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我抬头望望西天，那轮圆圆的火球正好坠入山后，却推出了半天空火红火红的云霞，映得父亲的脸灿烂无比。我为父亲走在这个辉煌时刻略感欣慰，那半天空瑰丽的晚霞，是不是在欢迎父亲加入它们那个极乐世界呢？
父亲去世，除了远在山西的三哥没有告诉，其他人我都通知了，因为这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以后，我们与父亲就要阴阳两界了。
离得最近的二哥、二嫂最先到家，大哥和四哥接到电报也都立即赶回来，但谁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谁也看不到父亲的笑貌了。回来的二嫂到底和父母接触多，有感情，一见躺在院子里灵床上的父亲就大放悲声，哥哥们虽然没有大放悲声，但内心的痛苦都无以言表。
纵观父亲的一生，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儿女，都是认真负责的一生，是勤恳严谨的一生。母亲说教学时期的父亲，除了家和学校，从不去乱七八糟的场所，从不拈花惹草，这对于一个号称一方美男子，年轻时被众多女人仰慕的父亲来说，实在难能可贵。父亲学校有个比较花心的教员则这样评价父亲，他说父亲有可能是神仙托生的，要不就是长了个榆木脑袋，因为只有神仙才不食人间烟火，只有榆木脑袋才如此的不开窍。
父亲用他的言传身教，把七个子女都培养成为品质方正，对社会对家庭都极有责任感的人，虽然在阶级斗争严峻的年月里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扪心自问，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生。所以，儿女们虽然因父亲的历史问题都受到了牵连，甚至影响了大半生，但对父亲都毫无怨言。对父亲都充满崇敬和爱戴。尽管父亲自身也有弱点，诸如主观，脆弱，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但父亲仍不失是儿女们的好父亲，是儿女们的好老师。
按地方习俗，死在外边的人是不能停放在屋里的，必须在院子里搭灵床。如果我们不是和余福江的哥哥共用一间堂屋，我才不管什么习俗不习俗，肯定把灵床搭在堂屋，现在是两家共用堂屋，而老丧在外边的人停放在屋里又冲犯忌讳，我们就不好强求了。所以余福江只好在院里搭起灵棚和灵床，让父亲的棺木停放在灵棚里，父亲活着时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死时仍然一无所有。
但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了，父亲安详地躺在院子里的灵床上时，旱了多少日子的老天忽然下起小雨，好象在伴随我们哭泣。余福江从生产队借来培育水稻苗后退下来的大捆塑料，在父亲的的灵柩上方搭起塑料小屋，几个哥哥就整夜坐在院子里父亲身边陪伴父亲，直到三天后父亲入土。
事后母亲说：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何静的父亲来看他，父亲说起这些年的磨难，说起目前像囚徒一般的封闭日子，精神很受了些刺激，晚上又几乎一宿没睡，没有这些原因，父亲可能不会去世得那么快。
1988年的夏天，我从遥远的长治市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见到几个当年和父亲一起受管制一起改造的难友，他们还都活得结实也活得有滋有味，头上的四类分子帽子早都一风吹了，再也感受不到他们头上那种无形的压力了。提到父亲，他们都嗟叹说可惜死得太早，能活到现在就好了。还说父亲所以走得那么早就怪他太认真，太要脸面，如果他也能像其他四类分子那样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无所谓，把自己不当人那样活着就好了。
是的，看来谁对父亲都有个正确的认识，但是，性格决定命运，想让父亲像一些人那样把自己不当人活着也太难了，父亲一生的活命哲学是要脸，自尊，对什么事都太认真，太在意。而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他们的心往往又是孤独的，脆弱的，所以，父亲的认真在意曾经使他成功过，父亲的认真在意最终又使他过早地命归黄泉。
母亲在世时除了说我的命不好，克人克己，也常说父亲的命毒，毒得自己从小没妈，毒得自己无兄无弟无姐妹。母亲说她曾经偷偷找瞎子给父亲算过命，瞎子说父亲是山涧里的水命，一辈子受挤压，一辈子得走背运。
瞎子的话固然不可信，但父亲一生的命运也的确够糟糕了。
父亲名字叫梁福新，出生于1905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
父亲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里还不算，六岁时母亲又患病去世。父亲从小就寄人篱下，一年到头破衣烂衫，布袄大襟上的布纽扣子断了不好意思叫姑母钉，悄悄用绳系着，没有鞋穿大冬天还赤着脚。不满七岁就雇给人家看村外的瓜园，那时村外经常有野狼出没，年幼的父亲成天战战兢兢，成天站在看瓜窝铺上眼巴巴地盼望爷爷出现。
上学后的父亲也经常忍饥挨饿，穷人的孩子精神上都落威，破衣烂衫的父亲在班级经常受富家子弟欺辱，只因为父亲学习好，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就组织一帮势力眼学生孤立父亲，上下学不让其他学生跟父亲一起走，课间不准他们跟父亲玩耍甚至说话……
