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高考遭戳，万念俱灰，一天天打发着黯淡无光的日子时，贺延杰闯入了我的生活。
贺延杰是本屯青年，1964年高中毕业考入上海一所重要的军事院校。他是全县唯一考上这所院校的学生，是真正的凤毛麟角。而那个年月军人又非常吃香，农村青年只要一当上兵，就意味着有了半拉前途，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的优秀女孩，包括从大专院校毕业的女大学生，选择对象时眼睛都对准军人，四个兜（军官）的找不上，两个兜的也行。贺延杰只要从军事院校一毕业，就是军官，军官啊，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好前程啊！所以他的录取通知书一来，从学校到地方，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不知多少人对他的好运气羡慕得眼红，嫉妒得要死，而贺延杰却轻轻松松地就把这个大好前程放弃了，他没有去上海军事院校报到，而是心甘情愿地在家当起了地球修理工，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引起了从学校到地方的又一次轰动。
可贺延杰选择修理地球就没有董加耕、邢燕子那样风光了，董加耕因为放弃考大学自愿当一个农民而成了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楷模，从此平步青云；邢燕子因为走上了光荣的农业战线而扬名全国，成了中央领导家的座上客；贺延杰却因为放弃上大学而成了罪人，成了知识青年的败类而被口诛笔伐。
贺延杰放弃上学回乡务农的选择把教过他的老师都气得捶胸顿足，说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的母校为此还挨了上边批评，说学校政治眼光不敏锐，把一个害怕战争的思想落后分子当成了优秀学生培养。他的母校挨了批评后除了深刻检查，还发出通报，通报通知县市区各所高级中学，取消贺延杰以后再参加高考的资格。
对外边世界沸沸扬扬的吵闹，贺延杰置之一笑，放下从学校背回的行李就到生产队干活了，愉愉快快地挣开了即使好年景一个工日也不过五六毛钱的工分，我到生产队干活时，生产队几个年龄较大的妇女都结婚走了，剩下的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这些小姑娘大都小学没毕业，学了点知识也基本还给了老师。贺延杰和这些小姑娘没有共同语言，却能嘻嘻哈哈和她们玩得很开心。我见他在干活休息时常和小姑娘玩只有小姑娘才爱玩的“抓骨头”、下“五子”，还不时地吵个嘴，耍个赖……晚上又常听见他一人在自家平房顶上拉着二胡自娱自乐，觉得这个人是个谜，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心甘情愿在家和土坷垃打交道，我认为最苦痛的事人家却当成了开心果，这样的人不是脑子有病，就是超凡脱俗。
深秋的一个晚上，贺延杰第一次到我家来造访，问歌剧《红珊瑚》里有首插曲《珊瑚颂》我会不会唱，我说会，他就要我唱给他听。我已好久没唱歌了，那晚心情稍微好些，经他请求，就轻轻唱起来，我唱时，他拿钢笔录乐谱，我唱了两遍，他就把谱子录完。然后自己照着谱子唱了一遍，竟一点不错。我不由对他刮目相看，他这两下子在我的那些同学中还没见过，我在高中也有几个同学是音乐爱好者，他们最大的本领不过是唱唱歌，识点简单曲谱，哪像贺延杰，简直就是个录音机。贺延杰听我夸奖他，有点得意，说：你只见我录谱，还没见我作曲呢，不是自夸，我作的曲子不比那些音乐家差多少，只是没遇见赏识我的伯乐罢了。
是吗？
没想到吧？以后你来写歌词，我给你谱曲。
谱了去哪儿发表？
自我欣赏呗。
就这样随便唠了一会，我终于问起了那个我早就想知道的敏感话题：为什么放着大学不上，原意在家里数地垄，人家董加耕邢燕子回乡劳动名扬全国，你却几乎被通报全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贺延杰笑了，说：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我自小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害怕军校紧张严格的训练。
我说那你当初何必报考军校？
他说是老师和学校硬动员他考的，说他家庭出身，学习成绩，身体状况都符合考军校的条件，他想不报，又怕被扣上思想不端正的帽子，心想报就报吧，填了那么些志愿，怎见得就能被军校录了，听说军校是很难考的。
我叹了口气说：人的命运真是天壤之别，我们千方百计想得到学校的赏识，学校却弃我们为垃圾，你们学校千里挑一，却挑了你这么个不识抬举的，别人脑袋刻尖都钻不进去，你进去了却又非要出来，如果把你的好运气让给我，没准我会喜欢得像范进一样疯了。他说：范进才傻呢，人怎么活还不是个活，非要去考那个破举人，考到五十四，考成个举人又有多少快乐可言？我倒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咱们没有采菊的福气，但咱们可以“锄禾晚照下，悠悠见炊烟”啊！那景致不也很美？
我说：照你这么一说，农民的日子倒满有诗情画意喽。
贺延杰说：就看你怎么想喽，只要你想得开了，自己给自己找乐，没趣的可以变得有趣，就像你吧，落了榜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志向是学文，学文不一定非上大学去学，在家一样能学到手，我倒觉得民间生活比学校丰富多彩，更适合你往文学领域发展。
