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三时，三哥从山西那边给我邮来些复习资料（三哥当时在山西一所高中教学，正好教高三，他们那所学校不像东北学校左得出奇，还允许印发学习资料，当然，在后来的“文革”中三哥和一些教师为此也吃了苦头），这些资料邮到我手里根本不敢在教室里公开看，只能星期天躲到野外没人的地方使劲背，当时学校天天学习董加耕事迹，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所以老师不敢明目张胆辅导，更不要说印发学习资料了，学生不敢明目张胆复习，只能转入地下活动。我发现那两个口头上最最革命的干部一边大喊向董加耕学习，做回乡务农的准备，一边也暗地里狠命啃书本，拼命地在做着跳出农村的准备。他们口里大喊向董加耕学习，其实正是他们不想做董加耕；信誓旦旦喊回农村炼红心，其实正是为不回农村准备政治资本。所以多少年后，我看到报纸刊物上经常报道一些风云人物，还有当地青年点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怎样信誓旦旦地要扎根农村，我丝毫都不相信。他们恰恰是为了不扎根农村，为了出人头地才这样信誓旦旦。
当然，光一味地去指责那两个说假话做两面人的班干部也不公平，在那个年月，哪个人的人格不是分裂的，哪个人不是两面人？为了能通过高考政治审查关，人人都在说假话，空话。而我，因为语文功底好，表达能力强，我的言不由衷的假话空话恐怕比班级其他同学说得还要漂亮，还要天花乱坠。
在为升学写个人自传之前，哥哥们就开始来信传授经验，封封信里都嘱咐我在写自传时一定要慎重，千万千万别说真话实话，比喻对困难时期的认识，对“三面红旗”的认识，绝对要挑过年话（过年时，人们见面净说好听话）说，绝不能流露一丝一毫的不满情绪，一定要接受当年那些傻不叽叽说了真话实话的老右们的历史教训。
于是，我在长达数千字的自传里充分调动发挥我那经常被语文老师在作文里夸奖语言如“行云流水”的本领，洋洋洒洒地写了我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尽管在饥饿的年月里我和全家人饿得九死一生，对那场人为的灾难深恶痛绝；尽管至今我还饱受饥饿的困扰，做梦都想着哪一天能放开肚皮吃饭，但我照样大说特说总路线是全国人民的指路明灯，指引人民在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里都不会迷失方向；说大跃进怎么怎么气势磅礴，怎样怎样锤炼了大批人才，怎样怎样使国民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我怎样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说人民公社是广大人民步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阶梯，广大人民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大熔炉里思想觉悟一天比一天高，阶级斗争观念一天比一天强，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
后来，学校政教处专门负责搞政治审查的老师曾在班级说起大家写自传一事，那位老师说我们不诚实，想的和说的不一致，说从我们写的自传看，有的同学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马列主义者，实际上真是那样的吗？那个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肯定仔细地看过我的自传了。
真不明白那个老师要我们诚实，要我们想的和说的一致是他傻还是趁心要坏我们，如果我在自传里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一厢情愿，哪有既多又快，要好又要省的好事都让你占了；如果我写大跃进动机不错，结果却是一场穷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出一场大饥荒，眼睁睁地饿死了那么多的人；如果我写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平得老百姓过日子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既没有热情去鼓足干劲也就没有干劲去力争上游，你能通过我的自传吗？我真要说了实话还考大学，只怕十八层地狱都等在那里了。
所以，那个时期从上到下，我敢说谁都在按照上边的精神说假话，照着上边的宣传做两面人，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可气的是那两个班干部你要做就做呗，何必在你要做的同时却要去伤害别人，非要踩着别人让自己更上一层楼呢？
不管我怎样保密，三哥邮的资料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可能我晚上躺在被窝里偷看被那两个眼尖的女干部发现汇报给学校，学校很快派人来没收，我矢口否认，说是我自己列的一点复习提纲，根本没接到外地的学习资料。这才搪塞过去。
这就是那个年月，那个非常时期，一边高校要招生，一边又大喊‘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用心教学的教师说成是“培养资产阶级黑苗子”，把用功学习的学生说成是“只专不红，一心想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老师教也不是，不教也不是；学生学也不是，不学也不是，政治形势把你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敢说是特殊的一代人，因为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经历了两次空前绝后。一次是大饥荒的空前绝后，一次是极左路线的空前绝后。那一届学生在饥荒已露出端倪的1959年升入初中，在饥荒接近尾声的1962毕业。三年的中学生活不折不扣地在三年的饥饿中度过。
