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6年的夏天，中国的政界越发翻云覆雨，有线喇叭里天天播放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都变成了高级炮手，通过两报一刊射出的发发“重磅炮弹”震耳欲聋……在那万民激动、焦灼、恐惧、不安的日子里，贺延杰却表现得相当冷静，对姚文元、聂元梓、戚本禹等风云人物一个个登场亮相，贺延杰用鲁迅的一句话高度概括：以人血染红顶子。
到了这年的八九月份，“文化大革命”在城市和学校已进行得如火如荼，一群群红卫兵煞有介事地到乡下破四旧，进各家各户搜索，摔了他们认为是四旧的古董，收缴了家家户户供奉了多少年的宗谱，把宗谱集中到生产队门前一把火烧掉，拆了村村落落的大庙小庙，到处发表宣言，到处慷慨激昂地演说……
因为当时红卫兵揪斗的基本都是机关学校里的当权派，还没促及到像我们那种偏僻农村的“黑五类”，我也就误认为这场凶猛的运动跟父亲这些四类分子关系不大，所以精神还不紧张，对红卫兵停了课发疯般地闹革命，我和贺延杰一边在生产队干活一边悠哉乐哉地看热闹，晚上还能经常一起听听广播、聊聊天，在全国红成一片乱成一团的日子里，我却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相对快乐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这年9月，贺延杰去了公社，公社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缺少贺延杰这样能拉能演能唱的人才，所以也就顾不上贺延杰身上那个污点，把贺延杰要到了公社宣传队。贺延杰呢，到底他还不是陶渊明，虽然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能清醒冷静地看待这一场让无数人痴迷癫狂，也让无数人茫然不知所措的运动，但最终还是经不住皇粮的诱惑，另外文艺这个行当又是他最喜欢的，所以最后还是舍弃了“锄禾晚照下，悠悠见炊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投身到狂热的“革命洪流”中去了。
贺延杰去了宣传队，立即成了宣传队的骨干，以后宣传队到各大队上演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都是他作曲，只是把京剧移植成评剧。当初他同我一起欣赏的那些优美的评剧唱腔，他都把它们移植到革命样板戏里。他除了作曲还拉板胡，兼乐队的总指挥，有时还演个杨子荣刁德一什么的，总之一才多用，大出风头。
由于贺延杰的社交圈子大了，结识的人多了，生活天地广了，生活也丰富多彩了，加上演出繁忙，已经渐渐跟我疏远，晚上即使没有演出也不多到我家来了。不久，“文化大革命”深入到农村，农村很快也一片红，人人佩带红袖标，家家红旗高高挂……我家也挂旗子，是白的；我没有资格带袖标，父亲有，父亲带着白袖标，袖标上写着“历史反革命”（还好，没有像古人那样黥在脸上）。如此的环境，如此的家庭，如此的标志，我想贺延杰即使还在村里，也不敢再来了。
“文化大革命”在农村一掀起，首先是成立各种战斗队，接下来就是揭阶级斗争盖子，作为明牌的阶级敌人，父亲一伙黑五类又是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幸亏社会上还残存着父亲这一帮旧社会过来的“牛鬼蛇神”、“残渣余孽”，否则，这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上哪儿找去？
下洼子青年马涛还在“文革”风一吹到农村，就迫不及待地组织成立了什么“全无敌”战斗队，因为屯子太小，声势气氛不够，马涛就去串联我原来村子里的造反派，在村里最先开起了父亲的批斗会。“文化大革命”刚在农村开始的时候，农村人也很疯狂，为表示自己最革命（其实很大成分是图热闹），哪有批斗会不用拉也会自己去，号称是革命大串联，互相学习革命经验。
每次运动一来，父亲都是第一个被批被斗，这不是父亲的人缘差，而是他在那群土里吧唧的小四类中，有那么点鹤立鸡群之感，有文化，能写会算，又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干部，总比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小富农小兵痞有点斗头。另外，还有个不可忽略的原因，这就是我家在那一地区跟谁都不沾亲带故，没人庇护没人疼，没有谁能为你遮风挡雨。
好像已经形成了规律，农村凡有运动，必先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四类分子身上开刀，先选一两个典型的“阶级敌人”当活靶子，选谁当活靶子？就选那最没人保护，最没人疼的主儿当倒霉蛋吧，只有批斗这样的主儿才不会扯到亲挂到邻。其他四类分子都是本乡本土，在地方都有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用母亲的话说是扯了耳朵腮就动。只有父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可怜的父亲就顺理成章地沦为阶级斗争使用频率最高的活工具。
