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果树队里没有四类分子之故，人际关系也没有生产队那么复杂，上边没有派军宣队贫宣队进驻，所以这里不像生产队，时刻处在阶级斗争的大氛围中，随时都能感受到监督的目光，闻到人为制造的火药味，让你时刻神经紧张。在这里，阶级斗争的阴影似乎离我远了，到这里的头一天，我就感受到了那种久违了的平等待遇，又恢复了一点尊严。比喻那天誓师会后，老白提议让大家表演节目，第一个就点到了我，让我打头阵给大家唱一个，老白一提头，其他人立即鼓掌欢迎。
公众场合里很久没有人这样看重我了，开始我还吃了一惊，甚至有点诚惶诚恐，见大家是诚心诚意鼓掌欢迎，这才放下谦卑，唱了支曲调柔和而又亲切的歌：金灿灿的太阳红丹丹的旗红丹丹的旗呀毛主席的话儿咱记心里……
在学校时我的女生独唱就小有名气，国庆元旦晚会，年级联欢会，同学们经常邀请我来个女声独唱。从回到农村，我的嗓子就被埋没了，这一次见果树队的人这么抬举我，我满心欢喜，唱得格外用心。正如所料，唱完后大家热烈鼓掌叫好，并要我再唱一个，我又唱了个评弹调的《社员爱读老三篇》，又博得一阵掌声，老白说：这下可好了，咱果树队可有了人材了，过几天咱也买他两把二胡，置一套锣鼓，咱也成立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外边去风光风光。
一听果树队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在炕上和地下的人立即狂热起来，都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报名：算我一个，我会吹笛子；还有我，我敲锣鼓……我也参加，我也参加，我作后勤服务……
所以到果树队的第一天，我就觉得我交了好运，虽然秋后分值会低于小队，可只要有个舒心的环境，分值低点就低点吧，鱼和熊掌还能让我这号人都得到？
即便这样，我的心还是忐忑不安，生怕这好运得而复失。这些年，幸运始终不肯降临于我，总是临到我烧香佛就掉腚，现在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只是一个稍好一点的环境，稍微被人重视一点的运气），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然而，怕什么就有什么，我在果树队仅仅干了一个星期，生产队就通知我不要再去了。原来生产队的支左军代表见一个四类子女居然每天能到贫下中农子女想去都困难的果树队干活，觉得很奇怪，很惊讶，军代表把意见想法向生产队长老丁一提，说他犯了阶级路线错误，安排四类子女去了果树队，吓得老丁连连点头说马上换人，马上换人。
记得从果树队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夜没睡。在我的大半生中有那么几个通宵不眠之夜，一是高考落榜，一是结婚的前夜，还有两个晚上是父母去世。这几个夜晚不能入睡可以理解，而为了一个破烂的果树队去不成也通宵不眠，似乎有点荒唐。这说明在当时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好容易有了这么个捡来的机会，找到这么一个能为我无望的日子增添一线光亮的果树队，可它的寿命却如此之短。
还算老天有眼，过了几天，驻军代表走了，果树队要人又催得急，队长老丁才又第二次派我去了果树队。还亏得摊上了这个吝啬的铁公鸡队长，就是不想出那份补差，才让我有了这第二次机会。
为第二次去果树队，我和母亲还发生过激烈冲突，母亲坚决反对我再去果树队，母亲说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但凡有点志气，这果树队是不能再去了，四类子弟也是个人，不能让他们这样爱扁就扁爱圆就圆。
应该说母亲的话没有错，凡是个人，谁不想有点尊严要点志气呢？可我要不过这口气，在当时，果树队是我灰暗生活中唯一的亮点，那里的环境，那里比较轻松自由的空气，都是我迫切需要的，走投无路的人哪里还有资格讲尊严，讲志气，何况这一切都起因于政治，在强大的政治面前，个人的志气和自尊显得多么的渺小，不见多少大人物，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受尽凌辱（除非你为了尊严不想活了，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杀者），小小的我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为了这一个小小的亮点，我不顾母亲对我重回果树队大动肝火，还是强硬着去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第二次去果树队把我逼上了另一条路，让我从此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自打去了果树队，我再别无选择，最后老老实实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话还要从第一次去果树队说起。
第一次去果树队那天，有两个人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个是余福江，一个是郭云红。
余福江是个健壮魁梧的青年，他家住在离果树队最近的庙前小队，我每天去果树队干活都从他们屯中穿过。