父亲一生比较顺的时光也就是他教学和当堂长那20年，父亲刚开始教学，月薪只有十二块大洋，但父亲说就这十二块大洋，也比种田的农民强。要知道，当时的东西便宜得像白给，白面才几毛钱一袋，可便宜得像白给农民手里也没有钱买。父亲说：好多没有地，靠扛活养家的农民，一年到头家里也难得见到一文钱，扛活挣的几石粮仅够一家人糊口。母亲说起她没出嫁时在娘家过的日子：买不起豆油炒菜，用豆面代替，做法是用水煮一锅菜，在上面撒把豆面；买不起火油点灯，用麻杆代替照明；买不起做苞米粥用的硷和洗衣服用的肥皂，就淋灰水代替……而父亲小时候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母亲，所以父亲对旧社会旧制度深恶痛绝，特别希望中国能够富强，农民能有好日子过，他看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其中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举双手拥护；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让耕者有其田，父亲也打心眼里赞成。父亲万没想到一个诚心诚意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的穷苦人出身的小教员，会为新社会所不容，在屡次运动中受尽了冲击。
父亲从40岁往后，厄运就像影子一样跟定了他，1957年以前，缠绕父亲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困扰，父亲由教员变成农民，可又不是务农的行家里手，加上子女多，又都上学，其拮据可想而知。幸好大哥二哥都走上社会，承担了弟弟妹妹读书的大部分费用。但父亲过得并不轻松，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惯了父亲的长嘘短叹，为房主要房子自家没地方住；为自己不是公民没有选民权；为自家人手不强在互助组后来是合作社里受人欺负……
1957年以后，父亲承受的则是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双重压力了，每天生活在长嘘短叹中的父亲，又开始不停地接受这个批斗那个改造，忙活他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思想检查和思想汇报。
父亲的又一悲剧在于他始终认不清形势，总认为自己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的事；所以同样是四类分子，同样受管制，父亲就又比其他受管制分子活得累，活得苦，活得压抑，这也是他过早离开人世的重要原因。
母亲于1978年的8月去世，享年69岁。母亲和弟弟一样，只留下一张照片，不同的是母亲以前照过一些相，文革前我就见过，穿着旗袍，人不算漂亮，但风度气质都不错。文革初期，父亲把母亲连同他自己的照片全部毁掉了，父亲唯一的一张穿西装的照片是我从村里父亲教的学生那里得到的。
母亲这张照片是1961年冬季去劳改队看望二哥时所摄。那时二哥的劳动改造已接近尾声，行动相对自由些，二哥见母亲体质太差，人瘦弱得厉害，担心母亲会有不测，硬领母亲去照了这张相。
若轮健康状况，母亲身体比父亲差多了，母亲个性强，性子急，在我的印象里，每年春节，或者春节过完回家过春节的儿子都走了之后，母亲就要病一场，病因主要是劳累加上火引起。母亲打年轻起就有气管哮喘病，而且越老越严重，离了药寸步难行。母亲身上的其他器官也毛病不断，常年不是这儿疼痛就是那儿疼痛，父亲在世时常说母亲要走在他的前头，但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六年。
母亲出生于城子坦镇边一个叫初家屯的贫穷人家，母亲跟我一样，兄弟姐妹众多，母亲跟我一样，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母亲嫁给父亲时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嫁过来后还是父亲给取名叫初宝珍。
城子坦镇位于黄海边，城镇小地理位置却很重要，有码头，又是大连到城子坦铁路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外祖父初长安除了耕种几亩薄田，还靠在码头和火车站装船装车当苦力养活一大家子人。
母亲说我的命这个那个，其实母亲小时候的命运跟我极其相似。
母亲出生时，在她上边已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对一个贫穷多子女的家庭，母亲的降生实在是个多余。母亲说她小时候上山挖野菜天黑了没人去找，不吃饭没人叫，病了几天也没人管，母亲就像田头地垴一株不起眼的小谷苗，在大家的遗忘中悄悄长了起来……辽南有首歌谣是“花母鸡，上磨盘，养活闺女不上算。三斤豆腐二斤酒，打发闺女上轿走，再养个闺女扔给狗。”母亲说她那时就差扔给狗了。
母亲在家里地位卑微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全家人都认为母亲生在腊月十五，命硬。再加上母亲出生后上边的三个哥哥一个接一个地夭亡，家里人就把帐都算到母亲头上。特别是母亲的三哥，我三舅的死。
