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在半饥半饱的生活里却气吹一样地胖起来。我原来是个胖人，这也是我乳名的来历，三年的饥饿把我由小胖子变成了夏衍《包身工》里的芦柴棒，那时我认为自己再也胖不起来了，谁知上高中后我不但很快恢复了原状，且比原来还放大了一圈，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很纳闷，按说凭学校这种生活水平我不该胖成这样，老天爷是不是专跟我作对，让我总是走极端？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从中找到了答案。张先生在小说中的一段诙谐的经验之谈让人既感到心酸又觉得精辟透彻，入木三分。他说：“现代医学绞尽脑汁地研究怎样使人健康的方法，我遗憾专家们没找到我的这条经验：把人先饿上三年，然后再让他吃饱。不用任何药物补品，他会像孙悟空一样说变就变，转眼之间成为一个巨人。因为他吃下去的每一个食物分子，全部会即刻被贪婪的消化器官所吞噬，迫不及待地把它转变成人体细胞。夸张点说，我吃下一斤粮食就能长一斤肉。我的胃已经辨别不出什么是食物什么是渣滓，一律照收不误……”
哦，原来如此，上高中的我虽说仍半饥半饱，但胃口里毕竟每天有了一斤粮食，还不是糠菜掺半的粮食，加上星期天再回家补充一点，我的消化器官就很满足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报答……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梦想，三年的饥饿，让所有的梦想都悄悄地淡漠了，远去了。肚饥难耐时，我曾极度地羡慕过食堂的炊事员，羡慕粮站的职工，羡慕供销社的售货员……凡能满足肚子需要的行当我都羡慕。中考时只想报个最好考又得力最快的学校，好早点有个饭碗，不再累赘父兄，不再为吃而煎熬。
上了高中后，那不堪回首的饥饿岁月，那常常为一家人无米下锅而忧愁的日子不再威胁我了——家里因为四哥已大学毕业也成为工薪族，每月定时从他四十七块钱的工资里邮十块钱给我，使我不用像其他贫穷学生，只能靠国家助学金上学，时刻为买一个笔记本或一个圆规什么的发愁——再加上生活在一个如诗如画的环境里，生活在一群生龙活虎的少男少女之间，我又变得不安分了，曾经有过的梦想又像久违了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又不期而至，又影子一般地跟上了我。像小时候一样，我每天又开始活在梦想中，活在期待中，只不过这些梦想期待比儿时更清晰了，更实在了：名牌大学的校徽、名牌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名教授授课的阶梯教室、文友们沙龙式的聚会、星期天几个好友的快活郊游，还有那一次次热闹的读书报告会和联欢晚会……
记得那一年，我去看望二哥回来错过了车站坐到三十里堡，在三十里堡候车室里看到的那几个大连财经学院的天之骄子，风度翩翩，谈笑风生，那时我还觉得我跟人家是两个世界的人，之间距离十万八千里，现在看来我跟他们的距离已经很近很近了，不过在天涯咫尺之间。
每天每天，树叶绿了，海潮涨了，月亮圆了，小鸟叫了，操场上激烈的篮球赛，上晚自习时窗外飘进的悠扬笛声……都会让我生出莫名的激动，总有股按奈不住的激情。曾几何时，那个还在饥饿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我，忽然间就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美好的生活又在敞开大门欢迎我了。无怪乎乡间老百姓有句骂人话是“三顿饱饭就撑得你不知东南西北了”，而我那时还并未找到撑的感觉，每天肚子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空的，竟也不知东南西北了。
然而，对于在初中荒废了好多知识的我，高中的三年似乎也没学到多少于我有用的东西，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子里要时刻蹦紧阶级斗争这根弦。1963年在我的记忆里全是大学雷锋活动，听关于雷锋的报告，看雷锋事迹展览，听过看过后再大会小会讨论，写感想，一次一次地到校外落实学习雷锋的具体行动，一次一次地在校内搞学雷锋诗歌朗诵和学雷锋歌咏比赛……
再以后又开始反修防修，没完没了地学《一评》（即《一评苏联的公开信》）《二评》《三评》……开始“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前由于经济拮据，大家都很少看戏剧电影，那一时期可好，《青年一代》、《社长的女儿》、《槐树庄》、《千万不要忘记》、《箭杆河边》、《夺印》……又是电影，又是县评剧团的评剧，轮番在银幕上舞台上轰炸，不管是电影还是戏剧，每演学校必包场让穷学生免费观看……大家是看了电影再看剧，看了后再讨论，再发表个人感想，再写思想认识……总之，人人都要学会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社会上的一切，分析个人的一切，人人都要革命化。
