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队，我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不管我怎样拼命地干，脏活累活从不挑拣，表现比哪一个妇女都要好，可每到评我工分的时候，方才还很活跃的人立即都成了哑巴。怎么说呢？给的太低了吧？可能还有那么点于心不忍，跟其他妇女一样吧，我似乎还不够那个“格”，结果每次都是组长喊来喊去，直喊得我恨不能寻个地缝钻进去时，才会有人小声说：还跟以前一样吧。
于是我就又跟以前一样了。
这一次，我是初来咋到果树队，是第一次评分，心想一定给众人留个好印象，既然争不到公平待遇，那就给自己挣个脸面争个尊严吧，今天即使遭遇再大的尴尬也要像江姐上刑场那样，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级别给的再低也要做到若无其事，泰然自若。
然而，当一个人一个人地评过去，终于轮到来果树队最晚的我的头上时，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刚才的如同刑场就义前的思想准备统统白做了，果树队一个老农像早有准备似的，立即打了第一炮，这个老农说：刚才男劳动力里都评了标兵，妇女劳动力里也得评个标兵，给妇女带带头。让谁当标兵呢？我看梁素合适，这丫头干集体活像干自家活一样，不耍奸不偷懒，实心实意，要是人人都能像她这样对待集体活，集体早就好了，哪至于年年分那么点钱，吃那么点粮。
在果树队，这个老农是农活上的权威人士，是果树队生产方面的顾问，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以至每天安排各摊的活计，队长组长都要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在果树队，他说的话很算数。现在有他开了这一炮，队长组长和所有的男劳动力也都纷纷表示同意，个别人还附和老农，说老农的意见正确，是得有这么个人带个好头了。
如果我是个正常人，这个标兵加到我头上是再正常不过了。凭心而论，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劳动磨练，如果当真较量起来，我干庄稼活的经验和效率还是不如其他干了多少年活的妇女劳动力，可我干活的状态，干活时的责任心，干活的质量，却是其他妇女所欠缺的。这倒不是她们没有力量达到我的标准，而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她们不屑于达到我的标准。
辽南地区有句形容懒汉的话极形象，说好大腱子（公牛）不拉犁杖。意思是能干活的不一定肯卖力，若把这句话送给果树队我的那些女同事，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应该说，在果树队的几个妇女中，郭云红干活还是很可取的，既卖力气又不糊弄，可郭云红每个月有多半时间在大队或公社开会，来果树队的次数屈指可数，可能就因为这个，老农没有提她。
至于其他妇女，特别其中有两个没心没肺的，干的那活，你要想生气都能气死，全是自欺欺人的眼皮活甚至缺德活，简直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譬如像捣粪、打土坷垃这种大家混在一起干的大呼隆活，她们绝对站着的时候比干的时候多，她们的观点是上工养身体，力气留着干自己的。当然如果包工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们为抢工分能比谁干得都快，但那时不兴包工，包工属于“三自一包”中的一种，是刘邓路线，它在全国经济情况刚刚好转，在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的时候就被批臭了。
如果是一人一垄像间苗耪地这样一对一的活，她们能干得飞快，绝对遥遥领先……但再看看她们干过的活，就谁也不敢恭维了，一墩苞米苗五六棵，她们决不会遵循达尔文“优胜劣淘”的观点，筛选一番留下大的壮的除掉小的弱的，因为那样干既费时间又费力，会落在别人后边，她们是怎么方便怎么下手，如一墩苗中几棵粗壮的偏偏又长在了一起，惟有一棵弱小的离群索居，她们肯定是一把薅掉所有的壮苗，留下那棵弱小者让它慢慢成长；耪地时，为了耪得快给人留下能干的印象，她们丝毫不考虑草是否耪掉，土是否耪松了，是否达到了耪地的目的，只一味地不管不顾快拉锄板，看似干在最前边，其实地面是拉了一半盖了一半，草是除掉一半留下一半，留下的草都被拉起的土暂时盖住，猫儿盖屎似的，几天以后就破土重生；给苞米追化肥，她们腰也不哈，直直站着抓一把化肥随便丢到苞米根附近，也不管丢下的化肥离苞米根远了苞米是否能吸收，更不管抓多了造成浪费抓少了又没有达到追肥效果，反正只要自己方便省力就行了。
如果说光是果树队的几个劳动力这样不负责任的胡乱干活倒也罢了，即便他们是趁心破坏，就那么几个人又能坏到那里，正像毛主席说的“蚍蜉撼树谈何易”。可怕的是那些年干集体活的好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年轻人。1960年代流行一首农村人都会唱的歌，歌词是：水养鱼来那个鱼靠水，咱们社员就靠那个生产队，那是社员的家，子孙万代好喜欢哪，人人都爱社，人人都爱队，大河没有水，小河干，集体那个利益，最宝贵……那时，每当开社员大会，就有人指挥把这歌唱一遍，可大家唱是唱了，心里头谁又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真正的家呢？我在生产队时，就经常听见队长老丁骂那些干活糊弄的青年，老丁说他们：你们他妈的良心都叫狗吃了，这活就像是为我干的，你们也不想想这样下去最后害了谁……