然而，这次的批斗却把我那点勉强维持的优越和自信彻底批没了，以前几次运动我还小，也没有亲眼看到父亲被批斗时的狼狈相，这次，我看到父亲在一屋子人里被人按着头推来搡去受尽侮辱，看到平时关系不错的邻居现在都能撕破脸皮高呼打倒父亲的口号……更令我无法接受的是贺延杰也在批斗现场，村里“文革”小组请他做记录。那年月凡是哪个地方有革命行动，知道的人都得参加，号称“经风雨，见世面”，谁不参加就上纲说思想有问题。本屯开批斗阶级敌人大会，贺延杰当然更得参加了，何况又是文革小组请他。贺延杰坐在灯光最亮最显眼的地方，脸红红的也不知往纸上记了些什么，别人喊口号，喊打倒，他也跟着举胳膊，跟着喊……想着昔日灯下愉快美好的听戏，聊天，诗歌唱和，看着现在横亘在我和他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然而，革命威力不可阻挡，举国上下的人都像发了疯。1967年1月，姐姐生孩子，我去七百里外的姐姐家里送鸡蛋，一路所见，都是热气腾腾也杀气腾腾的革命场面。沈阳大街上，满街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到处都能看到高举革命大旗，戴着红袖标，打着红色标语牌，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游行队伍，到处能听到上海革命派“一月夺权”成功的胜利喜讯，满天飘飞满街张贴的各种红卫兵战斗小报，刊载的都是北京红卫兵小将怎样揪斗彭陆罗杨等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被喷气式压得呲牙裂嘴，形象惨不忍睹。不是旁边有文字介绍，谁能想到他们曾经是权倾朝野，功高盖世的中央大人物呢？
从姐姐家回来那天已是腊月二十九，往常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请家谱贴对子挂红灯准备热热火火过大年，可那天我下了汽车看到的却是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正被集中在一起，戴着各种形状的高帽子游大街，父亲当然也在这个行列里。全大队四十多个四类，四十多顶纸糊的高帽子形成一片高帽子林，花花绿绿颤抖在严冬尖溜溜的寒风里，倒也煞是好看，高帽子林两旁是敲锣打鼓押着他们游街的红卫兵，再两边就是密密麻麻围观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夹杂着看热闹人群不停的笑声，把个节日前的小村弄得不伦不类，既像开来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农友队伍，又像来了伙杂耍班子在耍把戏……大概辽南的农村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阵势，大人们表情复杂，孩子们则拍着手又跳又笑，比看耍把戏还要开心。看到大过年的这些五六十岁的人还被弄到大街上出洋相，在锣鼓声口号声中被红卫兵推搡得踉踉跄跄，有几个连冻带吓，鼻涕都拖到了胸前，心里真不是滋味，再想想照片上那些被摁脑袋扭胳膊折磨得连罪犯都不如的大人物，又觉得仅仅游游街，供大家开开心，还是他们的造化。
也许因为这种戴着高高的纸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的场面看起来很热闹，很刺激，能为寂静单调的农村生活增添一道风景，能让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开心一乐，所以以后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就时有发生。游街的对象也不再限于阶级敌人，小偷小摸、“流氓”、“破鞋”也逐渐加入这个行列，街上隔不了几天就有游街的锣声响起，小孩们看游街都看上了瘾。转过年秋天，糜子熟了，有鸟雀来叨，看护糜子的社员用敲锣打鼓吓唬鸟雀，锣鼓声一传进村里，我邻居的一个四岁孩子就喊游街的来了，哭着叫着让大人领去看游街。
自批斗会后，我在生产队越发孤立了，下洼子生产队的妇女劳动力本来就不多，姐姐和两个年龄大一点的姑娘出嫁后，队里只剩下几个十六七岁没念过几天书的小姑娘，我和她们虽然没有多少话说，但相处得还行，就是到评工分时她们会拉下脸，毫不客气地压制我这个比她们大好几岁的所谓大妇女的工分。现在可好，父亲在这个小村中一夜之间由一个平和的老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上边的宣传一再地告诉她们：一切的阶级敌人都善于伪装，别看表面老实，越老实的敌人越反动……这可让那些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小女孩大长了见识——原来敌人就在身边。
另外，批斗会的热闹也使她们十分开心，一开心兴致就空前高涨，她们巴不得从此天天开批斗会，她们好在会上为所欲为地大呼小叫……也难怪，这些小姑娘从生下来还没得到过像现在这样露脸，像现在这样展示自己的机会，她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贫乏得可怜，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还真得感谢“文化大革命”。
由于晚间她们在批斗会上表现出的空前热情，白天再在一起干活彼此都感到不自然，彼此之间一下子变得陌生了，她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索性不跟我说话，和我彻底划清界限，在生产队，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