是吗？
当然，以后慢慢你就会知道。
叫贺延杰这么一开导，我压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通过接触，我才知道，贺延杰属于那种全面发展型的人才，他不光数理化成绩好，在文学和音乐上也颇有造诣，不光会作曲，还会演奏多种乐器，尤其是二胡，拉起《病中吟》、《汉宫秋月》，如泣如诉，让你听了想哭，拉起《金蛇狂舞》、《喜洋洋》，又热情洋溢，让你听了心潮澎湃，直想随乐曲起舞。我问他什么时候练就了这一手，他说从十岁开始，说他爷爷就拉得一手好二胡。
农村的日子单调得要命，没有电，多长时间看不上一场电影，下洼子生产队因为修水库移民耽搁了，我回村那年，屯里才安上有线广播。虽然有线广播也放音乐，也播放改革后的革命现代京剧，还不断地批“四条汉子”及他们的作品，批《海瑞罢官》，批这个批那个……但没有电灯，到处黑咕隆咚，到处死一般沉寂的夜晚还是让你感到漫长难耐。于是，希望有个人，特别是能说得来的人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就成了那一段时间我的最大盼头，有了这个盼头，单调的日子似乎又有了新内容，心情也不再那么烦躁。每个晚上，吃过饭后我洗了碗刷了锅都会默默地地站在院门口，满怀期待地等待贺延杰的到来。
贺延杰好像懂得我的心事，他家离我家又不远，隔三两天就造访一次。当时公社广播站经常播放著名评剧演员李忆兰、马泰等人演唱的评剧，放得最多的是《在烈火中永生》、《夺印》和《向阳院》。贺延杰酷爱评剧，我也喜欢评剧，那时也时兴向广播站点播节目，贺延杰就经常点播《在烈火中永生》，他说他最喜欢李忆兰演唱的这曲评剧，百听不厌。所以每要播放他就到我家报告消息，然后和我一起听，和我一起欣赏剧中优美的唱腔和李忆兰清亮的歌喉。
如果没有评剧播放或者播放完了，我们就在昏暗的火油灯下天南海北瞎扯，扯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扯林黛玉和薛宝钗谁的性格更好；扯《三国》和《水浒》哪本书写得更棒……当时姚文元正摇着笔杆子大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我和贺延杰都看过《燕山夜话》，曾对作者生动的文笔，对作者天文地理，社会人生，古今中外，天上人间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燕山夜话》被批，我和贺延杰虽然都为《燕山夜话》的作者鸣不平，但也着实佩服姚文元的笔杆子，经姚文元那么一分析，还真觉得邓拓的某些杂文的确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而发，特别是有关大跃进的。可《燕山夜话》一书早就有了，为什么现在才批？上边现在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对什么都批？贺延杰说国家大概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在烈火中永生》里不是引用一句诗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吗？恐怕这是在提前制造政治舆论。
贺延杰说这话的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很佩服他对国家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力。
那是春寒料峭的一个夜晚，外边刮起了大风，猛烈的风力挟裹着稀疏的大雨点，劈劈啪啪敲打着窗棂，仿佛有人在接二连三的往窗上砸铜钱。我想这样的夜晚贺延杰不会来了，想到他不会来了，心里就有些失落、发空。再想想从毕业到现在，虽然有贺延杰经常来说说话，解解闷，跟他在一起也确实轻松愉快，可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就像靠止痛片止痛，暂时的痛楚缓解，后边还是无休无止的痛。本来刚回来时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四清”运动能给我一个机会。听说“四清”工作队很重视回乡知识青年，特别是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敢大胆启用。我的几个落榜同学回家后都在“四清”中得到重用，其中有一个富农子弟，据说和富农家庭划清了界限，还破格入了党，随“四清”工作队到另一个地区搞“四清”去了。
我不希望自己像那个同学那样假模假式，为了一己的前途不惜伤害生身的父母。拍拍自己的良心问问，有谁能比亲生儿女更了解自己的父母呢？亲生父母不是叛党叛国的敌人，不是杀人放火的凶犯，而是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累断腰筋把你喂大养大，有好吃的尽你吃，有好穿的尽你穿，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你能真正和他们划清界限？如果谁能真正视自己的靠勤劳起家，辛辛苦苦把儿女养大成人的父母为阶级敌人，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人恐怕也是个没心没肝，没有人味的畜生（不，畜生也通人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要吗就是个为了一己利益，不惜用生身父母做筹码的投机分子，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净造就出这么些没有感情，没有人味的货色，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将会变得多么可怕？我所以盼望“四清”，只希望“四清”运动能注意到我这个出身有问题的回乡青年，给我一次小小的机会，给我一个小小的社会位置。