我对队长老丁一向印象不好，五十多岁没上过一天学的老丁除了小气，狭隘，还脾气暴躁，工作方法简单，但他对集体生产那份负责精神我还是很钦佩的，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生产队，然后和大家一起出工，活干得又快又好，干活过程中还时时不忘去检查年轻人的干活质量，一见哪个干得质量差就气得大骂一通。可结果怎样呢？骂轻了那些小青年给你个不理会，嘻嘻一笑了之，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骂重了他们就会有一百句话顶着：管他害了谁呢，反正到我名下也摊不了多少，集体事就是大家驴大家骑，过河有矬子，塌天有大家，要死一起死，要毁一起毁，别人能豁上死，咱就能豁上埋，谁害怕！
在集体化的那些年月，可能就因为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结果把个集体经济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农民日子是越过越穷，村民们虽然不像三年饥荒时期那样时刻濒入死亡边缘，但大家还是为了个吃伤透了脑筋。当时生产队状况比共产风盛行年月能好一些，但还是年年歉收，加上国家每年要征调大批公粮养活城市人口，支援亚非拉，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还没有解放的人，再加上收购的粮食价格又极低，辛辛苦苦种一年，种出一斤苞米顶多卖个七八分钱，结果干一年下来比较好的生产队工分日值能达到四五毛钱，好到顶了也不过七八毛钱，人均口粮一年能有个三百来斤，而差的小队不光三百也吃不上，工分日值还常常倒挂。
那个年月，生小孩多的户、有人当兵的户，或者有女出嫁却不往婆家带口粮的户，日子还能好过一些，但那也只能是暂时的，顶多宽裕个一二年。而家有几个壮劳动力的户，或者有一群能吃穷老子的半大小子户，分的那点粮食即使糠菜对半也只够吃半年，剩下的日子都得靠借，常常寅年把卯年的粮都借吃光了。有户姓沙的邻居，其家庭成分是地主，家里四个儿子都没找上媳妇，四个儿子四个大肚汉，每天为做饭把老娘愁坏了，四个儿子白天干活没时间，利用晚上到山外搂做饭烧炕的茅草，回来饿了，每人只能剥两片白菜帮充充饥。一些人家把下年的口粮借吃光了，愁得没法，就说：老天爷快来个天塌地陷吧，人没了，债也没了，再不用天天为个嘴愁死人了。
人们为了眼前点利益，拼命多生孩子，说生一个孩子就能赚三百多斤口粮，就能养头猪换点钱花。中国妇女也怪，除非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闭经或死亡，否则只要肚子里有点粮食填着，生殖能力就旺盛得吓人。在多生孩子多赚口粮的思想支配下，困难时期过后没几年，各生产队曾经因为饥饿造成的妇女闭经，因为非正常死亡过多而暂缓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以加倍的数字补充上来。
可等到这些孩子长到吃穷老子的时候，家庭主妇们又开始叫苦连天，又天天提拎着面袋子去追着队长借粮食，追得队长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会七十二变，让那些为了个嘴变得既会撒泼又会放赖的老娘们找不到他。
家庭主妇在家里则是采取坚壁政策，想方设法把饼子藏到孩子找不到的地方，或者挂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早晚两顿，一般家都是苞米稀粥哄肚皮，主妇们每从锅里往外舀稀饭时，都为一碗锅巴犯核计，因为锅巴比稀粥耐饥，所以主妇就得考虑这碗锅巴给谁吃了最管用，核计来核计去，尽管有孩子围在锅台旁眼巴巴地瞅着，主妇也得狠狠心，在孩子们眼巴巴中把锅巴藏起来，留给下地干活的人。
当年有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叫《夺印》（后来还移植成各种唱腔的戏剧），里面就有一个满面愁容，提拎着面袋到处找生产队长借粮的妇女，虽然作者设计那个贫穷妇女是为主题服务，为图解政治，但那个借粮场面却客观地反映了农村当年的真实情况。可惜此剧的作者为迎合政治需要，把农民吃不上饭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归结为坏人掌握了印把子，而不敢去触碰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按下了搞“大包干”的手印作了回答，中国走了三十年的集体化道路最后土地又承包到户作了回答。而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和苏联，因为他们没有早早寻求到中国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不得不巨变和解体。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提倡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动机是好的，也有利于农民过好日子，团结起来力量大嘛。