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往庙前搬家时，队长老丁又一次大力支持，把生产队的几辆车都派出来拉家具粮草。值得回味的是几个车夫中有一个是青年点的姓杨青年，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有点像街痞子的那一位，每次我去给父亲请病假，都要遭他一通训斥，在青年里，他也是折磨父亲最厉害的一个，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青年对父亲好象特别有成见，在生产队，他时刻盯着父亲，请罪时，总能挨他几下敲打，有一次父亲在队里请完罪往家走，没有按青年要求要一路请罪到家，请到半路以为没人监督住了口，谁知姓杨的青年从后边追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脆弱的父亲最后得病与他有很大关系，如果他对父亲不那么苛刻，时时刻刻盯着父亲找岔，也许父亲就不会时时刻刻胆战心惊，血压一天天有升无减。
现在，姓杨的青年好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焦玉敏提前回城对他影响最大，使这个往昔的革命积极分子突然变成了一个老老实实的车夫。在以后的几年，下洼子的知青陆陆续续回了城，而这个平时干活最卖力气的青年却不知为什么搁浅了，一直留在生产队特意为知青盖的青年点的房子里。和他一起搁浅的还有一个姓方的女知青，后来两人就有了小孩。女青年的家里知道这一情况，家长来到青年点大吵大闹，最后把闺女硬领了回去，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最后也不知怎么处理的。姓杨的青年受到这一打击后更消沉了，差点自杀，从此活儿也不干了，恍恍惚惚一直呆到知识青年大返城时才回去了。
那天中午，母亲杀了一只鸡，做了顿像样的饭菜招待车夫，姓杨的青年喝得酩酊大醉，被另两个车夫架到车上拉了回去。看到那个还一脸幼稚的青年醉得人事不省，我觉得他也很可怜，后来和姓方的女青年又发生了那种事，我觉得他更可怜了，我不再记恨他曾经怎样跟父亲过不去，怎样在我为父亲请假时像训斥狗一样地训斥我……我觉得政治跟人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把本来可以和谐相处的人挑动得六亲不认……当时广播里经常重复一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一直不明白：人口多就得斗吗？人口多就更得安定团结才对。倘若有人斗争上瘾，非斗不行，那也尽可能在少数人里斗，八亿人口互相斗，天下还不乱了套？斗到最后，除了少数人达到目的，其他人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父母到庙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自己另起炉灶做饭。我仍然和余福江的嫂子轮饭班，侍侯余福江一家老小。父母搬来对我的好处是改善了伙食，我在余福江家那边吃不饱，现在可以再到父母这边补充给养，由于哥哥们每月都给父母寄钱，父母的生活水平还是好于余福江家，另外在父母身边吃什么也自由。
对父母来说，和我住到一起精神安逸多了，在下洼子的那种担惊受怕，时刻把心提到嗓子眼的日子大大减少。父母搬到庙前不久，那个政治味挺浓的队长下台了，社员另选了三十多岁的赵永勤当政治队长。赵永勤文化水不多，却挺有风度，举止说话文质彬彬，作事也得体，对群众，对“阶级敌人”都能叫你过得去，不像一些干部视“四类”连牲口都不如。我常感激他对父亲的关照，大队有几次开批斗会要父亲去当活靶子，都被他拦下了，他说人都中风了，还能抬了来，抓阶级斗争也得看情况，难道少了他一个就开不成批斗会？
他敢担着风险为父亲说情，大队革命组织还真放过了父亲。
有赵永勤的关照，再加上余福江的哥哥又当选了生产队的副队长，父母在庙前小队等于找到了避风港，父母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有人庇护的安全感。
但和父母挤到一起，我的生活空间就更狭窄了。以往，在心情烦恼苦闷时，我可以沉默，可以遐想，可以回顾过去，当你面对种种不如意又无可奈何时，沉默和遐想虽然不是你最好的医治良药，但起码能缓解一下你的情绪，就像气喘病人吃了喘可宁，腰腿疼病人吃了止痛片。父母到来后，老少两代四口人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睡在一铺炕上，我即失去了沉默和遐想的空间，也失去了无事坐在那儿胡思乱想的时间。那年冬天母亲气管炎发作得厉害，我做了余福江一家的饭，再做父母的；为余福江家推磨轧碾，再为父母推磨轧碾……由于一天天屋里屋外的忙活，又没钱买双好棉鞋，我的两脚冻坏了，晚上遇到被窝里的热气，痒得半宿睡不着。
余福江家人多，养的猪鸡鸭也多，每次饭班，法定得推两次磨。推一次磨都得一上午或一下午。每次推磨余福江帮我套上毛驴就去干活了，丢下我一人哆嗦在冰冷的磨房里，盯着慢腾腾转圈的毛驴，瞅着慢悠悠转动的磨扇发呆：难道我的这一生就像这毛驴，被人驱使着在既定的轨道上永无休止地转圈？像这苞米粒，被倒进磨眼里慢慢碾碎，磨烂，最后填了人肚子，喂了猪……
