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吃忆苦饭，生产队选派的两个负责做忆苦饭的家庭妇女没经验，不知道忆苦饭应该做成什么样，生怕做得太难吃了大家吃不下去糟蹋了那点苞米面，就把秋天晒干了的萝卜缨子上锅烀得烂烂的又剁得碎碎的，才和上苞米面蒸成小酒杯大小的窝窝头，怕不好吃还在里面放了点盐，所以当菜窝窝端上来让大家吃时，谁也没感到忆苦饭比自家平时的伙食差多少，当时农村几乎家家粮不够吃，平日吃这样的窝窝是常事，粮食缺得厉害的家庭吃的窝窝质量还不如这个。所以不会做假的农村人没有像知青那样拿着窝窝装模作样，表现出一副难以下咽的样子，而是毫不困难地三口两口就把分到的窝窝头咽进肚子。一个家庭妇女一边吃一边竟然还说：“低标准”那咋要有这样的窝窝头吃还抖（美的意思）起来了，还能饿死那么些人？
如果光是大人吃得顺口倒也罢了，可笑的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吃了一半咸滋滋的窝窝头没吃够，举着小手又吵又嚷地还要，偏偏菜窝窝这时又吃完了，小孩没满足要求，就浑然不知地哭开了。
知青首领焦玉敏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结束了吃忆苦饭的程序，把提前安排好的一个长工出身的老贫农请到前边忆苦，可能因时间仓促，老贫农提前也没有训练好，没有完全按照忆苦思甜会的要求忆苦，他开始倒是说了一些当年给地主当长工时的苦楚，说当年给地主扛活以鸡叫为亮天，干起活来不让劲，一个把头（长工）得种十几亩地，活计比现在的生产队累多了。但接下来老贫农就说走了题，老贫农说那时候活计累是很累，但吃的要比现在强，活计重时每天中午一顿小米干饭炖豆腐，哪一顿饭不硬实，当家的就命令做饭的媳妇重做……青年们一听老贫农讲得不对头，立即制止他不要再往下说，制止得老贫农一脸茫然，望着几个青年连连问：怎么啦，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什么啦？憨憨的表情把会场的人又一次逗笑了。
看到老贫农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我想到造反派在相互的大论战中常说的一句话：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那次的忆苦思甜会足足开了一个下午，父亲被折磨成一滩泥。散会后路都不能走了。忆苦思甜会结束后，我把父亲扶回家，见余福江来了，已经把饺子包好，正等着我们回来。他说他来时见曙东扒着窗户哭，一问说爷爷被人拖走了。父亲说曙东就不该回来过年，不应该让小孩子见到这些事。说得一家人都哭。余福江说下洼子生产队人口不多事可真不少，哪个小队也没搞什么忆苦思甜，就下洼子特殊，看不出这老丁头还挺会赶时髦的，恁大岁数也不积点德行。
说这次忆苦思甜是老丁头为赶时髦特意组织的，有点冤屈了他，我很清楚，身为共产党员、一队之长的老丁头其实思想相当落后，我刚下学那阵，老丁头还保留一些庄稼人的实在和淳朴，每当上边下来指示，让组织社员学习什么什么文件，他就悄悄发牢骚：学习学习，天天耗时费工地学习，就是学破大天能怎么样，还不是走形式走过场？有一次政治学习，当广播喇叭里说到“我们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要团结成一个人”时，坐在我旁边的老丁头就小声咕哝：净说些不着边的话，等哪天死得只剩一个，就成一个人了。
没有文化，但有城府的老丁头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像换了一个人，大字不识的他居然能一口气背下几十条毛主席语录，以前只知道以生产为重现在能每天领社员向毛主席做“早请示、晚汇报”……以前的铁公鸡现在可以放着农田的活不干，耗费时间耗费工分组织社员整下午整下午地学习两报一刊，学习《毛选》，耗费时间耗费工分组织社员整下午整下午地学跳“忠字舞”，而且自己还积极带头跳“忠字舞”。
能把一个不苟言笑，成天绷着脸像谁欠了他三百吊钱的老丁头调动成一个跳舞积极分子，还真是“文化大革命”的了不起之处，只不过五十多岁的老丁头跳起“忠字舞”，姿势实在惨不忍睹，老丁头个头不高，人粗粗壮壮，干惯了庄稼活的老胳膊老腿硬得像烧炕叉子，当他像年轻人一样撸胳膊伸腿跳“忠字舞”时，活像一头笨拙的狗熊在摇摇摆摆，让人看了难受，看了后都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因为谁都明白，老丁头努力做的这一切，都是被“文化大革命”形势所逼，更确切一点说是被马涛们所逼，他如果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就可能被马涛这伙人抓住把柄，而这样的把柄哪一条都是致命的，都可以把小土皇帝拉下马。
但是，不管老丁头怎样努力地紧跟“大好形势”，怎样努力地追赶政治时髦，可他毕竟是老旧了，老旧得就像生产队的破犁杖破牛车，再想翻新，也变不成拖拉机，变不成汽车，所以尽管为跟马涛争权他表现得有些过分，过分得把自己都弄成马戏团的“小丑”了，但也想不出用“忆苦思甜”这种表现方式，或者即使想到了他也不会抻头去做，毕竟都是乡里乡亲，又是大过年的。思想比老丁头前卫的马涛也许能想得出，但是凭马涛自己也兴不起风浪。
