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母亲命令，就坐汽车去了夏屯二哥二嫂家，当时二哥二嫂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并没因二哥回来全家团聚而增添欢乐，气氛反倒觉得更加压抑沉闷。见此情景，我也沉默了，怎么也张不开嘴说出此来的目的。
晚上，我到二哥家前边的小河里洗脚，二哥跟出来悄悄问我来干什么，我说出了家中的情况，二哥沉默了，好一会才说：这边也快没吃的了，你二嫂正发愁呢，你什么也不要跟她说，明天我想办法。
那天夜里，大雨倾盆，我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半宿没睡。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天仍是阴沉沉的，满街都是哗哗流水声。我告诉二嫂我要走，二哥说他送我上车站，就领着我从他们家走出来。我和二哥出得门来，就被街上一股流水挡住了，我欲脱鞋，二哥制止了我，他自己脱了鞋，又挽了挽裤角，然后蹲下来让我爬到他的背上。
二哥背着我淌那条湍急的街河时，有两滴水滴滴到我的手背上，我知道那不是雨点，那是二哥的眼泪。
二哥领着我来到粮站，到一个窗口拿出他的粮本买粮，回来头一年，二哥的粮食关系还在粮站，还享受国家每月三十斤的供应粮。
一个脸色比外边天空还阴沉的女开票员看了看二哥的粮本，说你七月份的供应粮就剩十斤了，二哥说那就全买了吧。开票员说不行，粮库没粮，每人只能开三斤，是全麦粉。
三斤全麦粉好干什么，二哥低声下气地央求，想把剩下的十斤全买了，可那女的就是不开面，还说你要不要？不要就算了。二哥连忙说要，要。
我夹着三斤全麦粉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一家人已经饿了三天了，母亲见我拿了全麦粉回来，顾不上嫌少，立即抓出几把和着南瓜煮了半锅汤……
二哥落户在岳父门口果然不错，屯中人尤其是生产队队长，没拿二哥当右派看待。再加上二哥肯钻，干哪行通哪行，思想也比较前卫，颇有经济脑瓜，种地播种他能想出点子为生产队节省好多种子，不久又建议生产队把靠河边的大田和一片荒废的沼泽地改成水田，让社员吃上了大米，让生产队增加了收入，所以在1963年的秋天，二哥在生产队水稻大获丰收的季节摘掉了右派帽子。在“文革”中，二哥也没受什么触动，基本按革命群众对待，但他得步步小心，右派的帽子就像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任何人都可以念咒语。所以他在政治空气紧张时，只能像作贼一样偷偷溜回家看看父母，不敢在家陪父母过年。
腊月底，生产队门前的有线喇叭就又成天播放起《白毛女》插曲，大家对此已经习惯，我对门邻居一听《白毛女》插曲响起，就说又要过年了。
过年，是农家人一年中最忙也最快活的时候，一入腊月中旬，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起来，劈柴禾，杀年猪，磨米磨面蒸年糕，年糕有高粱米面的，蒸出来颜色紫红，象征一家人新一年日子像糕一样粘稠，像糕一样大红大紫；有黄米面的，蒸出来颜色金黄，黄颜色象征富贵，过去皇上穿的龙袍，皇宫里大部分用品不都是黄颜色的吗？金子不也是黄色的吗？那么就让农家人也借点黄的吉利吧。
到了腊月二十五六，家家又开始扫灰洗尘、磨豆腐，蒸豆包，置年货，找人写对联……女人就更忙了，杀鸡剖鱼烀猪头熬鸡冻鱼冻猪皮冻蒸供品炸肉丸子菜丸子剁饺子馅准备孩子过年新衣服……都要在这几天里完成，堂屋的灶火成天不熄，大火炕烧得烙皮烙肉……
按地方惯例，大年三十前一天家家户户要往门框窗框和墙上贴对子，往大门脸小门脸上贴门神，门楣窗楣要粘挂匹……村村户户让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一装饰，立刻就新鲜漂亮起来。
大年三十的上午更忙活，家家要请家谱，摆供品，擦香烛台，擦拭准备请神的灯笼，往准备请神时烧的火纸上打钱印，准备中午的饭食……待家谱往供桌上方一挂，七碟八碗的供品一摆，供品上再插上彩纸扎成的供花，平日简陋寒酸的农家马上就有了一种节日的喜庆气氛，这气氛让人无端地生出激动，生出希望，生出期待……在物质匮乏，精神生活异常单调的农村，还幸亏有这些年年节节的调剂生活，也许，就因为有这些年年节节的调剂，农家的日子才有了乐趣，有了盼头。
中午是一顿好饭，一般是大米干饭，八个菜，倾其家中精粹。晚上是请神饺子。饺子出锅前，一家之主要点亮早以擦拭好的灯笼，带上香纸鞭炮，领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去祖宗坟地请老人魂灵回家过年。
小时候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说人死如灯灭，根本不存在灵魂，那么请死人回家过年是不是迷信？父亲说：晚辈请先人魂灵回家过年，其实是晚辈对先人的一种祭奠，一种思念，表明晚辈没有忘记已逝的老人，先辈虽然故去，但还活在后辈人的心里。这是一种温情和仁爱的象征，是代代相传的纽带，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所以先辈留下的这个风俗不能用迷信眼光去看待，应该一直延续下去。