余福江家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余福江的嫂子只大我两岁，正是干活的好时候，现在可好，两个正是干活年龄的妯娌加一个婆婆，三个女人围着一个破家转，如果能有一个人承担了家务，腾出另一个到生产队干活，即便分值低，也是在创收，总比三个女人都窝在家里作四方台主人强吧？
但让谁留在家呢？让婆婆？不行，婆婆不光有病，且干活效率极差，根本承担不起来。那么让我，老实说我也不是那块料，即使有那本事，我也不想丧失自我长期做余福江这一大家子的奴仆。余福江的嫂子应该行，年轻能干，她们这份子人又多，而且她对下地干活没兴趣，每当轮我饭班时，她就闲坐着，什么也不干，如果……
可余福江的嫂子才不傻呢，放着清福不享，天天去做一家人的饭，她吃饱了撑的啊。我发现在农村，很多人日子虽穷，却安于现状，不思建树，好象已经习惯了穷，根本不想吃苦耐劳去改变什么，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左一个右一个的生孩子方面，决不怕孩子多了累赘。怎么办？难道就让我这个大活人像他们一样，栓在他们那点破家务上完全失去自己的天地吗？不行，得想办法。
于是，在结婚一周年之后，我提出分家，分开家，各想各的门路，各奔各的前程，没必要把大家都捆绑在一棵树上，想让我也像余福江的哥嫂那样过日子，我办不到。
万没想到，分家这种事在别人家看起来很简单，办起来也很容易，有的甚至在儿子结婚前就把家分开了，大家变小家已成为方向、时尚，而在余福江那个看起来穷得没有模样的支离破碎的家，却是个顽固堡垒，像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一样难以瓦解。究其原因，一个是余福江的哥嫂打小算盘，说余福江还没为这个家挣下什么就出去，没门；其次是余福江的母亲软弱糊涂，她不像农村一些精明开通的老太太，见家里人多了窝工，人多了互相攀比不出力，干脆把家分开。她最怕的就是分家。听我提出分家，婆婆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说家一分开她就不活了……
余福江是左右为难，他虽然理解我的苦衷，却更怕伤害母亲兄长，更怕屯里人骂他不义不孝，他说他妈三十多岁就守寡，把他们养大不容易；说他哥一天书没念，却供他念到高中，现在母亲和哥哥不同意分家，他也没有办法。
天哪，我怎这么倒霉，走投无路把自己嫁出去，又嫁进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他们丝毫不为我考虑我却得作贤惠媳妇为他们尽义尽孝，我忍受了社会对我的不公，难道还要让我再去忍受沦为家庭奴隶的不公吗？
不行，坚决分！
当然，我理解婆婆，婆婆在家庭里的位置，近乎一个老佣人，我没来之前，每天做饭喂猪带孩子……几乎全是她的事，忙得她一天到晚不得闲。还要侍侯大媳妇一个接一个的月子，在大媳妇第二个月子里，她做小锅饭大锅饭，带孩子喂鸡鸭猪狗，又累又上火，大病了一场，好了后发现脖子肿大，是甲状腺机能亢进。
可儿子媳妇在一起过，尽管她享不到丁点福，但她似乎是家里的核心，就像一个烂桃子，烂是烂，可还都围绕桃核形成一个整体；一旦分开，家似乎就成了儿子媳妇的，她这个桃核位置就保不住了。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给儿孙当马牛，可婆婆偏偏不这样想，婆婆为了保全这个桃核位置，宁愿把自己变成一个佣人，宁愿给儿孙当马牛，可怜啊！
可是，我可怜婆婆，谁又可怜我？你既然软弱得不能为我甚至不能为你自己做主，那你就别再干涉我的生活我的自由了，你还是在家分开后安安静静跟儿子媳妇过日子吧。
就这样，在我毫不动摇毫不妥协的坚持下，余福江的那个虽然破乱却又不失坚固的家，最终牛蹄子两半了。
又一年后，婆婆死于心力衰竭。
在我没去他们家前，婆婆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就很严重，由于他们家太穷，再加上农村医疗落后，就那么一直抗着，我去时，婆婆的眼球已经突出，已转变成甲状腺癌。所以对婆婆的死，我没有太大的愧疚，如果说有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不该毫不动摇地坚持把家分了，如果我不硬坚持分家，她或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应该说分开家后，婆婆过了一年相当轻闲也相当平静的日子。她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一住半个月，什么事也不用管。因为婆婆有病，分家时有规定，婆婆住在谁家也不准让婆婆干活，生活方面还要比以前好，每天早上要吃两个荷包蛋。这些规定儿子媳妇都做到了，但我看出婆婆还是不快活，临到谁家吃饭脸色总是讪讪的，对什么也不过问，好像这不是她的家，她是多余的人。