把舅舅们的死怪罪到母亲头上，真是天大的冤枉，现在想想，三个舅舅的死完全应该归咎于当时农村的落后、愚昧和缺医少药，再加上贫穷的父母对孩子缺少应有的那份责任心。
母亲说她小时候最怕外祖父，长年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外祖父不光忽略了母亲，对其他儿女也很粗心，有时简直就是个暴君。母亲两岁那年，母亲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才十二岁，就雇给人家放牛，有一天牛吃了别人河边的柳条被人牵走了，外祖父用他出苦力的手把大舅暴打了一顿，大舅全身被打得乌青，晚上不敢回家，外祖父也没在意，直到半夜大舅还没回来，外祖母才急了，央求人去找，找了大半夜，直到天亮才在河边的柳丛中找到了，可怜的大舅像条小狗一样睡在柳棵子里，半个身子泡在水里。
被找回的大舅当天就病倒了，烧得人事不省，烧了三天，小命就去了阴间。
大舅死后半年，比大舅小两岁的二舅有一天突然肚子痛得满地滚，外祖母去找跳神的大仙看，大仙说是冲了大舅，外祖父这次可急了，和外祖母又烧香又许愿，能想到的方法都用尽了，最终也没留住二舅。现在想想，二舅其实得的是阑尾炎或是肠梗阻之类，放在今天根本不算个病，可在当时就没辙了，二舅滚跌了一天，到晚上哭不出也滚不动了，一家人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二舅咽了气。
大舅二舅相继夭折，外祖父和外祖母对三舅开始高贵起来，已经四十开外的老俩就剩下这一个宝贝儿子，外祖父就靠他继承初家香火了。
那一年夏天雨水多，外祖父家门前有个大土坑，蓄满了雨水，绿莹莹的。有一天，六岁的三舅突然抱起三岁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毫不费力就把她扔进绿莹莹的水坑，幸好被人看见，及时涝了上来。可没过两天，三舅又一次把母亲扔进了水坑，结果又一次被人救起。救起母亲的邻居警告外祖母该好好管教管教儿子，要狠狠揍他一顿，再由儿子胡闹，下一次还不知要闯下什么祸。可偏心的外祖母并没严加管教儿子，她心里倒犯开了核计：好端端的，这小三儿为什么硬要把妹妹往水里扔呢？莫非这水坑里有什么追命鬼？
外祖母的疑虑不久应验了，一个炎热的午后，大人们睡午觉起来，发现三舅自己淹死在那个水坑里。
外祖父和外祖母为三舅的死哭得死去活来。屯里人都说初长安这次可绝后了，三个儿子死的一个不剩，这初长安没做过恶事啊，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外祖母在痛失三儿子之后，渐渐把怨恨转向三闺女也就是我的母亲，外祖母说三儿子和三闺女在争一条命，如果当时死的是三闺女，三儿子就能逃脱出来。外祖母甚至还埋怨救起母亲的邻居，说他们多管闲事，要知道会是这样，就让三丫头死了算了。
当年，母亲经常给我们讲她小时候跟三舅争命一事，母亲讲述时既内疚又心酸，内疚自己活了下来，让三哥当了替死鬼——母亲也认为那个水坑有追命鬼，没追去她的命，最后把三哥追了去；心酸的是自己小时候命贱得不如一条狗。
多少年后我突然想明白了，说我是扫帚星，说我命硬主丧，主得家里祸事连连，其实不是母亲的独创，始作俑者应该是外祖母，母亲不过是继承了外祖母的衣钵。母亲也真是的，自己小时候因为周围人的无知受尽了伤害，等她作了母亲却又接受了那一套毫无道理的歪理邪说，又把这一套歪理邪说照搬出来伤害自己的女儿，这就像旧时代的女人，年轻时都受婆婆的气，等到她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也熬成婆婆时，很快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又把婆婆当年对待她们的那一套照搬出来对待自己的儿媳妇。
三舅离世的那年外祖母已经四十三岁了，外祖母想再生个儿子，谁想又生了个丫头也就是我的四姨。初屯人都认为外祖父这一辈子注定是绝后了，因为女人的生育年龄大都在四十五岁以前，过了四十五就是秋天的瓜蔓，没指望了。谁也没有想到外祖母生了四姨的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前边提到的舅舅，外祖父得了这个儿子，差一点乐疯了，逢人就说是老天不灭我初长安这支人。屯中人也都替外祖父高兴，说初长安行了好了，不该绝后。
外祖父、外祖母老来得子，一改以前对孩子的粗心，而且由极端的粗心又走到极端的细心和极端的溺爱，他们怕老来子再有什么意外闪失，几乎要把这个老儿子含在嘴里捧在手心里……本来就有气管哮喘的外祖母从此什么家务活也不干了，一心一意侍奉这个老儿子。当时大姨已经出嫁，长得漂亮在父母面前很得宠的二姨也正准备出嫁，妹妹还小，从此推磨轧碾，做饭喂猪，照料妹妹……家里家外一应活计全落在不被重视的母亲身上，也许就因为有小时候的这番磨练，母亲才锻炼得坚强能干，十六岁嫁给父亲，就能独挡一面。
母亲命运的转变是从嫁给父亲开始的。
外祖父怎么也没想到，当初马马虎虎给三闺女定的这门亲竟让三闺女找了个教书先生。先生啊，这个字眼当时在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文盲的农村，多么叫人神往啊。
因为日子贫苦，外祖父在闺女还三两岁时都给定了娃娃亲，换回几石粮食或者几块大洋帮他养了家。大姨二姨的娃娃亲，外祖父还细心挑选一番，找的都是有房有地的殷实人家，轮到三闺女，外祖父不再耐烦细心挑选四处打听了，外祖父说：贱丫头，随便找个主就行了，找好人家只怕她没那个命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