中学生在革命化中有一项活动叫“暴露思想”，就是要深刻暴露自己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美其名曰在心灵深处闹革命，谁不暴露谁就是不想革命，不想走革命化道路。那时几乎每周都有两三次“暴露思想”的班会，全班五十来个学生分成五六个小组，让你在自己的小组里“暴露”内心深处的想法，这样的会常常一开一个下午。
在“人人都要革命化”的活动（或者说是一场运动）中，学校已经公开地把学生按出身好坏划分等级了，学校在大礼堂开个什么重要会议，公然把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学生留在教室，拒绝让他们参加。班级有个出身富农家庭的同学，很单纯，也很幼稚，在一次班会上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他讲道：学校一开重要的大会，就把地富子弟留在教室，看大家兴高采烈地拿着坐垫出去，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又生气，我想等哪天我说了算，我就把贫下中农子弟留在教室，让他们也尝尝那种被人歧视的滋味。
那个同学一讲完，别人不知作何想法，我凭直感知道坏了，不管他在暴露完思想之后怎样批评自己的思想如何坏，如何中了资产阶级的毒，今后一定要杜绝等等，我还是清楚他惹祸上身了，我想起初中时那个“粮食用线串”的同学，而这一个的性质似乎比那一个还糟，那一个被学校开除了，这一个会不会还要严重呢？
我的担心不久有了结果，几天后，那个同学从教室里悄悄消失了，学校还算手下留情，没有声张，只把那个同学偷偷开除了。
尽管形势紧张，可“暴露思想”活动照样搞，谁都得“暴露”，不“暴露”就不让你过关，同学们被逼无奈，就轻描淡写地“暴露”一气：如谁看了本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小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谁穿了件样式别致的衣服，是追求资产阶级享受的思想；谁吃饭把发现有虫子的青菜倒了，谁下了次饭馆，谁买了支糖葫芦掉在地上在众人面前没好意思捡起来……等等，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是中了资产阶级的流毒，中了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糖衣炮弹”……
在千逼万迫下，我也“暴露”了一些思想，我暴露了我羡慕名牌大学的校徽、向往名牌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有名教授授课的阶梯教室……并分析这些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还暴露了自己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如当我看到树叶绿了，海潮涨了，月亮圆了；听到小鸟叫了，号声响了，听到上晚自习时窗外飘进的悠扬笛声，心里都会生出莫名的激动……
可能我暴露的都是内心里真实的想法，比那些倒菜汤、下饭馆、丢糖葫芦之类的应付能深刻些，但又无伤大碍，不像那个富农子弟的暴露具有“反动性”，所以政治老师在听了我的发言后大加肯定，说这才是真正暴露自己的思想了，这才是要走革命化道路的积极表现。这一下，我成了暴露思想的样板典型，成了同学们注目的对象，班主任找我谈话，班干部也都找我谈话，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更上一层楼，弄得我自己真的开始激动起来，觉得这一下可找到走革命化道路的途径，找到通向进步的阶梯了。
刚一上高中，四哥就频频给我来信，四哥在每一封写给我的信中，都有这样两句话：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团。四哥那时大概已经预感到，像我这样的出身，如果没有共青团员这个硬件，是难以被大学接受的。
四哥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够上一所重点大学，姐姐大学落榜后，四哥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对我简直是操不尽的心，惟恐我哪方面做得不够，再蹈了姐姐的覆辙。所以，三年后当我也卷着铺盖滚回老家，由梦想跌回现实，我想对四哥的打击，恐怕不亚于我本人。（多年后，四哥的两个儿子终于圆了他的梦，大儿子毕业于沈阳农大，继承了老爸的衣钵，二儿子考入全国重点合肥工业大学，是梁家继大哥的女儿梁川后第二个学理的。）
可四哥话说得容易，到我这儿做起来就难了，到底怎么积极要求进步，进步到什么程度，才能入上这个团？我已经够积极了，学雷锋上街扫街道，除四害跑到镇郊居民的厕所里闻着刺鼻子的臭气挖臭哄哄泥土里的蛆蛹，为支农积极地和同学们一起到阴沟旮旯找肥源，哪儿脏往哪儿钻，入团申请书也没少写，可团组织就是不注意我，更不要说培养了，因为同学们都在这样做，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比其他同学高出一筹。当然，如果能有那么个或者让你跳进河里救小孩，或者扑进大火里抢救国家财产的机会，学校为树典型，也许会想到你，否则，家庭有问题的学生想入团，难于上晴天。
