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马涛为亲戚的户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又给了马涛们第二次机会。“一月革命风暴”的宗旨是抢班夺权，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搞夺权，农村的各级造反派也纷纷效尤，开始抢夺大小队，乃至公社的政治经济权力，让原班领导靠边站。
但抢班夺权要打倒原来的干部，总得有几条能站住脚的理由，马涛为了获取这个理由，立即组织人第二次开起父亲的批斗会，这次批斗会的主要目的就是逼父亲承认拉拢腐蚀干部，曾经贿赂拉拢过小队干部也就是老丁。在当时，要想整倒老丁，这一条最管用，只要父亲一承认贿赂拉拢过老丁，他们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夺了老丁头的权，而只要老丁头一倒，马涛们的如意打算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但父亲一生认死理，没有的事就是没有，决不随风倒。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困难时期的落改，多少大风大浪都经过了，都一是一，二是二，没有说过半句假话，这次还能在这种纯粹为争权夺利而组织的批斗会上丧失了自己做人的准则？所以批斗会连开了两宿，马涛们也没有达到目的。
这次批斗会贺延杰仍在现场做记录，但这次贺延杰没有仅仅只做观望派，他在马涛组织人批斗父亲的第三个晚上站了出来，公开向马涛叫战，由“文革”开始的观望派一下子变成激进派。
贺延杰站出来和马涛对着干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为开脱父亲，替父亲解围，从这一点我很感激他，同时也让我记起了曾经拥有过的那段美好时光……但谁都明白，贺延杰所以站出来，更重要的目的是保队长老丁，贺延杰很可能怕批斗会一直开下去父亲顶不住压力乱说而动摇了生产队长老丁的宝座。在下洼子生产队，谁都知道贺延杰的爹是队长老丁的幕后参谋，老丁头再能，毕竟是个大老粗，连个最简单的通知都看不了，更不要说上边下达的这个文件那个指示了，以前在生产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贺延杰那位读了四年小学的爹代劳，贺延杰的爹就是老丁头的基辛格。贺延杰一家依仗队长老丁的权势，很吃香，大家都说贺延杰他爹和队长老丁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藤一旦断了，两个瓜都得蔫巴。于是，当这根藤岌岌可危时，贺延杰跳出来了。
贺延杰到底是贺延杰，他的能说会写是几个马涛都望尘莫及，洋洋洒洒几张大字报就把马涛们的企图揭露得淋漓尽致。马涛过去曾偷过生产队的东西被逮住过，现在贺延杰也毫不客气地把这一把柄公开亮相，整得马涛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灰溜溜地败下阵来，对父亲的批斗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看贺延杰三下五除二就把马涛干趴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初那个会赋诗作词，喜欢田园风味的儒雅书生吗？就是那个颇有见地，对文化革命一直持把玩观赏态度的贺延杰吗？看来人活在世上，谁也摆脱不了权益的左右，天下熙熙，皆为权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权益之争让一个看似超凡脱俗的人也会突然之间撕破脸皮，变得如此凌厉，如此世俗，如此不讲情面了。
后来，由于一直落不了户，队长老丁又干脆下令不许马涛亲戚一家再到生产队干活，干也是白干，马涛的亲戚这才不得不全家又搬了回去。走时，马涛托人找生产队的车送，老丁也没答应。没有办法，马涛只好到其他生产队求车，其他生产队队长怕老丁头怪罪，竟谁也不肯派车来。一向认为自己有两下子的马涛在这件事上算彻底栽了，为此，马涛恨死了父亲，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报复。
1968年知识青年一下乡，马涛就主动把自己家几间闲房腾出来作了青年点，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拉拢住社会上最吃香的红卫兵小将，重新形成自己一派势力，好东山再起。
在马涛热情主动地接待知识青年一事上，队长老丁头并不是没看穿马涛的用意，但当时生产队没有房子，现盖又来不及，也只能那样了。老丁心里也有数，他采取的对策是你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你拉拢，我比你更会拉拢，看最终谁斗得过谁。所以知识青年一到下洼子，一向务实从不吃亏从不做赔本买卖的老丁一反常态把知识青年供了起来，物质上供菜供草尽量满足小将们的要求；政治上除了生产（小将也无兴趣参与生产劳动）也一切听革命小将的；精神上，斗人上瘾的小将要拿四类开心，你只管开去，舍卒保车，老丁懂。别看老丁是个大老粗，在攫取权利方面，决不逊色于古往今来那些惯于搞政治抓权利的高层人物，再加上有个能说会道要理论有理论要笔头有笔头的铁杆“帮手”，马涛们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因此，青年们虽然住进了马涛家，但明显感到政治队长老丁这一派的势力强，而知青们想在小队生活，又处处得队长老丁头关照，所以他们虽然愿意支持跟他们思想对路，比较符合“文革”潮流的马涛，可也不敢得罪握有实权的老丁。在生产队的权利之争中，这帮敢打敢拼的革命小将，其实还是聋子耳朵——摆设。