这真是矛盾啊，我和婆婆的利益竟不能同时拥有，我要争取自己的生活自由，就得牺牲婆婆的利益，我要争取个人独立，婆婆就丧失了她的独立。一个软弱无能的女人，三十几岁就开始守寡，好不容易把儿子都守大，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个人却落得个寄人篱下的结局。这个结局是我不希望有的，而这个结局又恰恰是我造成的，我战胜不了社会对我的不公，却战胜了一个对我来说不算坏的小小家庭，让一个可怜的老人最终郁郁寡欢地离开人世，让我在胜利之后又时时受着良心的谴责。
天哪！我这一生到底是怎么了啊？为什么所有的苦恼不顺都让我摊上了。
1972年的5月，父亲因脑溢血去世。这个结局早在父亲和大家的预料之中，因父亲的血压一直很高。但父亲的突然去世，还是让儿女们悲痛不已，一是父亲的年龄并不大，才66岁，生产队好多像他这个岁数的老头，还是个好劳动力；二是父亲留下的遗憾太多，这些遗憾让当子女的想起来就心痛万分。
我这辈子没别的要求了，只想哪年能去北京转转，看看历朝历代的建筑，我就满足了。
父亲说这话那年50多岁，还年富力强，父亲一辈子喜欢古迹，喜欢社会和自然科学。对天文地理历史，对潮汐火山地震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还没上学，他就用鸡蛋绕着火油灯给我讲地球如何绕着太阳转，如何自转，讲潮汐、火山和地震产生的原因，讲楚汉相争和鸿门宴的故事，讲苏武牧羊，讲两次世界大战，讲甲午中日之战……如果父亲活到今天，有今天的条件，他会按自己的喜好走遍全国，会访遍全国的古城古都名山大川。可在当时，他不敢有太大的奢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北京。
按说父亲想去北京的要求并不算高，放在今天，根本不算回事。然而在当时，这个不高的要求对他却难于上青天，父亲从1957年夏天被戴上帽子管制劳动，一直到他去世。被管制分子是哪儿也不准去的。
现在我没有别的想头了，只要让我自由，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别把我关在家里当囚徒，我就知足了。
父亲说这话时已搬到庙前，庙前虽然没有缺乏人情味的知青，却来了几个不知因何名堂发配到农村走所谓“五七道路”的“五七战士”。有两个“五七战士”“政治觉悟”特高（社员说他们是为了早日回城假积极），来了就把眼睛盯上了父亲这样明牌的“阶级敌人”，三天两头来叫父亲下地劳动，说贫下中农还在田地里哈大腰流大汗，一个四类分子反在家里养尊处优。为了让父亲和劳动彻底决裂，我们把父亲的活动范围就限制在屋里和小院里，等于把父亲软禁起来。而父亲又是个勤快人，他并不想成天像囚徒一样呆在家里，这只能使他的血压有增无减。他的最大愿望是在家里，在生产队都不受限制，尽自己所能，想干就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累了就歇着。但这一要求对戴帽受管制的人来说，等于异想天开。
那一天，是初夏的一个午后，已快5点钟了，外边日头还热辣辣地晒着，我伏在地下的木柜上给哥哥写信，父亲坐在炕上呆呆往外看，说槐树花要开了吧？我说刚刚打苞。父亲说槐树花降血压，大开时捋点给他吃。正在哄我女儿玩耍的母亲和父亲开玩笑说你个老四类还没活够还怕死吗？父亲说无论如何我得活到摘了帽子，现在死了，戴着帽子入了土，叫我能闭上眼？母亲开玩笑说；戴帽就戴帽呗，多顶帽子还暖和。父亲说：那哪行呢？我腿一伸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可给儿女留下了多大的麻烦。
父亲说完这话不到半小时，就在上厕所时跌倒在院子里，跌倒没几秒钟，人就丧失意识。且开始呕吐，把中午吃的饭全都吐了出来……
我和母亲都明白这次父亲的病不同寻常，可能就是人们谈虎变色的脑溢血。我一边打发人去学校找余福江，一边跑到生产队叫马车，马车很快就来了，我和车老板及邻居一起把父亲抬上车，去十几里远的公社医院，车走在半路，余福江从他们学校抄近路追上了马车。
日头已经西沉，我知道父亲要随西沉的红日走了，去医院只不过是抱着一丝侥幸。一路上，车老板把马车赶得飞快，我守在父亲身边，不断擦拭从他嘴里溢出的黏液，父亲安然地合着眼，面色红润，鼾声响亮，像在舒适地酣睡。我想人真这么平静安祥地离开这个世界，倒也不失是一种幸福，可惜父亲一生命运多舛，最后还压着一顶无形的“帽子”而去。
在有生之年没有摘掉“帽子”，大概是他带到那个世界的最大遗憾，他哪里知道，只要在阶级社会，只要国家提倡阶级斗争，那顶“帽子”是摘不掉的，因为必须得有百分之五的人当贱民，当阶级敌人，不幸的是父亲成了这百分之五中的一个。
日头衔山，马车到了医院，医院的大夫都已经下班，留下值班的大夫给父亲量了量血压，听了听心脏，又打了一针什么药，最后摘下听诊器说：赶紧往回拉吧，恐怕到不了家。
大夫说得不错，马车离开医院走出不远，父亲的鼾声就逐渐微弱，最后，细若游丝的呼吸也停止了。
父亲走了，走完了他六十六岁的人生路程。凭他的病情，凭他的身体状况，如果换个环境，他完全可以再活些年头，决不应该在这个年龄离开人世，离开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