但是老人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高度集中的集体化经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会不会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不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觉悟能否跟得上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能否在长期的大锅饭加共产风中还能永褒“革命积极性”，拿集体的东西像自己家的东西一样疼爱，把集体日子拿当自己家的日子过？
如果做不到，集体化这棵大树就会被自己身上滋生的小虫蚁慢慢蛀蚀得千疮百孔，百孔千疮，最后只剩下一个躯壳。
而我干集体活计的确如老农所说，实心实意，不藏心眼，不耍奸取巧，像对待自己家的活一样。间苞米苗，我先选一棵粗壮的留下来，然后再小心拔掉周围的苗。有时苗拔断了，根留在地里，我再仔细地把根一一抠出来，否则，过不了几天，断在地里的根就会重新发芽生长，跟留下的苗争养分。春天种豆子种花生，队长组长最爱分配我跟在犁杖后边捻种，因为我捻种他们放心，规定豆种一墩捻四五颗花生一墩捻三颗，我基本做到，误差极小。而其他人就没有我那份耐心劲了，一墩五颗六颗甚至十来颗的都有，他们可能想：反正种子捻进地里把土一抹谁也看不见，何必那么小心翼翼数着种子捻又慢又费劲呢？他们还可能想：干什么都得入乡随俗，别人都不这样做，你做了谁又会说你好呢？不但不说好，还能惹一些人不满意。
实际情况也真是这样，就拿我来说吧，队长老白到地里检查大家耪地质量，经常以我的活为标准去批评其他人，说那几个妇女：你们就不能像梁素那样，锄板深点拉，把草耪干净？看你，这也叫耪地？你刚耪过去，草就在后边站起来望你呢……
老白批评的结果是说轻了，妇女们不搭理，说重了，有的妇女就半玩笑半气恼地说：梁素耪得好，这地就叫梁素一个人耪好了。
我曾经也发过狠：算了，跟大伙一块糊弄吧，你自己认真有什么用？净赚个费力不讨好。可想是想了，真要做起来又下不了手，多捻一颗种子，心痛，误拔一棵正茁壮生长的小苗，宛如毁了一个小生命。父亲的遗传基因留在我的身上，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有时我自己都奇怪：明明人家硬把你往黑五类的队伍里推，上大学、就地安排工作都没有你的份，你却偏要长一颗比红五类还要红的心，还要忧国忧民忧天下，还要对生产队还是果树队一些人没心没肺甚至败家式破坏式的干活方式焦虑、心痛、忧心忡忡，老是担心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如果我的心稍微坚硬一点，对那些害人害己的做法看见了也能做到无动于衷，心里就会少一些痛苦，少一些焦虑了。
二十年后，当农村生产队解体，村村实行分田到户，农村人的积极性一下子变得比天还高，先前种种害人害己的劳动作风全转化为向土地要粮的无穷动力时，我已变成了城里人，又把曾经有过的那份痛苦带进了城，又饱尝了城市里诸多烦心事所带来的苦恼。
20世纪末，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能源水源问题，号召人们节省能源水源。可人们做得怎样呢？刚进城，我住在学校教职工家属区，当时，家属区的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管，那个水管恰恰位于我住的房子前边，从此我的苦恼就跟随这个水管接踵而来。我看不惯一些人开着长流水洗衣服、刷鞋、洗菜，看不惯有人把衣服或拖把往水龙头下边一放，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量，人却扬长而去，看不惯有人用完水管不关或关不严，就任水管在那儿放任自流……
更有甚者，水管上的龙头，换一个没用上几天就坏了，从龙头坏了到找了领导，领导再安排修理工来给修好，往往得几天时间，这几天，我看着水管的水白白地流，真是心痛，尤其到了晚上，哗哗的水声使我难以入睡，我找绳子去捆，找砖头压……尽力把损失减小一些。有人见我对门前的水管太操心，就劝我说算了吧，你一个人节省有什么用，又不用你一人掏水费，你还没看见住单元楼里的人，那用水才叫浪费呢，有的人家为了卫生间没有臭味，马桶里的水一天到晚长流，龙头坏了干脆不修，因为自来水用不用每户每月是十块，而换一个龙头就得六七块。
进城以后，我发现我的眼睛耳朵变得比在农村时还好使，眼睛总能发现这儿那儿的刺眼的长明灯，耳朵总能听见这儿那儿哗哗的长流水。我不管在学校还是去医院、旅馆、车站，工厂以及厕所……凡公共场所我都能发现电灯长明没人关，自来水，卫生间马桶里的水长淌长流没人管，有的灯和流水我能关了，而大多数却是我无法管或者管不上的。看到大白天电灯白白点着，看到水管、马桶的水白白流着，看到街上经常因管道破裂造成的水漫金山……我就想当初还不如不进这个城呢，眼不见，心也就不烦了。
以上说的这些都是题外话，所以要扯上这些，不是想表扬自己，标榜自己品格多么高尚，岂止不是表扬，简直就是痛恨，如果我不生就这副死不改悔的德性，我怎么会走到哪里哪里堵心，怎么会净给自己找不自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