然而，不管两派斗争谁胜谁负，阶级斗争的工具四类们都在劫难逃，尤其是父亲，又由阶级斗争的工具沦为权利之争的牺牲品，弄得姥姥不待见，舅舅又厌弃。他保了老丁，如今老丁却不能保他，岂止不保，还得彻底划清界线以示清白；那边，马涛为报那栽了跟头之仇，利用青年们住在他家的便利条件，在青年们跟前变本加厉使父亲的坏，说父亲思想顽固反动，仇恨“文化大革命”；说父亲有文化，而越有文化就越狡猾……挑动得青年们特别跟父亲过不去，时刻找父亲的岔。
那个时期，还亏得余福江做了我及父母的主心骨，精神支柱。他隔几天就在晚上来一次，安慰父母，安慰我，说全国都这样，多少有功劳的大人物都在受罪，不少人还家破人亡，跟他们比咱这算得了什么？
自从和余福江定亲后，余福江几次催我去公社民政处登记，他说登了记不一定结婚，至于结婚，他听我的，我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但记还是早登了好。我明白他那点小心眼，他是不放心，他以为登了记婚姻就牢靠了。登就登吧，既然我只有留在农村这一条路好走，挑选什么样的丈夫也就无所谓，教师、售货员、还是搬土坷垃的农民，在我看来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头脑聪明，行事活泛的余福江，未必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自打我和余福江订了亲，何静也不再摇摆不定，也快速跟刘春波订下了亲事，去登记的头一天，我去约何静，让她叫上刘春波跟我们一起去，好像多了她俩，我的心情能平静一些。何静呢，也欣然同意，可能她的想法跟我一样。
1968年冬日里的一天，我和余福江，何静和刘春波，四个人结伴一起去公社，那天是冬日里少有的好天气，一丝风也没有，天暖和得像阳气上升，大地马上就要返青一样。一路上余福江和刘春波喜气洋洋，我和何静则心情复杂。那时的人没有现在这样想得开，没有过不好还可以散伙的念头，只要办理了结婚证，就意味着两个人生生世世要永远相随了，可我和余福江之间，存在着这种生生世世永远相随的基础吗？
四个人到了公社结婚登记处，管登记的要我们先做三件事，当时人们管每天数次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叫做三件事，每天吃饭前、干活前，开会前开会后……总之，不管干什么，开始之前结束之后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在果树队，每天领大家请示汇报的是魏清，魏清不在，就是余福江。那天自然还是余福江领着几个人做。我们站在主席像前，先举着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再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向领袖宣誓要怎么怎么忠于，再背毛主席语录，要背哪段靠领着做的人提示。背完毛主席语录后是唱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我们熟练地机械地做着三年来已经不知做过多少次的请示汇报时，两个管登记的中年男子在桌子后边却不知何故笑起来了，且越笑越厉害，笑得前仰后合，有一个笑得趴在桌子上，像犯了羊角风，全身剧烈地抽搐。
怎么啦？这仿佛基督徒祈祷般的请示汇报三年来连两岁的孩子都会做，难道他们没见过没做过？有什么可笑，有什么值得笑？看他们那乐不可支的架势，好像我等几人是马戏团的小丑，他们是在欣赏一场令人捧腹的滑稽表演。
我顿时有种被侮辱被戏弄的感觉，连结婚证也没拿就出来了。余福江拿了结婚证跑出来，看我情绪不高，解释说管登记的不是笑咱，是笑一个外地来搞外调的，咱们做三件事时，那个搞外调的也赶紧站在咱们后边，举着一本语录也一本正经地跟着做，咱是结婚登记，他凑什么热闹？我听了解释也觉得好笑，但心里仍然高兴不起来。
日子在压抑和凄惶中一天天过去，不觉年关靠近。那一年的年关对我家来说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年关。
那一年知青都不准回城过春节，留在农村继续闹革命，也就是继续折腾四类和走资派。社员不准放假，春节期间照常出工，过革命化春节。
父亲在春节的前几天又病倒。那天生产队开批斗会，上批刘少奇，下挂四类分子，父亲在批斗会上挨了一顿拳脚，回家嘴就往一边歪，类似中风（其实是面部神经麻痹，但我和母亲去请假就说是父亲中风了）。
父亲真正的病因是血压高，父亲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得的，反正在知青来后病情加重，经常头晕，情绪特别爱激动，为一点小小的事就掉眼泪。在农村，别说行动受管制的四类，好人看病也不方便。临近春节，我和余福江陪父亲去县城医院检查了一次病情，父亲可能因为一路坐汽车劳顿，加上那几天情绪也不好，血压竟高达260—140。当时血压这样高的病人可能很少见，连量血压的大夫也吃了一惊。
给父亲看病量血压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的女大夫，说话细声细气，面孔和善可亲。那个年月，这样和善的面孔在服务行当里已不多见，不管你上医院还是去供销社，上粮站还是下饭馆，所见的面孔不是不耐烦就是毫无表情，所听的声音不是火气十足就是冷冰冰。反正，人人都像吃错了药，跟谁都不对劲。
