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肚子里总觉得缺东西，老师和学生干活都没劲，对生产队永远干不完的活计都产生了逆反心理，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唱着“拿出革命干劲来，拿出革命干劲来，我们快马加鞭跑得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一边有气无力应付差使，结果一天一天耗着，却并不见干出了多少活。
在没完没了的“支农”中，我刚入学的那股兴致又迅速消失了。多少年后的学生，为升学率被老师成天关在教室里不胜其烦，而我们那时，则对每天干不完的活不胜其烦。这是干什么呀，小学阶段为大跃进已荒废不少学业，中学阶段如果长此下去，学生还能学到多少东西？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更大的灾难，更大的荒废还在后头。
公元1959年是个欠收年，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这一年苞米瞎地瓜瞎花生瞎什么都瞎，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少见的瞎年头。
记得时间已到了深秋，天上都飘雪花了，放学回家，一路上所见都是生产队的瞎地瓜瞎花生还呆在山上饱受冷落，饱受寒风肆虐，生产队的青壮年都不在家，不是参加炼钢“大兵团”就是参加深翻“大兵团”去哪儿“作战”了。
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不仅仅是体力弱耽误了秋收，更主要的是他们思想有问题，缺乏劳动积极性。说实在的，就生产队那点破活，如果把它们下放给各家各户，告诉他们多收多分，即使所有的男劳动力全部参加世界大战去了，在家的老弱病残也能背的背扛的扛一夜不睡觉地把它们请来家。可放在生产队大呼隆干，那点有限的活就像放在神话故事的宝槽（一个好心眼的穷家男孩，得到仙人赐给的一个石槽，石槽的功能是只要放进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可以取之不尽）里了，怎么拿怎么有，没完没了。不知是两年来的大喊大叫把人们的思想都喊麻木了，还是大锅饭的优越性使他们认识到干与不干都一样吃饭，反正“病号”多，有“事”请假的多，办公共食堂办托儿所办幼儿园也没把妇女劳动力从家里解放出来。那些好容易被队干部吼着，求着才从家里轰出来的家庭妇女，个个像上了大烟瘾，有气无力，干起活像应付洋鬼子，能磨就磨，得蹭就蹭。看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好像地球已经到了末日，大家过了今天就不要管明天似的。
面对眼前乱糟糟的现象，人们心里都惶恐不已，都明白再这样闹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惶恐归惶恐，谁又能奈何了“大好形势”？有一次下午开班会，班主任不讲班级事情，却独出心裁地让我们讨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政策会不会产生不干活的懒汉，大家当然说不会，班主任就追问为什么不会，有的同学说谁不干活不让他，班主任说人家说有病不能干啊。有的同学喊不干活不给他饭吃，班主任说不行啊，咱们的政策是“按需分配”。有的同学说给饭吃是给饭吃，但不干活或者干活耍懒的少给。班主任又说，那也不行，那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共产主义政策要求……
讨论来讨论去，答案其实就一个：那“取消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政策与农村的实际情况脱离太远，根本行不通。在当时情况下，那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理想社会，不过是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悬在空中的乌托邦罢了。
当然，在那时，我们这群刚上中学的学生还认识不到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什么是乌托邦，但大家凭直感，凭个人和周围人的思想状态，都觉得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出的这一套那一套的计划就像中学课本里皇帝的新衣，像农村家家户户纸糊的窗户，稍一戳就破。
然而，大家心里都明镜儿似的，却谁也不肯捅破那层窗户纸，就那么像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煞有介事地争论不休，争论到最后也没得出个结果。后来想想，很可能班主任本人对大锅饭，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风持怀疑态度，但又不敢说，就故意出这个题目难为学生，想看看学生怎么说。他以为中学生年少无畏，敢讲真话。岂不知在那政治挂帅，假话空话连篇，阶级斗争又是那么尖锐的年月，中小学学生也学得跟鬼一样精，大家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掩藏起来，为了不像那些多嘴多舌的右派自取倒霉，为了不像那个痛骂我们的郭老汉惹火烧身，都宁肯看皇帝赤身裸体游行也不说一句真话。
