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的是生产队的庄稼仍然没有起色，作为人们主食的苞米仍然长得瘦骨零丁，稍好一点的还没成熟就被人偷光。这一年秋天的分配和上一年的秋天一样，每人每天还是三两毛粮。常言说锅里没有碗里哪能有，现在倒真成了锅里没有碗里有了。但碗里数量毕竟有限，况且大家不能常年靠吃地瓜过日子，看来1962年还是个饥荒年了。
但1962年的日子还是好过多了，一些自留地和开荒地作物长得好，又在生产队偷摸了一些的人家，已基本摆脱了饥饿。只有我们家仍一如既往，仍然得靠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苦度时光，结果，年刚过完，家里就空空如也了。好在这一年能借，借不到好粮食但能借到豆饼地瓜干之类。只是代价惨重，借一斤地瓜干到秋天得还人家一斤苞米，这种借法无疑又是剜肉补疮，可肚子总得有东西填啊。
由于借贷有门，再加上从1961年秋天开始，国家给中学生补助定粮，每月给我补助二十一斤（加上小队的九斤，凑够每月三十斤）救命粮，另外哥哥们再援助点，日子勉强过得下去，1961年的秋天我和弟弟都复了学，转过年夏天我居然考上了高中，只是姐姐大学落榜了。
姐姐没考上大学让她的老师和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高中时的姐姐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她高中的班主任后来又调到县一中教我数学，经常在班级夸姐姐学习好，说姐姐学习成绩年年在班级坐第一把交椅，各门成绩都令同学羡慕……还说他始终没想明白姐姐后来为什么会落榜。
依我想来，姐姐的落榜有两个原因，一是她那不开朗的性格。姐姐性格沉静温和，少言寡语，属于那种人人见了人人喜欢的东方淑女形象，然而这种性格又决定了她不属于那种大胆开放，思维活跃，富有应变能力的人；二是惨淡的家境影响了她。
应该说姐姐在饥饿年月所受的罪遭的磨难并没有我和弟弟多，她一天没误地读完了三年高中，家里再难，也不告诉她，因为告诉她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家里的艰难又无法帮助姐姐完成关键时刻的学业冲刺，姐姐那些家境好的同学，常年有家里接济食品，特别到了最后关头。姐姐呢？不但得不到家里接济，还得想方设法接济家里，硬从自己嘴里省下掺了糠的窝窝头，如果这是姐姐落榜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些窝窝头的分量可太重了，它们用了姐姐一生的代价。
我很幸运，顺利地考上了县第一高中。
还在初二，因为学生大量减员，我就读的七中学校已把六个班学生并成了四个班，到初三最后阶段，四个班学生统共不剩一百人了，而且这些能坚持到最后的，有一些还只为混个毕业证，为以后当兵或者找工作准备点硬件。毕业考试结束，混毕业证的同学拿上毕业证就回家了，最后留下来准备参加中考的也就四十来个人，学校干脆把这来自各班的四十来个人并成一个班，选派学校授课最好的老师给我们辅导。四十来个人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每天半空着肚子跟政治、语文、几何、代数、物理、化学鏖战……由于三年里荒废的时间太多，有些知识就像刚学一样。
辅导我们的各科老师都很卖力，他们认真辅导，时不时地批评几个学习不起劲的学生。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学不学是你们个人的事，你们这四十几个人可是咱们学校的全部希望，你们一定得考上几个给咱们学校争争脸，如果你们不努力，在中考中剃了光头，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以后叫咱七中学校的脸往哪儿搁？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们都严肃起来，既感到光荣神圣又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尤其是我，一个刚刚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人，一下子又肩负上了为学校争光添彩的历史使命，这可能就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吧？
老师又鼓励我们说：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这些人啊，只要考上高中，将来前途无量。想想看，当初招生招的是六个班三百多名学生，三百多名学生到现在只剩下你们这几个，全县其他中学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这些学生不是凤毛麟角又是什么。你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也赢得了良好的机遇，只要你们考上了高中，将来上大学决没问题，三年后就是把你们全部送进大学，只怕也完不成国家的招生任务。
