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谁知道，为了这个全民“小车化”，人们大大地搞了一次破坏，我村一个姓郭的老汉还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郭老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对大跃进怀疑不满的老百姓一下子都缄了口，谁心存不安也不敢说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因为上边提倡小车化，下边干部就号召全民都做手推车，没有材料允许上山砍树，于是人们不管做不做车都上山砍开了树，一时间，山上刚刚成材的小树几乎被砍光。
在“车子化”高潮中，小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学校命令五六年级的学生每人得做一辆手推车，不做就是思想问题。
手推车看似简单，只需一个车架一个轱辘，可那也得是手艺不错的木工才能完成，哪里是从没做过木工活的小学生做的事？可学校不管，非让学生都得做，学校领导也是被逼急了，大跃进嘛，人人都得敢想敢做，过去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要想，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得做。当时还有个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谁要不听上级指令谁就是右倾，刚刚反了右派，知识分子谈“右”变色，哪个人还想再当右倾？所以不管学生做得做不得也一律强迫做，如果谁不让学生做谁就是右倾保守。至于还未成年的学生会不会做手推车以及让学生做手推车会酿成什么严重后果，小学的领导和老师已顾不上去考虑了。
做手推车那阵，我上小学六年级，为做车一事愁得没法。对我来说，别说做车，上山砍树都困难。家里没有锋利斧头，我又不是砍树的把式，我只好把两条心爱的扎辫子的绿缎带送给了班里的一个大女生，让她帮我砍下两棵小腿粗的槐树，又帮我拖回家。
因为我家房子在道边，那一天，上山砍树的十几个男女同学把砍下的树都拖到我家院子里加工，大家七手八脚把砍来的树去掉树枝树叉，再剥掉树皮就没辙了，最后，一个男生想出办法，说去请一个懂点木工活的郭老汉来指点指点，于是几个男同学跑到郭老汉干活的地里，把郭老汉生拉硬拽拽来了。
那个郭老汉脾气躁，又是个过日子人，进院看见被我们剥得白生生的一院子树，心痛得立即骂开了：你们做大冤（作孽）哪，就你们这些小畜生也想做手推车？谁见过用湿木头做手推车？你们要是闲得手痒痒就尿尿和泥玩去，上自家的房子揭瓦去，别祸害别人！
大家挨了骂，心里都感到憋屈，就说：谁想做了？是学校叫做嘛，不做不行。
你们学校的老师混蛋！他们也不想想胎毛没干的孩子会不会做手推车？这不是趁心叫你们糟害东西？再说，这动刀动斧的，万一你们砍伤了胳臂砍伤了腿怎么办？郭老汉骂了两句，大概觉得这事也不能全怪学校，就叹了口气说，上级也是的，想个令是个令，呼喇巴（没来由，突然的意思）又来了个什么车子化，刚刚长得有点模样的小树让一个“车子化”全毁了，大人去毁还不够，连小毛孩子也跟着瞎搀合，败家啊！
郭老汉什么忙也没帮上（当然他也无法帮忙），只把我们臭骂了一顿后气呼呼地走了，据说老汉到外边见人又发了通牢骚，说这叫什么大跃进？我看就是大要（跃）命（辽南人习惯把“跃”念成“要），是折腾穷。”
郭老汉气头上图了个嘴痛快，而痛快过后是祸事上身，不知谁把老汉的牢骚反映到上边，本分了一辈子的老汉因此被打成抵触大跃进，压制群众积极性的现行反革命，挨了批斗，还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成为五类分子（当时右派也算一类）。
在共产风的狂飙下，多年来父亲一直精心侍养的十几箱蜜蜂全部被集体拉走，拉走后因没有人能摆弄那些会蛰人的蜜蜂，父亲历史有问题又不敢用，不久都一箱一箱地死掉了。说来这些蜜蜂也够多灾多难了，1945年曾经被苏联军人抢过，因为对军队没什么用才躲过一劫；土改时被村农会没收过，最后因为没有人会摆弄，才又物归原主。但这一次可不是以前了，这一次没收，父亲跟那些亲如儿女的蜂群彻底诀别了。
不光蜜蜂，我家以前用来装蜂蜜的大缸，土改时因为不值多少钱没有抬走，这一次则全被村里拉去，放在山上盛水搞农业抗旱；家里的铜火锅、铜盆都被搜走，就连母亲躺柜上上锁用的铜扣子也未幸免，被钳子钳下来为大跃进服了务……村里干部隔一两天晚上就要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动员大家把东西都交给集体。每人只留一个碗一双筷子到食堂吃饭就行。村干部说马上就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到那时候要什么有什么，你们还留着些破烂家什干什么？
1958年的金秋，在工业农业齐跃进的“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一声令下，人民公社就遍地开花，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平，即平均主义；调，即一切财产上交公社）的管理下，农村人多少辈子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了。