而历尽磨难满以为从此步入锦绣前程的这届学生偏偏又赶上1965年那个特殊的年份。1965年，有人称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年，还有人俏皮地说是黑五类子弟的本命年（当地人认为本命年的人运气都不好），我所在的那所县第一中学，1965年高考凡是出身有点问题的学生，哪怕亲属只在国民党部队里呆过几天，得，想上大学门都没有，不管你学习成绩有多棒，不管你是未来的陈景润还是未来的钱钟书，在高考中统统被阶级路线的大网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1962年，我和一些或者成分高或者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学生所以能顺利考上高中，是有幸赶上1962年的广州会议精神，赶上了知识分子的春天。陈毅副总理在那次会上强调要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要狠抓教育质量，据小道消息说陈老总出国访问带了几个翻译竟没有一个合格，所以要下决心整顿教育。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太短暂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后来阶级斗争的浪潮淹没。20世纪60年代，已经“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我们，则大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毫不留情地向科技教育挥起了扼杀的大棒。
还在高考的前几个月，学校就传出风来，说1965年高考政审会相当严格，说如今的大学院校被资产阶级占领了阵地，百分之七十的学生家庭出身有问题，毛主席说高校这种不正常现象一定要扭转，所以今年一定要把好政审关。
听到这些风声，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又惶惶不安如到了世界末日，但是大家还没把国家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还都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为了政审合格，人人都拼命表现，不光在自传里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者，而且决心书入团申请书写得和雪片一样，声嘶力竭地声明要坚决坚决跟或地主或富农或反革命或资本家或坏分子的家庭划清界限；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可以选择；声嘶力竭地向党和毛主席表红心：毛主席呀毛主席，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虽然出身不好，但我有一颗红心，我坚决坚决走无产阶级革命路，坚决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人，请党考验我等等等等。那时哪里知道，大家耗费时间耗费精力拼命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做无用功，已经处在“文革”前夜的这群倒霉蛋，命运早已被作出了裁决，高校早已向这些人关上了大门，政治需要淘汰这些倒霉蛋来落实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是这群傻瓜还抱着幻想抱着希望，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天每天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来天真地做着大学梦。
更不公平的是这批被高校拒之门外的学生流入社会后，再也无人过问。拨乱反正时，这茬学生既不属于右派和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也不属于老三届因为被文革耽误了，因为知识底子厚而像宝贝一样地被人重视，被人挂在了嘴上，1965届的黑五类子弟，是被历史遗忘了的一代人。
二十年后，我虽然经过一番苦苦的挣扎总算步入教育战线，实现了我毕生的夙愿，但每到评职称或长工资时，我的致命弱点就会让我想起我曾经有过的扫帚星命，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和我同龄和比我小好多的同僚们顺顺利利晋升为高级教师，拿到比我多得多的工资，而我只能重新起步，一切重新开始，和那些刚出校门可以做我儿女的青年教师一个级别，因为我既没有教龄也没有工龄，高中毕业后的二十年成为时空隧道，二十年的苦苦跋涉成为一段空白。人家军人当兵，知识青年下乡，哪怕在农村胡作非为了几年，得了，现在都成为光荣资本，都算作工龄写入档案里成为晋级长薪的依据，只有我什么也没有，二十年来在农村所做的一切，不知都为谁服务了。“一春尽是风和雨，风雨过去春已空”，不知是谁说的这句话，千真万确啊！
在1966年的那个疯狂年代，我班部分步入高等学校的时代宠儿在两位班干部的串联下回母校造了班主任的反，把年轻的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班主任整得差点自杀，其中一条罪名是：由于阶级性的使然，高中三年里班主任多次压制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公子小姐们特别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