在农村，“忆苦思甜”这种比较新潮的革命教育方式只有上边来人指点或者下乡青年引头才能搞得起来。下洼子之所以能搞“忆苦思甜”，就因为下洼子有个先进青年点，在下洼子小队，有马涛们拉，有老丁们捧，革命小将们可以想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批斗四类分子毫不手软，下洼子青年点知识青年政治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在全大队乃至全公社全县都赫赫有名，焦玉敏现在已是全公社知青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参加全县巡回讲用刚刚回来。她一回来，生产队的政治空气顿时高涨，忆苦思甜会可能就是她倡导的，其他因为不能回城过年因而想找点事情发泄一下情绪的青年们自然一呼百应，而在派性斗争中失利的马涛们想趁此机会借题发挥，自然一致拥护，而竭力想证明自己革命的老丁头自然是惟“马首是瞻”了。
唉，说来说去，都怪父亲一伙人命不好，身为四类分子又偏偏落在下洼子这样搞派性斗争的生产队，光有派性斗争也罢了，偏偏又摊上焦玉敏这样文革中的干将，这样颇有号召力，能反的说成正的，把死的说成活的干将，有了干将就不愁没有激进分子。那年月哪个地方如果革命干将和干将领导的激进分子多，哪地方的“走资派”和“黑五类”就格外倒霉，日子就格外难熬。几年后粉碎“四人帮”，这个焦玉敏据说因为在学校就很激进，领着什么“兵团”整了不少人，成为“说不清”对象被审查了好长时间，从此她的政治生涯由顶峰跌入低谷。
正月初一，青年点的青年都到贫下中农家吃饭，意思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青年点的头头焦玉敏和另一个女孩被派到我对门的房东家。吃饭前焦玉敏两人过来看看父亲病的程度，随便又教训了我，说我不该在那么严肃的会场为反动父亲流泪，说我以后的路还长，像这样是非不清立场不明地站在父亲一边可危险，还说因为咱们是同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文化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我才这样劝告你。
听起来焦玉敏还是一番好意，我只好说谢谢。我心想：我已经没有路可走了，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年一过完我就结婚，离开这个地方。
正月初二的早上，贺延杰来了，他已好长时间没登我家门槛了，这次还是和下洼子的“文革”小组长一起来的。这样，他就可以打着监督阶级敌人的旗号，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在“文革”小组长询问父亲一些什么问题时，他走到我面前，偷偷握了握我的手，小声说：千万要顶住，形势不会总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间那个场合下，有贺延杰的这句话，以及他来看望我和父母的煞费苦心，让我好几天都感到温暖。
初二的中午，弟弟回来了。弟弟回来见父亲躺在炕上，立即哭起来。弟弟也是一肚子委屈，姨夫不让他初二回来，姨夫说你老往那个破家跑什么？你就怕屯里人不知你有个四类爹不是？你实在放不下那头，你就回去好了，回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弟弟没听姨夫的，而是强硬着回来了，他太想家，太惦记着父母。
让我不满的是余福江，余福江自打忆苦会那天从我家走了，一直到正月初四才来。他说按农村风俗姑爷正月初四才上门拜丈人。我顶他：什么按风俗，分明是政治空气紧张你害怕了。余福江说我冤枉了他，说他是粗心了，没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不就是一场忆苦思甜会吗？如果是政治空气紧张他害怕了，那他当初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劲追求我了。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对他的漫不经心，或者说是掉以轻心，心里还是耿耿于怀。
尽管余福江的形象在我心中打了折扣，可我已是离不了人家了，病弱的父母需要，走投无路的我需要。
定亲时我曾让余福江保证等二年结婚，现在是我迫不及待要把自己嫁出去了。既然我不能在果树队干了，我就想尽早离开下洼子这块是非之地，而且是带着父母离开，这些，就全靠余福江帮我实现了。
正月里，我准备了礼物去了趟余福江家，这是我第一次登婆家门。
早就知道余福江家穷，却不知他家穷到这个份上，他家除了土改时分的五间房，再就是几件不象样的家具。准备给余福江结婚的那间房还破破乱乱得费很大劲来收拾。余福江七岁死了爹，丢下懦弱的妈和他们兄妹三个。余福江上边是哥哥和姐姐，姐姐小学毕业就嫁了人。据说余福江的哥哥十二岁就下地干活，累死累活才把弟弟妹妹拉扯大，自己一天书没念硬供余福江念了高中，所以余福江在哥哥面前必恭必敬，哥哥说一他不能说二。现在哥哥已经娶妻并生了三个女儿，为要儿子还要坚持不懈地生下去。现在家里是哥嫂当家，嫂子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余福江的嫂子能过日子在当地有名，只因家底太薄，生产队分值又太低，再能过也脱不了个穷。哥嫂希望余福江再帮家里挣几年，让家里缓缓劲，所以不想让他当年结婚。要结婚，家里就给做一被一褥再什么也不管。