大跃进来临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大跃进在学校最先掀起的浪潮是停了课大搞勤工俭学，这一年的春天，学校各年级按上面的指示精神上山开荒种粮食，种大豆，种蓖麻，栽地瓜……口号是今后上学不用国家负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接着就参与地方的各项跃进：种高产田、修水库、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总之，哪一项里都少不了学生的影子。
那一阵子，我们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去包干户家扫盲，教那些前头学后头就忘的家庭妇女读书习字，口号是三个月内扫除文盲；或者一伙又一伙人拿着手电去各家的屋檐下照麻雀，除四害，口号是三个月之内把四害彻底消灭干净……
跃进跃到了秋天，学校更忙起来，动不动就停课，学生白天淘铁沙，说铁沙含铁量最高；晚上用拐筐往粮站送花生。黑灯瞎火，年龄小的学生拐一筐花生走十几里路到了粮站，筐里花生已所剩无几，大部分都吃了或掉在了路上。不送花生的时候就挑灯夜战，或者深翻地，也就是挖“战壕”；或者去哪个小庙拆砖头在学校的操场上盘小高炉。如果哪个生产队农活挤成了堆，生产队长就会找到学校，央求老师领着学生去给他们生产队扒苞米，割豆子，抖搂犁杖耥出来的花生，拾捡犁杖耥出来的地瓜……
那次淘铁沙一直淘到天寒地冻。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我们刨开冻得梆硬的地表，从里面掏出含有铁沙的沙子，然后一脸盆一脸盆端到封了冻的小河边，砸开冰层，在冰窟窿里像淘米一样一瓢一瓢把铁沙淘出来。我们一边哈着冻僵了的手，一边喊着不知谁编的歌谣：淘铁沙，为国家。不怕寒，不怕苦，这就是，造幸福。
那年秋冬，我摔坏两个脸盆，淘碎好几个水瓢，脸孔冻裂了，手脚冻烂了，其他学生也都好不到哪去，手脚都成了烂地瓜。我们淘出一堆一堆的铁沙堆在教室的后边，可惜这些铁砂没有造出幸福，最后都成了费了不少劲才处理出去的垃圾。
1958年的夏天，我们村似乎比别的村更紧张更热闹，一些人开玩笑说村里来地气了，玉皇大帝把幸运的雨点降到我们村了。
在我们村的西头，一大片一大片肥沃的庄稼地被铲平了，铲平时地里正长着已经高过人的苞米。从外地开进的工人队伍在铲去了苞米的地面上拉起了临时电灯，修了一条简易铁轨路，修这条路是为了往西大河运黏土筑大坝。
西大河也叫大沙河，离我们村三里多地。是一条从外县发源流入黄海全长四十多公里的大型河流，在河流流经我们的那个地方，要建一座全国规模的大型水库，几个月来，经过反复动员，靠河边几个屯的人都迁走了，说不久那儿将变成水淹区。空下的房子在没成为水淹区前，住满工程设计人员和前来实习的大学生，还有修建水库的部队官兵、工人、民工。推土车白天晚上三班倒，在简易铁轨路上隆隆轰响着往水库工地运载从庄稼地里挖出的黏土。
水库工地白天干活，晚上经常放电影，唱大戏，演杂技，让我们这些不在水淹区范围内，平日连电影都难得看见的农村孩子大饱了眼福，每到晚上，干了一天活的我们也不知道累，成群结队往水库工地跑，东西南北地赶热闹。
屯东头，一大片一大片平坦的菜地也被铲平了，在菜地上面建起土高炉群，建起一群，折腾些日子折腾不出铁，说高炉质量不合格，拆了，再建一群……
我们屯周围的山上出铁石头，含铁量不足百分之三十，但在当时却成了宝贝，招引大批国营和乡办的炼铁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来，屯里家家户户都住满了国营或乡办的工人和民工。这些工人和民工组编行动也一色军事化，队不叫队，组不叫组，一律称营、连、排。被编到营、连、排的“男女战士”每天吹着军号排着队扛着红旗上山，在山上与石头开战，男“战士”采矿石，女“战士”用小铁锤砸矿石。砸出的矿石堆成一座座小山，有的运走，有的在山下直接冶炼，山上山下，军号声，工人砸石声，运送矿石和煤炭的汽车跑动声，喇叭声，炼铁炉鼓风机昼夜不停的轰鸣声，高音大喇叭里传出的挑战声和叫号声（不挑战叫号就播放《大跃进》《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干活人吵吵闹闹的喧哗声……再加上村西头运土车昼夜不停的隆隆声，简直要把小小的村落抬了起来。
那一阵子，我十三岁，还什么都不懂，对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狂飙运动，内心满是激动，虽然公共食堂里只有苞米粥和窝窝头不供应菜，虽然自家因没有油多少日子也吃不上个炒菜，更别说开荤了，但我却天天在热血沸腾，从心里感受到大跃进洪流的雄壮、伟大，从老一辈到现在，祖祖辈辈谁见过这种阵势呢？养育了多少代人的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何时又出现过这种阵势呢？看这阵势，真的要像当时的大大小小的宣传里所讲，我们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到底什么样？比较具体的描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四两肉就面包。