也许还没有真正尝到饥饿的厉害，那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还是纯正的（起码我这样认为），没有大偷大抢没有小偷小摸，（也许有人往家拿我不知道，不然大饥荒一来为什么有的家庭就好过一些？）就像我吧，走在上下学的山路上，明明肚子在咕咕叫，对小道两旁的大豆花生地瓜之类却从来目不斜视，好像它们是一堆堆没有用的垃圾，跟饿得已向我提出抗议的肚子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61年，当我饱受了两年的饥饿折磨，已经濒入死亡边缘时，才真正懂得了粮食对人的重要，当我空着肚子一次次晃悠在上学下学的山路上，饿得两腿发软两眼发花时，当家里已无隔宿之粮一家人陷入悲观绝望时，我才怀念起59年那些扔在山上没人问没人管的好吃东西，心想时间若能倒流，我再不会那样犯傻，上下学路上我一定把满山的花生地瓜吃个够，还要学田鼠，往洞里搬一些好越冬。可时过境迁，后悔也没有用了。
1960年的秋天，村里开始恢复平静。西大河水库停修了，挖了村里上百亩良田的黄土筑好了的一截大坝据说质量不合格又掘了，大坝掘了工程也下马了，曾经蜂拥而来的部队官兵、工人、民工、实习的大学生还有那排山倒海的建设物资又都忽地不知去向。村四周的铁矿和村东头的炼铁炉也都偃旗息鼓了，从各地招来的“官兵”又都“复员”成了民工，回到各自的家园去品尝饥荒的滋味了，只弃下一块一块被翻腾得千疮百孔的土地，还有堆得小山一般的矿石和炼铁炉里“炼”出来的渣滓，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岁月。
各村的公共食堂解散了，各村的托儿所幼儿园停办了，各村小学的学生早就不在学校住宿了……
公共食堂不像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学生在学校住宿那样，还在1959就干脆利落地停办了，公共食堂是断断续续，时停时办，藕断丝连地一直延续到1961年才彻底解散。
1960年的春天还没过去，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断炊了，食堂没有粮食开火，便把天大的难题踢给了老百姓，叫老百姓自己回家想法解决吃饭问题。
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一连两年，生产队的粮食除了上交，其余的都征集在公共食堂里，公共食堂无米下锅，老百姓家又往哪去生粮食？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一歇火，我们全家就傻了眼，袋里无一粒米，瓮里无一星面，拿什么解决肚皮问题？不善于经营农民日子的父母平日根本没想到在越来越不妙的局势下为自家储备一粒粮食，可话又说回来，即使想到了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消极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公共食堂，交给集体。
村里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家占多数，大家叫苦连天，说生产队不管，只有等死了。于是生产队的干部下去挨家翻，看谁家有粮食还在叫苦，是谁在有爹爹哭爹爹，没有爹爹也跟着胡咧咧，最后确实没翻出粮食的家，叫去食堂领点剩下的苞米面。我去食堂领了二斤苞米面回来，母亲把上年秋天收拾在那儿的干萝卜缨子洗一洗放到锅里烀，烀烂了捞出来剁碎，再抓把苞米面做成菜糊糊，全家勉强对付了几天。
再后来，像我们家这样瓮袋皆空，嗷嗷待哺的困难户就只能靠生产队发救济粮打发日子了，指望生产队说不定多少日子能发点数量少得可怜的大麦小麦之类，再把它们磨成细细的粉面，再让细细的粉面率领着家菜野菜来糊弄已经前腔贴后腔的肚皮，维持已经开始面黄肌瘦的小命。
即便这样，公共食堂还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有时上边来了点救济粮，生产队不发给社员，而是在公共食堂做，让社员再到食堂把做好的食物打回家去吃。
在公共食堂做，这无疑又是个极不明智极愚蠢的举措，一斤粮食放在公共食堂做，只能起到一斤粮食的作用，而把一斤粮食发到老百姓手里让老百姓自己掂量做，快被饥饿逼疯了的老百姓会把一斤粮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一斤能顶几斤用。于是公共食堂刚开火就遭到了急等粮食下锅的社员强烈的反对，社员骂生产队的队长脑袋灌进了迷魂汤，明明知道是个脱裤子放屁的破食堂却非要坚持办，也不知想图点什么？有些厉害社员还威胁队长，说如果他再坚持让大家伙吃食堂，他们就把公共食堂的锅灶扒了，把粮食抢了……骂得队长苦不堪言，只好把食堂偷偷解散，生产队长怕解散食堂上边来查不好交代，千叮咛万嘱咐，要大家嘴巴严点，对外千万不能说公共食堂不办了，队长可怜兮兮地说：大家行行好，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别炒了豆大伙吃，砸了锅是我一人的事。
到了秋天，新秋粮下来，公共食堂又死灰复燃了几天，生产队长让几个妇女到长得较好的苞米地里掰回一些青棒子，把尚未僵面的苞米粒擦成糊糊状，掺上青菜做成菜糊糊，让社员打回家吃，大家对生产队的这一举措还算满意，因为这多少解决了一些人家无米下锅的燃眉之急，但大家一边端着泥瓦盆去食堂打一些绿不绿黄不黄的稀糊糊，一边还是笑骂生产队长就会走形式，就会干扯淡事，把个食堂开得还没有小孩过家家有意思。队长被骂的苦着脸，说这是上级的指示，我有什么办法。