啊！凤毛麟角，前途无量，多么诱人的字眼啊！想不到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饥谨，竟成就了一代幸运儿，把我们推向一个无比美好的前景。这个美好前景让我想笑，可想想刚刚发生在昨天的一幕幕，我又想哭。
在复习中考那一段日子里，我特别感谢二班一个姓陈的同学，并班后她跟我是同桌。陈同学的家在另一个公社，我跟她平时没有交往，现在并到一个班，同桌学习同桌吃饭，很快就熟起来。同桌没几天，我就发现她是走读生里家境最好的一个，因为每天中午她饭盒里带的都是褐色的全麦粉馒头，不像其他同学，不是苞米面麦麸面或者地瓜面饼子就是土豆，而我，连苞米面麦麸面地瓜面饼子也没的带，土豆更是没有，因为没有土豆种，我家菜园里已经两年绝收土豆了。我每天能带的，就是麦麸子和着野菜烙的饼，麦麸子没有凝聚力，烙好后的“饼”装进饭盒里松松散散，像豆腐渣。
全麦粉馒头，就是把麦子连皮带肉粉碎蒸成的那种馒头，虽然比不上纯白面馒头，可在饥荒还没有过去的1962年，那已经是最奢侈的食品了，况且她带的还多，每天是两大个，一个足有三四两重，外加几根黄瓜。
那个女孩肌肤丰满，脸色润泽，嘴也刁，一看就知道平时吃食不亏，那么好的让我看着要流口水的馒头人家吃起来一点都不香，倒是对吃了不顶事的黄瓜感兴趣，中午走读生在教室里吃饭，光见她咔嚓咔嚓大口吃黄瓜。
陈同学见我每天中午饭盒羞涩，人也面黄肌瘦，就很大方地把馒头分一个给我，说你吃吧，一天一天复习这么累，你拿这点糠菜饼子顶什么用，难怪你瘦，来，别客气，吃我的，我带的多。
1962年，饥饿现象虽然略好一点，但吃的东西还是比什么都贵重，一个刚刚相处几天的同学，能这样慷慨地把等同于生命的食物馈赠于我，我简直不敢相信，犹犹豫豫地不敢接受。但姓陈的同学很诚恳，说你不用过意不去，可能是复习上火了，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不吃，我也是剩在饭盒里了，就全当你帮我吃了吧。你如果硬要感谢我，就帮我学习好了，在咱们这个年级里，谁不知你学习好。
所以那段日子，我尽心尽力帮助陈同学复习功课，给她讲解她做不出来的数理化习题。当然，在辅导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因为要当好陈同学的辅导老师，我必须提前把要给她讲的习题啃透，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也可以说是动力，而这股动力的源泉竟是——一个全麦粉馒头。
可是——怎么说呢，陈同学人挺好，脑袋却有点……笨，尽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还是没有考上高中，这让我一想起来就惭愧，觉得自己有点蒙骗味道，白白蒙吃了人家那么些馒头，而那些馒头，在我的中考冲刺中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后来，我才知道陈同学的父亲当了多少年的生产队长，家境一直不错，人家在最困难的1961年也没怎么受罪。唉，老天爷也真是的，为什么让她生在一个不挨饿又没有政治压力的家庭，却又不给她一个灵光的大脑呢？
人的思想说变就变，曾几何时，我对大学，对大学校园还是那么向往，现在，我却突然对老师描绘的美好前景不感兴趣了，三年的饥饿让我把以前像鬼魂一样附在身上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统统都甩到爪洼国去了，我变得比我的哥哥姐姐们现实多了。想当初，摆在四哥和姐姐面前有那么多诱人的中等专业学校，他们都不考，非要上什么高中考什么大学。结果四哥是那样，姐姐又是这样。姐姐当初如果报了师范或幼儿师范，现在都参加工作了，哪有落榜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我的愿望不再是成什么作家，当什么电影演员，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老老实实考个最好考的师范学校，早早毕业当个教师，先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先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再说。自小到大，我看惯了农村妇女劳碌而又贫穷的身影，愁苦而又无奈的面孔，她们一年忙到头，却似乎是依靠丈夫生存，依靠丈夫吃饭，在家中经济不能独立，在社会上没有丝毫地位，她们活了一辈子，仅仅是侍侯了一个丈夫，养大了一群孩子，我决不作这样的女人。
然而，临到我烧香佛就掉腚了，1962年我们那个地区没有任何中专可考，连以往即使降低分数也没人愿报的师范都没有，三年灾难让国家精简掉了好多中专学校，县师范学校在61年就砍掉了，正上学的学生大部分都回了家。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独木桥——高中。
高中的三年，日子似乎太平无事，从家庭到社会，没有像三年饥荒那样的大灾大难，也没有像后来十年文革那样的大波大澜。