对余福江家的苛刻我没有在乎，当时农村时兴大要彩礼，甚至提出按斤论价，一斤肉要多少多少钱。我很看不起女方的这种做法，觉得她们这是自轻自贱，自己作践自己。想想也好笑，自己都混到这步天地，清高、要与众不同的想法还依然强烈，还一直想着活在世上就要自强自立，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余福江家什么也不准备，我没说什么，当时我还想，即使余福江家大富大贵，自愿给我多少多少钱，我也不要，我不能轻贱地贬低自己，变卖自己。
没要余福江家的钱，没要余福江家的东西，我还得倒贴他。我在哥哥们你三十，我五十，你一套毛料，我一床被褥的支援下竟也像模像样地准备了点行头，还为余福江做了套衣服，并为他准备了枕头枕套及使用的茶缸牙刷之类。哥哥姐姐中三哥三嫂给我的东西最多，除了钱，还有三件成衣，三块布料和袜子围巾手绢之类，三嫂还亲自给我织了件毛衣……
三嫂给我的东西对我来说真是弥足珍贵，要知道，除了三年灾害，1969年大概也是中国最贫穷的年月，城里工人长期停产闹革命，革得城市和乡村的大小商店里就剩下货架子。人们常常为一块不要布票的布得去抓阄；抢供销社三寸布票一尺的白布曾经有人打破了头。商店里别说毛线毛料、时钟、缝纫机这类东西根本见不到，就是香皂、肥皂、牙膏、牙刷、镜子之类的日用品也很难买到。现在，每天为市场上堆积如山的东西而发愁的人是很难想像到当年商店货架子上空空如也的惨象。所以哥嫂们那时期在我的婚事上能给于无私的援助，至今我都很感激。出嫁前，母亲把家里的最好的躺柜也给了我好去装东西。就这样七拼八凑，我竟比那些要了婆家多少多少彩礼的姑娘还体面地把自己嫁了出去。
三哥、三嫂本来在山西已替我找了个对象，当他们从洛阳回去，知道我定亲的消息，就什么也不说了，只是想着怎么能让妹妹嫁出去时少一点委屈，多一点快乐，所以尽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由于余福江的哥嫂不积极，迟迟不修房子，婚期一直拖到5月份。这期间我在生产队度日如年地干活，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形势不允许我坐在家里等着结婚，我只能在枯燥的劳动中盼望着余福江家早早修好房子，让婚期提前到来。
2月底生产队又来了些支左军人，天天和劳动力一块出工，休息时就组织人学习老三篇，学习老三篇时，四类子女一个也不能少，而一旦要传达上边的什么重要精神，就忘了四类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对象，毫不客气地命令四类子女立即离开会场，好像四类子女个个都是阴险的间谍、特务……四类子女还经常被集中到一起上政治课。给四类子女上课时，不管是官长还是小兵，一个个面孔冷若冰霜，好像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群凄惶的夹尾巴狗似的四类子弟，而是一群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下洼子在生产队干活的四类子女中，就我一个女子，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二十四五岁的大姑娘，经常得跟几个比我小好几岁的男子弟混在一起接受训话，一起在贫下中农或嘲笑或同情的目光中像狗一样被逐出会场。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过了。然而余福江家并不理解我急切的心情，能在“五一”那天把我接去就已是最快的了，我只能耐心等待。
临近婚期，母亲没跟我和父亲商量，悄悄去找了丁队长，向丁队长要生产队唯一的马车送我出嫁。
1969年的5月，“文化大革命”的气焰已经降温，还在4月份，支左部队就撤了，把村里的革命火焰也带走了，部队一走，老百姓该怎么过还怎么过。青年点里因为焦玉敏在2月份填表回了城，其他青年的革命热情像一堆已经燃过劲的柴火又浇了雨水，一落万丈。从此再也看不见青年组织政治学习了，再不见青年眼睛盯着四类了，四类们当然也不用一天数次请罪了。青年们开始怠工、旷工，大忙季节频繁地回城，生产队倒也不指望他们干什么，反到希望他们回家，甚至希望他们回去后就不要再回来了，那样生产队就能省点菜和烧草。对生产队来说，青年们的到来是个沉重的包袱，吃菜烧草全得生产队负担。草生产队还能解决，就烧牲口吃剩下的草秸子，菜就得向各家摊派，四类分子家出得最多。有一次到四类家收菜，一个富农子弟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说青年吃菜想到四类了，就不怕四类家的菜有毒吗？这话传到青年点，青年们找了个理由把那个富农子弟狠斗了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