现在好了，因为我的“暴露思想”终于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我似乎看到了我马上就要成为进步学生，就要步入共青团行列的光明前景。
然而，这线希望只维持了几天。什么事情都有个终结的时候，当“暴露思想”的热潮告一段落，学校和班级就又把我忘到一边去了，我又恢复成了以前的我，从刚刚找到的加入共青团的光明途径上跌落回来。
1963年，由于刘少奇出来收拾了由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在全国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某些地区还搞了“三自一包”，农村生产恢复很快，面对自1959年以来的白茫茫原野，好多人预言农村要恢复元气至少也得三年五年，谁知新政策一推行，仅仅一年，农村经济状况就大为改观，1963年的秋天，辽南农村与人相依为命的地瓜，竟由1962年两块钱一斤降到三毛一斤，有的地方卖到一毛钱，自由市场的农产品也丰富多了。
经济情况一好转，一些不安分的人就追求开了精神生活，1963快要结束时，一中的年轻教师在学校组织了一次交谊舞会，当然，仅限于老师参加，老师们像白色恐怖时期戒严一般把学校大礼堂的门从里面插上，窗户都严严地遮起来，然后像做贼一般在里面跳舞。学生们被阻挡在窗外，听着里面动听的音乐和杂沓的脚步，心都痒痒的，真是又好奇又羡慕，恨不能变个小虫从门缝钻进去，见识见识交谊舞到底怎么跳。听一些人说，交谊舞就是一个男的搂着一个女的转圈，像一些电影里演的那样。
然而，1964年，这场舞会就被大批特批开了，把这次舞会无限上纲上线，什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什么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的江山要改变颜色，无数人头要落地等等。学校同意举办舞会的领导当着全校师生做了检讨，“文革”时期为这事还被整得死去活来。
然而，那些自以为自己最捍卫无产阶级江山，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话的革命老师和革命学生哪里知道，在反修防修的最高指挥部，举办舞会是常事，即使在全国大饥馁的1961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人家那舞会才叫真正的舞会，从一份材料上得知，每次舞会，从一些文艺团体抽去伴舞的女演员都能吃到香蕉点心之类。
高考前夕，全校又大学特学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号召大家像他们一样走向光荣的农业战线，到广阔天地去艰苦奋斗……
除了应付这些耗费时间耗费精力的政治活动，再有时间我就对付数理化，以应付考试。还在小学，我就不喜欢算术，上了初中就更不喜欢，但却喜欢物理化学，可能物理学中的那些电生磁磁生电，化学中的那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引起我的兴趣。对什么都没有，什么奇妙反应也看不见的枯燥数学我怎么想爱也爱不起来。不过小学初中课程相对容易些，加上我肯用功，成绩一直不错。
上高中后，我为自己设计的目标是学文，我不喜欢那些抽象的定律公式，就像不喜欢当时那些空洞的革命大道理一样。但那时文理不分科，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不允许有偏科现象（偏科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所以我明明知道那些爱因斯坦、华罗庚们研究的对象对我向文科方面发展排不上多大用场，但还得机械地向它们发起进攻，以求在期中期末考试中弄得个不错的分数。而报考文科所需要的历史、古文等学校并不抓，历史课干脆不上，所以对文科要考的内容我只能转入地下复习，做贼一般地背后偷偷下工夫，否则被那些眼尖又积极得要命的班干部发现，立即就汇报到学校政教处，说你“缺少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思想，一心只追求上大学。
高中期间，班级有两个班干部，他们一个是团支书，一个是班长。两个干部初中就是县一中的学生，是学校政教主任和校党委书记的亲信。这两位干部真是左得可以，每天革命口号喊得山响，对阶级和阶级性领会得最深，动不动就要用阶级观点去衡量一切分析一切。有一次学生集体下乡劳动锻炼，请一位部队干部作报告，那位军人说在连队里，官兵之间没有隔阂，提倡互相帮助，大家讲的是心碰心，一位女干部就像警犬一样立刻嗅出了其中的问题，当即反驳，说心是有阶级性的，要同学们批判地接受那位军人的报告，肃清其中的流毒。
两位班干部还有一大特长，专门暗地里窥探别人的隐私以向学校领导汇报，在班级把已经够紧张的政治气氛越发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高二时，我买了条裙子，还没穿，就有人找我谈话，要我挖掘思想深处的东西，问我追求什么？吓得我立即把心爱的裙子打入冷宫，再没让它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