听说是上级指示，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但心里都想不明白，公共食堂明明臭不可闻，为什么非要硬撑着呢？上边怎么就不看看下边的实际情况非把大家往绝路上逼呢？直到多少年后，社会舆论相对自由一些时，我才从一些材料上得知，那是领导人为了顾全面子，硬不让公共食堂解散的缘故。
1960年的秋天，曾经是留苏预备生的四哥考上了锦州农业专科学校，一般情况下，大学通知书在八月份就到了，而四哥的通知书直拖到九月底才来，在全家人都认为四哥上学无望了的时候来的。
四哥接到入学通知书，也到了开学报到的时间，母亲急急忙忙为四哥准备行装，父亲则安慰嫌学校不好而情绪低落的四哥说：你也别心高了，有个地方去就行，有没有本事不在学校的好坏，主要看自己努不努力。
四哥上学时想顺路去看看劳教的二哥，并带上我。
二哥刚去劳动教养是在一个叫许家屯的地方，二嫂，还有大哥三哥都去看望过，他们说二哥在那里待遇还不错，不受什么大罪，就是人身不自由，不让随便活动，不让回家。到了1960年，情况紧了，他们那批右派又被转移到一个新劳改所，新劳改所在沈大线上的一个镇郊，离我们家七十多里地，四哥上学正好路过那个地方。
听说我也能去看二哥，我简直高兴死了，那天晚上觉都没睡好。我太想二哥，我快两年没见二哥了，尽管二哥所在的地方离家很近很近。
另外让我激动难耐的是这次去看二哥要坐汽车火车，说也可怜，我都是初二的学生了还没坐过汽车，火车连见都没见过，这次可要好好坐坐汽车坐坐火车过过瘾了。
在焦急不安中我熬过了两天，终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和四哥坐上了开往县城的汽车。
嘿！第一次坐汽车，那感觉真叫棒哎，汽车跑起来飞飞的快，路两旁的人啦，树啦……像演皮影戏似的忽地向我扑来，又倏地向后退去。不知甩下多少人，撇下多少树，离我家三十多里地的县城就到了，我们需要在这里换乘火车，坐上火车只走两站就能到达二哥所在的劳改队。火车坐上去能美到什么程度？我不能想像，我只觉得心怦怦跳，又痒得难受，像有无数小虫子在爬。
四哥说火车还得一个多小时才能进站，给我半斤粮票一块钱叫我去车站前的一家小饭馆吃点饭。早上起来，急不可待的我，慌慌张张的一口饭也没吃进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估计中午已经过了，我的肚子空得前腔贴后腔，但我却不想去，害怕误了火车。四哥说不怕，火车是按点进站，不像汽车没有准。
我仍有些不放心，但四哥一直逼我去，说有他在火车就扔不下我，我才忐忑不安地跑进那家小饭馆。小饭馆里卖的是份儿饭，每人二两小米面发糕，一碗白菜汤，还有那么一小堆炸丸子。我刚买好，就听见外面火车叫，吓得我扔了菜汤，包上发糕和丸子就往外跑，跑到四哥面前，见他没事似的在看一张报纸，这才放下了心。
四哥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笑着说：真是乡下佬，没……待见到我手中的丸子，他的眼唰地亮了，忙问饭馆还卖饭吗？我说卖，他就腾地站起，叫我看着行李，把发糕吃掉，丸子留下。
四哥走后，又过去两趟火车，我粗粗数了数，都是三十多节。我急得心里火烧火燎，可四哥就是不回来，我想去找，又怕行李丢了，只好在原地跺脚。终于，四哥回来了，笑嘻嘻地捧着一包丸子。我气急败坏地告诉他火车已过去两趟，他说那是货车，拉客的火车是绿车厢，不到点不来。他坐在行李上慢条斯理地把两包丸子用纸包好，又包上一层手绢，喜滋滋地说：这可是点好东西啊！
从1958年农村吃公共食堂到现在，我几乎忘了油和肉是什么味道。从公共食堂解散，我们一家人就有一顿没一顿的熬日子，饥肠辘辘好容易熬到了秋天，生产队提前放倒一些长得较好的苞米稍微晒晒借给大伙，我总算吃了几顿饱饭，但油还是白想，我已经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吃上炒菜，更不用说炸丸子了。这次去看二哥，家里什么也拿不出，所以四哥说这不足一斤的油炸丸子是好东西，我完全明白。
九点左右，我和四哥终于钻进一节绿皮车厢，想到自己也能坐进这呼啸可怕的怪物肚子里，就觉得像在做梦，我悄悄掐掐手，痛，明白不是做梦，是真的。
当我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坐上了汽车火车，我又觉得自己好了不起，觉得自己一下子从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农村孩子中脱离出来，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没坐过汽车火车的多了，大跃进之前，一村里偶尔开进一辆汽车，大家会像看西洋景一样地围上看半天。
火车徐徐开动了，稳稳的，速度似乎也不快，不像坐汽车那么过瘾。我一会儿在过道中串，一会儿趴窗往外看，车里人不多，我还在一张空椅子上躺了一会儿……总之，我要尽情享受一下坐火车的滋味，回去向那些还没见过火车的伙伴吹起牛来好有充足的本钱。
我躺在硬硬的长椅上，恍惚像躺在童年的小摇车里，只是那时听到的是妈妈哼哼呀呀的催眠曲，现在则是火车有节奏的哐啷哐啷声。躺了片刻，我又倏地爬起，问坐在对面打瞌睡的四哥：四哥，你说这火车响声像什么？
像什么？四哥听见我问睁开了眼。
像咱妈做饭拉风箱，你听，哐——啷——啷，哐——啷——啷，是不是？
是，是。四哥大笑起来，说我真会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