我在上小学时就认识余福江，他也是高中毕业回乡生产的，跟我不同的是他属于老三届，毕业于文革期间，连考大学的滋味都没尝到，和他一起的同学这时还在学校天翻地覆地闹革命，造反……他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耗不起，就回生产队干活了，今年也是第一次到果树队。
余福江一见到我，就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那天誓师会后是会餐，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果树队有羊，杀了一头……果树队主要的大田作物是地瓜，栽地瓜的目的是加工粉条。所以果树队的粉条也不缺。那天会餐桌上就成了羊身上的各个部位和粉条当家：羊肉炖粉条，凉拌粉条，羊杂碎汤。饭是高粱米滚小豆，这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主食了。
吃饭时，因妇女劳动力少，所以妇女劳动力受优待，都坐在炕上，炕上还有两个空位，余福江就一高蹦到炕上说算我一个，我要和老同学坐在一起……话音未落，人往后倒，原来他的屁股在炕沿上坐空了。还亏了在地下张张罗罗的队长老白将他一把扶住，闹得炕上地下笑成一团。
余福江说的老同学，自然指的是我，在以后的劳动期间，余福江对我更殷勤了，挑水浇果树，他帮我从深深的井筒里往外拔水；耪地，他总是想方设法靠近我，他耪地飞快，耪到地头，马上回锄给我接头；果树队分个树枝什么的，他放着自己的不拿，先帮我把树枝挑回家。
对他的意图，我心里明镜一般。应该说，我对这个体魄健壮的青年没有反感，他很会讨人喜欢，人也精明活泼。但要我把我的一生跟他联系到一起，那还是戴草帽亲嘴，差得远。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既不疏远他——凭我当时的处境，我也不敢疏远任何人——也不给他希望。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余福江却突然疏远了我，见了我爱理不理的，有一次我跟他说话他竟装不听。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余福江以为我跟另一个青年好了，所以不再理我。那个青年是我小学的同学，他住在我旁边的一个村，和我顺路，上下工经常一起走，家里条件比他差的余福江就误以为我看上那个青年了。
另一个叫郭云红，是个五短身材脸膛黑红的姑娘，早先和我住一个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和我是同学。
小时候的郭云红家里很穷，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她上学校脚上竟穿着一双小靰鞡，这种农村人自己用牛皮或者猪皮粗粗缝成的鞋不像鞋倒像一只小船的东西，通常是家境十分贫穷的男孩才穿。郭云红是小女孩，不是家里特穷哪能穿这种让同学好奇了好几天的靰鞡。
郭云红学习成绩也差，家境穷困学习又差的学生在班级都比较畏缩，如果老师不大注意，学习好的学生对他们再不大理会，他们就更显得自卑，郭云红那时就像只小老鼠，成天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一连几天不来上课，班级也不觉少了谁。有一次大家围一个圈跳《找朋友》的舞蹈，我见她孤零零没人注意更没人邀请，就过去找她作“朋友”，结果郭云红就像老白欢迎我唱歌时的情况一样，也是吃了一惊，也是一脸的诚惶诚恐，被我拉到圈子里，她怯怯地连个动作都作不好。
而我那时又当班长又当文娱委员，天天被老师宠着，被小同伴簇拥着，上课前我站在讲台上挥舞两只胳臂打拍子指挥全班学生唱歌，指挥完毕回到座位上马上又得喊学生起立，迎接站在教室门口的老师进来上课；课堂上回答问题，朗读课文，几乎是我独领风骚；下课跳舞《找朋友》，小伙伴争先恐后来找我作朋友；玩“丢手绢”，丢在我身后的手绢让我招架不住……为此有个男学生还送了我个外号叫“香饽饽”。
如果那时我是一只趾高气扬的小天鹅，那么郭云红就是一只上不得台面的丑小鸭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我从初中高中折腾够了又跌回原地，由当年的精神贵族变成现在的黑五类子弟，天天战战兢兢接受再教育时，人家郭云红早已成了大队的贫宣队干部。现在人家以大队干部的身份来果树队长期蹲点，不但我成为人家手下一个小卒，果树队所有成员也都得听人家的。那天我到果树队报到，郭云红是唯一朝我翻白眼的人，她的一个白眼，就足可以让自卑自谦的我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感觉告诉我：当年的丑小鸭如今要变成土老鹞了，弄不好会啄我一口。
誓师会上，在我唱完歌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后，郭云红就挑战似的站起来说：我也给大家唱一个。在一阵掌声后她又邀请余福江跟她来个男女声二重唱，余福江也不示弱，当下就站起来，两人模仿着有线广播里天天播放的张振富耿莲凤的二重唱，你一句我一句挺像回事地表演起来：毛主席呀，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你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你是天上的北斗，我们像群星，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