小时候，我最喜欢跟在父亲或者哥哥们的后边蹦蹦跳跳去坟地请神，我家的坟地离村较远，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一帮一簇请神的人，都打着灯笼，提着鞭炮，老远的看见就互相打招呼，那个时刻人们的情绪都特别的好，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到了坟地，在老人坟前点上一炷香，烧几张纸，磕几个头，然后就放鞭炮，丘陵地区，家家的坟地都在山上，请神时刻只看见四周的山上灯笼闪闪，鞭炮声不绝，小村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
大年三十的晚上也很热闹，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春节晚会，男人们的娱乐就是聚到一起打扑克，聊大天，女人没这个福分，她们得再检查一番孩子们明天早上要穿的新衣服，看看是否还缺边少扣；得重新拌馅和面，准备初一早上的饺子。孩子们最高兴，成群结队东家出西家进，看谁家供桌上的饽饽大，看谁家供菜上插的供花好看，看小伙伴准备初一穿的新衣服什么样……反正这个晚上家家灯火通明，来客不拒。
午夜十二点，是家家户户放鞭炮送年的时候，农村人叫发子（也可能是发紫），就是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放张桌子，把屋子里供桌上的供品香烛统统搬到院子里的桌子上，然后烧香烧纸磕头祭天，求老天爷下一年风调雨顺，保佑黎民百姓五谷丰登。
大年初一，尽管人们大半夜没睡，但还都早早起来，穿戴一新出去拜年，大街上是一片问好声，就像大家多少年没见过面……
每到过年，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不管天多冷，他们都会乐得门里门外跑，帮大人扫院子，擦玻璃，提糨糊贴对子，放栓马杆（据说祖宗都是骑马回来），准备谷草（喂祖宗的马）……没有活干就放鞭炮，把炮仗支在地上伸长胳膊点燃，再赶紧捂上耳朵……所以农村人一见谁特别高兴，就说：看你，乐得像过年了。
庄稼人苦扒苦拽一年，也就盼着这几天。
如今，这些象征着乡间百姓温情仁爱的风俗习惯都不见了，以往那些淳朴、喜庆、祥和的气氛也都不见了，都被当成“四旧”统统破掉了。所有的人都要过新式的春节，过节俭的春节，过革命化的春节，生产队劳动力不放假，家家户户不蒸年糕不磨豆腐，不贴对子，不挂家谱（家谱早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烧了）……所以满村没有一点亮色，没有一点过节的喜庆，空旷的村子上空只剩下喜儿凄厉的歌声在回荡，还有大队干部时不时地在广播喇叭里做动员报告，动员大家春节期间要节约，要细水长流，莫把好东西在几天中吃掉……劳动力则在生产队象征性地有气无力地干点活。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恰恰把古老民族那点最美好，最温暖人心的文化革掉了，让人心中只剩下冰冷、怨怼和无可奈何。
年三十那天的下午，二哥背着小勇刚走，就听说生产队要开忆苦思甜会，男女老少一个不能少，都得去，都得去忆旧社会的苦，思今天来之不易的甜。
忆苦思甜当然又得“上挂下连”，即上批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分子，下连明牌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刘少奇、邓小平弄不来当活靶子，四类分子脱不了。我那时已从果树队回村，果树队重新调整了人员，把我和何静都打发了。打发我是意料中的事情，因为在果树队干活的人统统回小队分配，下洼子小队要去果树队的就大有人在，自然轮不到我了，只是何静被打发了不知什么原因。
我见父亲歪着嘴在炕上躺着，精神已经脆弱到崩溃状态，就硬着头皮去找政治队长（那时称一把手是政治队长，二把手是业务队长）老丁请假，老丁闪烁其词地说：只要青年们不管，我这里没问题。
青年们会是什么态度呢？用不用再上青年点去请假？一想到要去青年点，我就发憷了。我真不想听焦玉敏那番我听了多少年的大道理，更不想受那几个在我看来特别幼稚的小青年的随意侮辱，再说你去请求他们开恩，无异于求小猫放弃被它逮住的小鸟——办不到。没准你一请假，他们倒更盯上了你，还不如稀里糊涂，也许还能躲过这一关。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家，见母亲已剁了饺子馅，和好面，就吩咐曙东在家照顾爷爷，我和母亲去生产队参加忆苦思甜。我和母亲走到半路，看见马涛正和几个知青嘀咕，只听马涛恶狠狠地说：不行，一定得叫他来，拖也得拖来！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是叫青年去拖父亲，心紧张得咚咚跳，知道父亲逃不过这一劫，青年们在夺权方面帮助不了马涛，在整治四类分子方面绝对是站在一个立场上。
我和母亲到了会场没几分钟，果然见父亲被几个男青年拖了来，父亲那时高血压很重，来时面孔潮红，嘴里流口水。母亲一见，立即站起来请求说：老头中风了，求求各位放他一马。几个青年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一个姓杨的青年还说，红光满面的有什么病，有病也得受着，你们当初怎么欺压贫下中农来着，现在得轮到你们尝尝滋味了。