县一中的校址在皮口，一中的前身就是当年父亲就读的皮口公学堂，后来大哥二哥都在这里读完公学堂又考进旅顺师范。解放后这所公学堂改成新金县第一初级中学，三哥曾经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初中学业，然后考进复县高中，在复县高中考上北大。
从1956年开始，县一中有了高中部，从此新金县有了第一所高级中学，1958年，新金县又成立了第二所高中——新金二中，姐姐就是在二中毕业的。
四哥在县一中毕业，他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高中学生，四哥在这里度过了他百感交集的高中时代，最后考上一个不称心的学校走了。现在，我又来到这里，看来这所有着二层红楼，校舍很有气度的老牌学校，跟我们家真有缘分啊！继父兄之后，我是第六个来到这里求学，就是不知道第六个来这里求学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像父亲和大哥二哥已不可能，那么像三哥那样从这里起步走进北大？还是如同四哥差点儿名落孙山？也许苍天有眼，看在我千难万难也没有放弃上学的份上，让我时来运转，让我的苦苦求学有个圆满的结局。
皮口对我并不陌生，皮口早先是县政府的所在地，后来因为地理位置不好，县政府搬走了。还在小学六年级，我和几个学校挑选的优秀学生曾来这里庆祝过皮口人民公社成立，去年我到城子坦买地瓜秧也曾路过这里，在这里等了半天汽车……但那时不是因为时间仓促就是心绪太差，根本没注意这座散布在山坡上的小城是个什么模样。现在要在这里读书求学了，才发现这座因地理条件差而发展缓慢的小城其实很美。怪不得素有小青岛之称。小城依山傍海，一中座落在半山坡，我的教室在二楼。每当坐在二楼教室的窗口，浩瀚无际的黄海就尽收眼底，日出月升，潮起潮落，碧水与蓝天相接，轻帆与白鹭齐飞……总之，只要你有兴趣，可以尽情欣赏，那如诗如画的景致决不用你花钱买。
然而，在如诗如画的景致里，我们却整天饥肠辘辘。入学头一年，因为国库没粮，学生的户口还留在农村，人人都得从家带粮上学，上学的学生每天得往学校食堂交一斤粮，农村当时虽说已有点好转，也不过是自留地和个人开荒地多收了些地瓜而已，所以学生带的粮食大部分是地瓜或者地瓜干，学校食堂天天不是吃地瓜就是吃黑糊糊的地瓜面饼子，地瓜面饼子吃起来甜丝丝的，但没有营养，也不耐饥，吃过饭一会儿肚子就饿了。上学的第一年，每天基本上是早饭二两地瓜面饼子一碗苞米面糊糊，一点咸菜，中午饭是四两饼子一碗萝卜条或者酸菜汤，满碗找不见一点油星，晚饭是几根地瓜和一碗苞米面糊糊。
上了高二，也就是1963年的秋天，我们才把户口转到学校，结束了带粮上学的历史。户口转到了学校，我们这些农村学生都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终于变成城里人了，新的天地，美好的前程已在不远的前方向我们招手了。
但学校食堂供应的也是粗粮，数量还是每天一斤，只是每天的早午晚把地瓜面饼子换成了苞米面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改变，还是两头咸菜，中午一碗萝卜或酸菜汤，只有过节，如三八、五一、国庆、元旦，中午能改善一次，也就是把苞米饼子换成白面馒头。
论营养论耐饥，苞米面比地瓜面能好一些，但我们仍天天感到饿，天天不到吃饭时间肚子就空得难受，每吃完饭，一些人还捧着个碗恋恋不舍，欲放不甘，欲吃不能。
按说不干体力活，一天一斤粮不能算少，可是我上高中的三年油肉副食仍然奇缺，（即使有副食也是高价位，学生也买不起）每天什么营养补贴也不见，一斤粗粮仅够维持生命而已。想想1960年1961年，三哥四哥两个大小伙子，没有任何外援，还要从每天的一斤定量里省点粮票寄回家，他们是怎么省下的？又是怎么熬过来的？多少年后，每当我看见谁家院里栓着养的狗，每天只能吃到主人喂给的那点有限食物，就想起那个年月的我们，每天有食物维持生命，又每天忍受饥饿的煎熬，看见好吃的东西就馋涎欲滴。
对食物馋涎欲滴的我们，天天就盼着早早放学吃饭，盼着星期天回家补充给养。
而那时家里情况已经好转，1961年秋，一贯溜人家房檐的我家又搬了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下洼子，离西大河近，原来属于水淹区，修那座大型水库时，村里住户都搬迁了。后来水库修了个半途而废，一些人家又搬了回来，没有房子的我们也让大队给安排到下洼子小队，住在几间住户没回来的空房子里。空房子周围有荒地，被狗日的粮食害苦了的我们，舍命开出几片荒地，种了苞米、糜子、地瓜之类，这些东西收获时，我已离家。
上高中后第一次回家，母亲特意为我烙了茄子合，蒸了糜面糕，母亲一面看我贪婪地吃，一面说：小胖，你的命真不好，在家时饿得半死，现在家里总算有了起色，你又走了。
这是我又一次听到母亲说我的命不好。母亲总在我需要鼓励的时候说这种令我丧气的话，而母亲说这种话不是有意刺激我，是出于怜悯和爱心，在母亲的思维里，我就是个扫帚星，不克别人，就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