾，发布左的纲领；造成民众拥护左的政纲的浓厚空气。11月26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于12月5日停止办公，7日和20日分两批迁都武汉。12月1日，陈友仁、徐谦、宋庆龄等抵达南昌，并于同月7日在牯岭与蒋介石开谈话会，对迁都武汉问题取得共识，"皆认为甚为重要，必须从速准备"。在这之前，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按计划将工作人员分批派往武汉。12月10日，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到达武汉。为了不使国民政府工作中断，使政治领导不停顿，12月13日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仍为总顾问。成员有：孙科、徐谦、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于树德等。会议决定这个临时政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未在鄂开会前，执行最高职权"，并于1927年1月1日在武汉正式办公。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迁都武汉。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是在北伐战争进行中的1926年12月13日召开的。当时的局势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一方面，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北方，北伐的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南方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同时蒋介石还极力限制北伐中各地的工农运动。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日益成为迫切的任务。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干部和地方组织对于当时时局所潜伏的危机有所察觉，在转变革命任务的问题上认识比较清醒。192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地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强固民众的势力"，以便"将来强大冲突"到来时，能"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
针对有人担心革命营垒内部的这种冲突和分裂会危害革命本身这种思想，周恩来在同年12月11日发表的《现时政治争斗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当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新右派有可能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危害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应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不应当害怕同他们冲突以至分裂而一味妥协退让。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意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接受。由陈独秀、彭述之占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4日致广东区委的信中认为，区委的上述主张是一种"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已经基本被打垮，中国人民同北洋军阀张作霖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北伐，打到北平去，完成统一大业。为此，就必须拉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对于蒋介石计划发动反共政变的阴谋缺乏应有的警觉，更没有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1926年冬，他们还多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各地共产党组织，帮助蒋介石扩充实力，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促进"蒋汪合作"，等等。
随着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斗争的激化，资产阶级越加动摇，各种矛盾日益加深，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以至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种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央机构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以1926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为标志的。
出席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有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李维汉、项英、李立三、毛泽东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据此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等。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承认，"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色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他认为"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其中，"‘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在报告中，陈独秀并没有着力去揭露军事势力的右倾，而是主要提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左稚病"，并把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工农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他说："国民党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的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在他看来，国民党右派之所以右倾，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本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工农运动的"左"倾造成的。随后，他详细列举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左稚病"的种种表现，诸如"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一切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对"，等等。他在批评共产党"包办"国民党时说，"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不反对CP（中国共产党）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了CP了。"他批评所谓共产党包办一切民众运动时，说中共在"三二○"和"五一五"以前是在国民党内包办；这之后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隔离了。"这种批评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通过当时的国民党这个联合战线组织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但陈独秀不仅贬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指责共产党内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是犯了急性病。他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若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若是拿是否解决土地问题作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陈独秀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当时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反对提出土地问题，反对"耕地农有"的主张。对于无产阶级争取对联合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条件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陈独秀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现时一切政治斗争都应该独立行动。他批评广东、湖北的一些同志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关于挽救联合战线使之免于分裂的方法，陈独秀认为主要的办法应当是"防止党外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就是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左"了，要往右拉一点；国民党右派右了，要往左拉一些。他说，"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政策是错误的，它没有能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会后，这个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方针即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