当时我不知怎的也那么脆弱，眼泪刷刷流下来。社员中一个老太太说：让她们娘俩走吧，省得见了怪难受的。一个青年说：不行，就是要让她们看着，就是要让她们难受。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已不再怨恨当年那些冷酷无情的知青，中国的文化历来是穷人与富人势不两立，富人都是为富不仁，穷人都是苦大仇深，亲不亲，阶级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而西方人讴歌的人性、友情、博爱都是反动的东西，是抹杀了阶级性。这茬青年从入学起，就生活在这些人为制造的阶级仇恨中，在他们还没有具备辨别人世间时时非非的能力时，就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而“文革”引导他们的就是造反加仇恨……利用他们的年幼狂热去冲锋陷阵，继而达到某些人的一己目的。
三十多年后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写得是外国人提倡“动物福利”，反对人类残忍地对待动物，即便想让鸡猪鱼等动物为人类造福，也不能虐杀它们。譬如杀猪，必须隔离屠宰，不让其他猪看到；杀猪要快，必须使用电击法，在猪完全昏迷后才能放血解剖。文章还反对学校在生物课解剖活的青蛙或小兔，说这些残酷的实验对培养美好心灵并无益处。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态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觉得外国人这些提倡真是太正确了，我们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就做得差。中国人好吃，能发明出好多让心肠软的人无法接受的虐食法，如活烤乌龟、活掏驴肠、活吃猴脑、活考鹅掌……人们只知道自己享受，全不顾及动物的感受。朝鲜族人爱吃狗肉，有人图简单省事，就把一条活生生的狗丢进一个装满开水的大缸再盖上盖，过一会儿揭开盖，狗不但死了，身上的毛还会在狗的痛苦挣扎中褪个一干二净，省了杀狗人的事。集市上杀羊，把一群羊都赶到集市上，杀一头拽一头，就那么面对一群活羊剥皮开膛。暂时没临到的羊都吓得浑身颤抖，把头冲着墙，有的干脆把头钻进剥下的羊皮中，那情景让你看了心酸。
中华民族好吃会做，一向以食文化著称世界，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可也是中国人的弊端，我们怎么能为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和口味就肆意去折磨一个个小生命，去培养人的残忍性格呢？正如那篇文章所说：保护动物，善待生命是社会走向稳定和文明的重要因素。十年浩劫中，人道主义彻底颠覆，人性被极端地扭曲，全国各地出现不知多少骇人听闻的惨痛事件，后来看一些揭露“文革”的材料，上面记载的一些造反派（特别是一些幼稚的小青年）的行为简直惨绝人寰，他们可以用开水慢慢往人的头上浇，能把几寸长的钉子钉进人的头，能把人当成秋千他们坐在上面荡……
在我就读的七中母校，红卫兵小将折磨所谓的走资派校长和历史有问题的教师也够令人发指的了，他们把这伙人圈进“牛棚”，每天早上命令他们在操场上学乌龟爬，上边还要皮带、拳脚相加……批斗时故意让他们站在摞得高高的凳子上，再从下边把凳子抽走……要不，就把装满粪便的水桶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代替批斗牌子……总之，凡是红卫兵小将能想出来的折磨人的方法，决不吝啬使用。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人们也应该反思一下今后怎样善待动物了。
以上是我就那次忆苦思甜会说的题外话，现在还回到那次的忆苦思甜会上。
忆苦思甜会照例先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开始，请示完毕，青年们俩俩一组把几个“活靶子”提拎到前边，照例还是那种旋风般的喷气式，用农村人形容像老鹰捉小鸡。为首的两个四类手里还提拎着用白纸扎的“人”，一个“人”的肚子上写着“刘少奇”，另一个写着“邓小平”，这就是所谓的“上挂下连”。接下来是知青领着大家呼口号：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等。
再往后是吃忆苦饭，忆苦饭是用干萝卜缨子和苞米面做的窝窝头，到会的人手一个。知青们一边吃还一边领大家唱忆苦思甜歌：年三十，无月光，北风刺骨透心凉，残灯黯淡屋里寒，破墙透风挂寒霜。爹爹给地主当牛马，年年还不上阎王债，可怜他，累得吐血卧病床。财主家，鞭炮响，穷人家，饿断肠，母女二人没法想，半夜挎起要饭筐……
这首忆苦思甜歌是当年频繁的忆苦思甜会必唱的歌曲，叙事型的哀伤歌词，抑郁型的哀婉曲调，唱起来确实很打动人，确实能营造出一种不忘阶级苦，仇恨旧社会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