郭云红的歌喉一般，且不会用嗓子，声音又高又直，把一首曲调柔和的抒情歌曲唱得像冲锋陷阵打机枪，但唱得很自信，唱得旁若无人，就像单位一把手对着他的臣民发号命令一样既从容自如又盛气凌人……看来身份地位真能改变一个人，如今的郭云红完全以主人翁当家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说话行事都放得开了，而当年说话行事都放得开的我如今却什么都放不开了，在郭云红的盛气凌人下，轮到我畏缩成一只小老鼠，胆怯地躲在角落里，大气也不敢出了。
我总觉得郭云红有一天会啄我一口，这个预感不久便应验了，当然，这个应验还是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
到果树队一个多月后评第一次工分。
当时评分都是以大寨为模式，评大寨分，农业学大寨，评工分当然也得学大寨了。大寨评分方法是评级，评一次级后好长时间不能改变，就像国家职工长了一级工资能持续好长时间一样，这种评法无疑是不科学的，有点大锅饭味道，不如当天干活当天评分。当天干活当天评分可以根据你这一天的劳动表现和劳动强度评定分的多少，比较公平。然而评级是大寨创立的评分法，谁也不敢反对。
评分那天，果树队的劳动力除了郭云红去大队开会，其他人都一个不少地聚集在果树队会议室的炕上地下，平时果树队开会或政治学习，几十号人里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惟独评分的日子大家谁也不敢缺，生怕自己不在吃了亏。
评分还没开始，果树队所谓的会议室里就阴云密布，紧张的气氛让人压抑，像划跟火柴都能点着。满满一屋子的人谁也不说话了，相互之间一下子都拉开了距离，有了防范……男的都闷头抽自己用纸卷的烟，把个两间大小的屋子抽得雾气腾腾；妇女们都坐在炕上，利用这个时间钩个衬衣领或者织个线衣什么的，用的是那种从供销社花一寸布票三毛多钱买一桄的缝衣服缝被子的线，买回来后缠成球，家里经济不宽裕的只能钩个衣服领，织双袜子，家里条件好的，能花得起钱和布票的就多买几桄，用来织件衣服或背心美一美。那年月毛线或跟“毛”沾点边的其他什么线农村商店根本见不到，即使有钱也没处买，谁拥有一件用缝衣服的线织的线衣，谁就属于富裕阶层，如果谁拥有一件毛衣或者稍微沾点毛的线衣，比今天的人拥有一辆汽车一栋别墅还要抢眼。
妇女们一般比男劳动力更计较工分，把工分看得像命，尽管一个工日值不了多少钱。在生产队时，每次评工分都有人吵架，妇女们常常为0.5分工的差别吵得一塌糊涂，有时还大打出手。现在评级别了，妇女们尤其紧张，生怕自己级别评低了，她们坐在炕上，提心吊胆地一会儿看看队长，一会儿看看组长，因为今天的队长组长将决定着大家的经济命脉。
果树队的劳动力中只有一个人不紧张，那就是我。
从毕业回生产队干活起，因为我干活外行，力气也不够，加上四类家子女待遇都偏低，我一直挣妇女里的最低分，后来我干活的技术和强度都上来了，劳动效率也早已超过了那些干活爱耍滑的小妇女们，我还是挣最低分。既然挣最低分已经习惯了，我还担心什么？爱给多少就给多少吧，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比死猪好不到哪去，爱怎的怎的。这样一想，我就全身释然了，找了一本过期的《红旗》杂志随随便便地翻起来，那上面有戚本禹气势汹汹的声讨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时期，大小队即使穷得叮当响，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也是要订的，果树队也不例外。由于果树队地点较偏僻，所订的报纸杂志很少能按期送到，缺三丢四更是常事，不过不用担心，尽管是党报党刊，也没人注意没人过问，因为果树队里的人除了我，其他人对报纸杂志统统视而不见，如果谁想知道外边的事，听听成天吵吵嚷嚷的有线广播就行了。
然而，尴尬人免不了尴尬事，是非人总要生是非，你想躲都躲不掉。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最普通不过的评工分竟为郭云红发难我创造了契机，并且成为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次评分先从男劳动力开始，男劳动力评完才是妇女。在妇女中我又排在最后，顺序跟我在小队干活时没什么两样。
如果那次评工分还是跟在小队一样，我还是挣妇女中的最低，天下也就太平了，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一系列麻烦了，然而那天评分评到我的名下时，却爆了一个大大的冷门，万万没有想到早就准备拿妇女中最低分的我居然被评为妇女中的标兵，而且是妇女劳动力中唯一的标兵，工分不但由最底层一下子攀升到最高，在高层上居然还要拔个尖，每天比挣最高分的妇女劳动力还要多0.5分。
评分场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由生产组长主持，再由记工员把分数落实到帐本上。评到谁的头上时，组长总要问：喂，该给某某评了，大家说说某某该给几级？如果被评的人是大家公认的劳动强手，或者跟队里有头有脸的人沾亲带故，马上就会有人送人情地喊出几级几级，于是这个人的级别就顺利通过。如果被评的人活计差点，又没有靠硬的后台，或者像我这号既没有后台骨子里血液又不干净的人，就谁也不吭气了，任你在压抑的气氛中吊着，吊了半天，直吊得你脸红脖子粗，好哭都要哭了，最后才马马乎乎给个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