然而，我们这个地区到底什么时候搞“四清”却始终没有消息，听有线广播里的大气候，对轰动一时的“四清”好像已经不重视了，“四清”已像冬天过去了的棉衣，被弃之一边了。而新的政治气候好像对我越来越不利，难道我就这样被社会遗忘了吗？十多年的寒窗之苦难道真的就付之东流了吗？
越想心里越愁，越想心里越闷，听着猛烈敲打窗棂的雨点，听着外边怪声怪气吼叫着的风声，竟想起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现在虽然已是初春，是春风春雨，可我的春天到底在哪里？看来春风春雨也能愁煞人啊！
我拉开抽屉拿出纸笔，和着秋瑾女士的诗韵，信笔写起来：雨打窗棂夜昏昏，瑟瑟寒风伴孤心。何日长空霹雷动，劈开乌云见阳春。
刚刚写完，就听见外边房东的狗叫起来，这叫声告诉我：贺延杰来了。开门一看，果然是他，披了件当地供销社卖的帆布雨衣，像个潇洒的夜行者。进来很随便地把雨衣往椅背上一搭，笑嘻嘻地道：“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现在的情景应该是“柴门闻犬吠，风雨夜归人”了吧。怎么，没想到这样的天儿我还会来？我笑了，说确实没想到，我还以为你在看书或者睡了呢。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发说：睡不着，不知怎的，越是这样刮风下雨的天儿越觉得夜长，越觉得无聊，你没有这种感受吗？我说有。他就立刻热烈起来，两眼亮亮地望着我问：那你就不盼望发生点什么事？
夜长无聊，盼望发生点事，他的话里似乎有种探试，有种挑逗，我和他之间还能发生什么事？还能超出这种关系再进一步吗？应该说我很欣赏贺延杰的才气，也希望夜晚他能经常来聊天解闷，但决不希望两人关系因此而有新的发展，因为在当时，我还不想把自己的一生赌在农村，贺延杰的“锄禾晚照下，悠悠见炊烟……”对我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我不能贪图那点微薄的诗情画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庄稼院里的管家婆。
还在童年时，我就常听父亲说，人活在世上，就像森林里成长着的树，树的成长情况如何，决定它们以后的用途如何，能当梁的当梁，能当柁的当柁，能当镢头把的当镢头把，实在连镢头把也当不了，就只能当个烧火棍了。在以后的若干年，我在读书求学中不时地衡量自己，我觉得自己也许不是栋梁之材，但也决不是个烧火棍，我有这个自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些年，我在心里无数次地默念着李白的这句诗，它成了我在困境中最有效的一支强心剂，我坚信，只要不放弃，我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
所以，望着眼前忽闪忽闪的煤油灯，我镇静下来，装着浑然不知的样子说：我盼不盼望都没有用，应该发生的都没发生，不该发生的就更不会发生了。
贺延杰是聪明人，立即就理会了我的意思，他也正经起来，问我他没来时我在干什么，我就把我刚刚写的诗拿给他看。他看了几遍，略微想了想，就在我的诗下边和了四句：乌云岂能乱春景，北斗常照夜行人。劝君放眼望前程，不尽春色正芳芬。
打那以后，我才知道贺延杰写诗歌也很在行，从此我经常和他用诗歌唱和，用诗歌做游戏。身为农民，一年到头也没个休息机会，即使下雨下雪天不能上山干活，劳动力也要集中在生产队进行政治学习，内容不外乎学《毛选》，学两报一刊社论。政治学习是坐着挣工分，社员倒也没什么不满，甚至还挺受一些人的欢迎，他们可以借此休闲机会倚着墙把帽子盖住脑门睡一觉，或者俩俩一伙的头顶头说悄悄话，小青年还要你捅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地搞点小动作……
对我来说，坏天气里坐在生产队的政治夜校里学习两报一刊是件很头痛的事，那些或者杀气腾腾或者极尽歌颂的长篇宏论要么让人神经紧张压抑，要么让人感到枯燥乏味，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想点愉快事情，或者装着在用心听用心记录而写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借以化解心中的郁闷。有一次又是政治学习，我望着窗外朦朦细雨和墙外在雨中绽放的杏花，心里竟生出一股莫名的感动，就摸出笔在一张小纸上做诗：朦朦细雨知时节，杏花颤颤舞春风。行人碰面三分笑，今年准是好年成。
写好后，把纸揉成一团，再悄悄投给坐在不远处的贺延杰。贺延杰接住，朝我会心地笑笑，一会工夫又把小纸团扔过来，我知道他一定在上边写了什么，展开一看，在我那四句诗下边果然又和了一首：和风细雨暖心扉，见君开颜亦欣慰。莫道此处无风景，春风岁岁载歌归。
那一段时间，我们写了好多诗，有短的，有长的，有律诗，有自由体，大都是一唱一合，抄到一个笔记本上，竟抄了大半本。贺延杰得意地说：这个本子你好好保存，像这样能用诗歌唱和，用诗歌交流思想，交流感情者，舍吾其谁？可惜，在以后风狂雨骤的日子里，我已无心去欣赏那些屁事不顶的诗歌唱和，那个笔记本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