转过年的一个春日，我扛着铁锨去生产队出工，那几天生产队盖牛棚，抽我去当小工，为几个老头搬石头挑泥。活很累，但我愿意干，因为干这活可以避开那几个成天唧唧喳喳吵吵嚷嚷的小妇女，我实在不想和她们打交道，所以能躲一时就躲一时。
到了生产队门口，见生产队长老丁头从饲养员的屋里出来喊我，我走到他跟前问干什么，他一边用高粱蔑剔着牙一边说：果树队从下洼子要一名妇女劳动力，你去吧。
我去？我以为我听错了，怎么会是我？
果树队是大队成立的专业队，凡是在生产队干活的青年都想去专业队。当时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是能去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掏大粪扫大街的工人，只要能进城，能每月开工资就行。但他们知道，那得关系硬有靠山，一般人只能在梦里想想罢了。既然进不了城当不了工人，去大队的专业队干活就成了他们最向往的了，因为专业队的活一般情况下比小队要轻松，挣的工分却比小队高，而且去了专业队，多少有那么点走出家门的味道，离挣工资的工人似乎靠近了一点。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生产队那些只能在梦里当工人的青年能去了大队的专业队也欢天喜地，像大队的林业队、果树队、鞭炮厂，每年想进去的人趋之若鹜。一个能让大家欢天喜地，趋之若鹜的好差使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呢？
是你。丁队长语气坚定，显然他已经考虑成熟，那语气的言外之意是你想去得去，不想去也得去，老丁头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老丁头见我发愣，就直截了当地挑明原因：不过有一条你得清楚，别人去果树队秋天回小队核算，你去果树队是自负盈亏，果树队分值高了是你的，低了小队也不补。
哦，是这样，我明白了。
原来果树队是大队的独立核算单位，年年从各小队抽调劳动力，这几年，果树队经营每况愈下，果树和大田收入越来越不景气，秋后分值越来越低，最后低得从去年秋天起果树队从各小队再也抽调不出劳动力了。大队没有办法，就想出了个随高不随低的政策，就是从各小队调出的劳动力，如果果树队的分值高于小队，小队不抽；如果果树队的分值底于小队，小队得按小队的分值补给。我那小队分值不错，在全大队首屈一指，惯会算计，被大家称为铁公鸡的老丁不想往外拿这份补差，而不拿补差小妇女们都不去，老丁这才想到了我。
队长老丁头出的这个决策，明显是欺负人，说明了也就是欺负我，四类分子子女嘛，让你干什么你不得干？别人要去，没你的份，别人都不想去，你就得去。
我二话没说，扛着铁锨就去果树队报到了。
果树队座落在大队的东山岭，以经营果树为主，辅助种点大田，养些猪羊。三千多棵老弱病残果树，分布在几个起伏不平的山包包上，等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力侍弄它们。
果树队这几年虽然分值不景气，但它的某些个特点和优势，却是生产队无法比拟的，一是果树队风景宜人，我去的时候，那些老弱病残果树正在努力挣扎开花结实，粉红的桃花，乳白的李子花，雪白的梨花苹果花，开得一片一片的，远看像白雪，像轻纱，像傍晚天空灿烂的云霞；近看一支支鲜花玲珑透剔，妖艳无比，像巧手艺人精心加工的杰作。这些杰作随着微风轻轻地颤动、摇曳，招来蜜蜂蝴蝶成双成对，嗡嗡嘤嘤……这时人穿行在繁花密叶间，闻着醉人的香气，披着飘落而下的花瓣，会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仙境里，会觉得劳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二是来果树队干活的大都是各小队的年轻人，而且大都是未成家的少男少女。正值青春妙龄的少男少女又聚集在一个公园似的环境里，就倍加容易春情萌动，想入非非。所以，每年每年，果树队的桃花丛里，浓荫下边，都会出现那么几对鸳鸯唧唧我我，柔情蜜意。到了收获的金秋，他们的恋爱也结出了硕果，只等冬闲时完成1+11的公式。所以，果树队又是生活单调的农村青年所向往的“伊甸园”。
然而，“伊甸园”里的人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把经济和环境放在同一天平上衡量，要一日三餐，要混饱肚皮的人还是得服从经济的制约，所以果树队从去年秋天结束了不景气的分配后便开始门庭冷落，而大队这个随高不随低的土政策一出台，想来果树队的立即又踏破了门槛。
果树队的气氛也比生产队要轻松活泼得多，那天我扛着铁锨去报到时，果树队的全体成员正集中在两间护园兼会议室的简陋屋子里开誓师大会，炕上地下坐得满满的。虽然这些人来自各个小队，但大多数我认识，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很欢迎我加入到这个集体。队长老白四十多岁，我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他就是村业余剧团的骨干，这人爱热闹，对我的到来似乎格外高兴，连连说欢迎欢迎，又向旁边一个拿着帐本的青年说：太好了，太好了。
我不知道老白说的“太好了”指的是什么，是指我是四类子女好领导，还是别的什么？拿帐本的青年叫刘春波，大家都叫他小波，是果树队的组长兼记工员，也朝我点头说：欢迎你来果树队干活，以后有什么事只管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