面对眼前激动人心的大好形势，听着广播宣传里描绘的诱人的美好前景，当时我只恨自己早生了十三年，如果出生在1958年，不就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多享十三年福了吗？
然而，大部分过农村日子的庄稼人却不这样想，跃进刚刚跃了几个月，一些人就开始烦躁了，心里开始不安了，就像过惯了平静日子的农家，有一天突然来了个能说会道的亲戚，有的是新故事，有的是新点子，并口口声声说能帮他们过上好日子，这家人当然要感到新鲜感到振奋并且心存感激了，然而时间长了，当那些新故事新点子已不再吸引人，甚至变成胡说八道，变成胡闹，变成瞎折腾，于是大家就由最初的相信变成怀疑，怀疑他神经不正常，有精神病，这个病有一天会连累大家，会给虽看起来沉寂但也算祥和的日子带来不测，带来灾难。一些人私下里嘀咕：活了半辈子，没见过现在这么多的蹊跷事，也不知这些蹊跷事都是谁想出来的？怎么想出来的？
一些人已经开始把天上出现扫帚星跟眼前的大跃进联系到一起，说大跃进就是扫帚星出现的应验。
1959年继续跃进，但跃进跃到了1959年，人们的心已经彻底地冷却了，对天天喊叫在口头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已彻底失望，随着一项项新计划新点子的破产，大家对那些震天响的歌声口号，对咋咋呼呼的叫号挑战和打擂比武已由厌烦到烦不胜烦。我承包扫盲的那家大嫂，男人还是生产队的干部，晚上大嫂一听见街上有人喊“开会了，开会了”，她就小声说：遭罪了，遭罪了……每当村东头炼铁工地或村西头水库工地的大喇叭一响，她就骂：又不知嚎什么丧了，嚎吧，可劲嚎，不把家家日子嚎得不能过了不歇气。
到了1959年，公共食堂每况愈下，食堂里的粮食越来越少，苞米面窝窝头已改成菜窝窝，苞米稀粥已换成疙瘩汤或菜糊糊，而且限制数量，每顿饭只能维持个半饱，社员在能喝上苞米粥和吃上窝窝头时还想着苞米面大馅饺子或用苞米面烙个茄子合轧个河漏什么的，现在则什么都不敢想了，只求苞米稀粥能喝长远苞米饼子能吃长久就知足了。
然而，共产风还在继续刮，四两肉就面包的共产主义宣传还在作，大跃进还在搞，不光搞，还加大了力度，反起了右倾，谁稍有抵触情绪，谁就是右倾。一些爱关心国家时事的人都听说中央的彭德怀就因为抵触大跃进成了右倾反党分子，中央的大人物尚且落得如此结果，下面的小老百姓还不得规规矩矩？不过这样一来，靠土地过日子的农民都迷茫了，都不知道往后这日子该怎么过了。由于前景迷茫，更加上眼前肚子弄不明白，农村人的情绪普遍消沉，对那遥远的每天四两肉就面包谁也没有兴趣去畅想了，所以当大小队干部开会时号召大家打起精神，苦干他三五年共产主义就来到，幸福生活就来到时，胆儿大一些的农民就背地里议论：还苦干三年五年，还共产主义，还幸福生活，再这么折腾下去，只怕等不到三年五年，大家就要喝西北风了。
1959年的秋天，我小学毕业升入新金县第七初级中学。
县第七初级中学是1958年建立在我公社的一所农村中学，离我家十多里路。辽南地区属于丘陵地带，山包包一座连着一座。有山就有沟，有沟就有水。我每天上学要跨过四条小河，翻过三个山包，穿过两个屯落才能走到学校，真正像歌剧《刘胡兰》里所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我每天饭盒里装着几两从公共食堂里打来的菜窝窝，就这样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地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开始我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学校倒是有住校部，但只收那些比我还远，跨山越水比我还多的外公社的学生。
虽说是新建立的农村中学，学生大部分走读，而且饥饿已不知不觉地在学生的饭盒中显露出来，但学校的气氛却像大跃进刚开始那阵，红火热烈。刚入学那阵，我的印象是教师授课并不紧，学校各项活动倒是特别多，不是各个年级开会进行打擂比武（那年月打擂比武成风），要各个方面都来个跃进，就是学校举办各种朗诵比赛或歌咏比赛，每天下午文体活动时间，操场上，教室里，歌声此起彼伏，这儿唱的是：红旗盖山河，人心红似火。干劲冲破天，歌声贯银河。意志似钢铁，智慧赛诸葛。举起万把锄，地球打哆嗦。
那儿唱的是：……你看那千里长虹跨长江，你看那拦洪大坝立黄河，公路直上昆仑顶，千里戈壁走火车，高炉遍地闪红光，新疆石油流成河，
诗歌朗诵会上，这一个背诵的是：铁镢台，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交水交水我照办。
那一个背诵的是：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
红红火火的日子才过了半个月，新鲜劲还没完，学校又开始停课支农了，到中学附近各小队帮助秋收，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每天饭盒里只能装点窝窝头的我，步行十几里路到了学校，再从学校排着队唱着歌去各生产队扒苞米、割豆子，抖搂光用犁杖耥出来却没人抖搂的花生，往一起收拾光用犁杖耥出来却没人收拾的地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