我和余福江觉得这个大夫好说话，就抓鼻子上了脸，小心翼翼地要求她给开个病休诊断书。我提这个要求时本来也没抱多大希望，只想试试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农民，血压又如此之高，还开什么病休诊断书，家属要病休诊断书，其中一定有什么过节。
没想女大夫还真给开了，我们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父亲血压如此之高是大家都没料到的，以后还不知会发展到哪一步；喜的是父亲有了这个病休诊断书，起码像拿到了半把尚方宝剑，从此就可以不到生产队干活，有人要追问，这个病休诊断书起码可以搪塞一阵了。
从医院出来，我和余福江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把那张病休诊断书宝贝似的看了又看。在门诊室里，我生怕那位大夫忽然又起了疑心，把开好的诊断书再要回去，谢天谢地，没有。我们很感激那位大夫，如果她当时也像某些人那样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农民还要求开病休诊断书心存怀疑，再多询问几句，父亲的身份怕就暴露了，而当时敢担政治风险为阶级敌人开病休诊断书的大夫恐怕微乎其微。
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和余福江陪父亲去照相馆给父亲照了张相，当时谁也没说为什么，但谁心里都清楚，老人血压这样高，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不侧，还是照张相有个准备，父亲自从离职后从没照过相，应该留张晚年照片。
从父亲去县医院看病那天起，直到1972年去世，父亲跟集体劳动彻底绝缘，再没有到生产队干过一天活。
哥哥弟弟春节都不能回来，只有离父母最近的二哥提前把他的大小子曙东送回来跟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年三十那天，二哥带着他的三小子小勇悄悄回来看看父母，吃了午饭又赶紧背着儿子悄悄走了，没敢留在家陪父母一起吃年夜饭。中午吃饭时，小勇指着父亲胳臂上的白袖标好奇地问：爷爷的胳臂箍怎么是白的？父亲流着泪说二哥，这样的家你带孩子回来干什么。
二哥的三小子小勇是二哥解除劳动教养回农村生的，当时不到四岁，长得又黑又瘦。二哥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的儿子格外心疼，亲得要命，但嘴上却说这个儿子多余生了。哪知这个多余生下的儿子在以后的年月里成了梁家第三代男孩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先是市区电讯局局长，后又升任联通公司大客户经理。
二哥在1962年的3月解除了劳动教养，但还戴着右派帽子，二哥回来见下洼子有不少荒地，很高兴，说好地方，好地方，只要勤快点，多开点荒，到秋天日子就好过了。
因为没决定在哪落户，二哥先在家吃糠咽菜帮一家人开荒地，这期间有一个细节我一直没忘，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一路心里发愁，我早晨从家走时就知道家里又没吃的了，母亲说她去借，也不知借到没有。我回到家正是做晚饭时候，母亲出去借粮还没回来，只有二哥一人在家，我担心母亲借不到粮，晚上没吃的，二哥说不用愁，并端出一瓢糜子糠，说今晚上就用它熬粥……
在所有的糠类中，糜子糠应该说是最好的一种，虽没有营养，但容易吃。二哥把水烧开，正要往锅里下糠，父亲下工回来，父亲说这糠已经放了好长时间，耗子在里拉了不少屎，没法吃了，就在这时母亲回来了，借了点平时喂牲口的豆饼，那天晚上就吃豆饼掺萝卜丝蒸的饭……
那天晚上饭虽然有得吃了，但那一瓢糜子糠却深深刺痛了我，我在外边偷偷掉了阵眼泪，不是为父母和自己，而是为二哥，二哥在劳教队里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了还得挨饿，幸好父母没注意，否则不知会有多难过。但是十年后二哥在他们生产队被关，父母哭二儿子命太差，走到哪儿都不得好时，提到了那一瓢糜子糠，我才知道那件事也深深刺痛了父母。
二哥一心想把户口落在老家，为一天天衰老了的父母尽点孝，但父母不同意，父亲说二哥：你还是到丈人门口落户吧，你丈人家是干板（干干净净的意思）的贫下中农，兴许还能保护你，留在父母身边没有好果子吃。
就这样，在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坚持下，二哥重又回到二嫂那里，在岳父村里落了户。那个村叫夏家屯，离我们家有四十多里地，但父母不嫌远，父亲说，这年头，儿女离我越远越好。
二哥落户到夏家屯后，也有件事让我一直铭记在心，那是1962年的夏天，家中又一次停锅断顿，（当时我已中学毕业，国家立即停发了我作为中学生的补助粮）母亲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叫我去二哥家看看，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家弄点吃的回来以解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