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几年过去了，但是金末玉一想起亲人，就不免两眼发直，坐着发呆。施有为说：“如今海禁放松，往海外发信不那么严了，不管你大哥现在在哪里，只要当年他在香港的地址还能够找到，不妨写一封信到香港去试探试探。”金末玉依言姑妄试之。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像是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到了六个月之后，都觉得不会有希望了，忽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妹妹：收到你寄来的信，真是悲喜交加。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现在定居日本，一切都好……”看了这封信，金末玉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失声痛哭！
自从与大哥联系上以后，八十高龄的大哥也为小妹妹年过知命喜结良缘而高兴，尽管他依靠给工厂翻译产品说明书为生，收入并不多，当时中日之间也不能汇款，但是通过海运，东西倒是能够寄的。于是吃的、穿的、用的、玩儿的，包括大陆当时还很少见的折迭伞、尼龙绸的丝棉袄、钢管架子软塑料壁的大衣橱、荷兰风车式的八音盒之类，都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寄了来，把他们那间小小的房间布置得像日本家庭一样，把个施有为打扮得像个日本人一样。这两口子的生活，在劳改农场里要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转眼到了1979年。那一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先后给许多右派和“反革命”改正平反。金末玉想想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背叛祖国的言论与行动，仅仅因为是川岛芳子的亲妹妹，就稀哩糊涂地被揞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罪行，实在太冤枉了。既然别人受了冤屈能够平反，为什么我的冤案就不能得到平反呢?她鼓起勇气，把自己当年因为受到胞姐川岛芳子的牵连而蒙冤被判十五年徒刑的经过详细地写了出来，直接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不久，果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他们把金末玉叫到队部去，反复询问当年定案时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让金末玉写了补充材料。这三个人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她就收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这时候，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正在原单位国家语委等待安排工作。不久金末玉也落实政策，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北京。金末玉被安排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施有为则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里专门伺候夫人。当时他们住在明光村政法大学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小小的两间住房，布置得一半儿像日本家庭，一半儿像中国家庭。施有为除了全力伺候夫人之外，还抚养一个在清河农场认来的干儿子的孩子，每天喂奶洗尿布，忙则忙矣，却是心甘情愿的。要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正是千金难买的“天伦之乐”呀！
1982年10月1日，两口子一起到日本去了一趟，专门看望风烛残年的哥哥和四十年没见面的当年的同学——当然也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当她在东京成田机场与昔日的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性格坚强的金末玉不由得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金末玉与哥哥失散了近半个世纪，如今白发相见，难免唏嘘哽咽，而施有为老了老了，还有机会出国旅游一番，却显得特别高兴。
当年的老同学都来劝她两口子就在日本定居。但是金末玉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日本再好，总不是我的祖国。自己作为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人，理应为恢复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作出努力。于是一个艰难而庞大的计划在她的心中逐渐形成：她的晚年，要在北京办一所专门教中国儿童学日语的学校，让这些儿童长大以后，继承她的志愿，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
但是这个计划正在设想与筹备中，另一件更加要紧的事情却占去了金末玉的主要时间，不得不把办学的事情先放一放。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女作家上阪冬子访华，特地拜访了金末玉。金末玉跟她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上阪冬子十分感兴趣，激动地对金末玉说：“你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书、就是一部活的当代史嘛！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写出来交给我?我可以在日本帮你出版。”
上阪冬子走了以后，金末玉就把办学的事情暂时放了下来，专心一志地开始写她的回忆录。书既然要在日本出版，她自己又精通日文，所以稿子是直接用日文写的。1986年11月，金末玉的长篇回忆录《清朝王女的一生》由日本中央公论社正式出版了，作者的署名是“爱新觉罗·显琦”。——此书现在已经有了中文版，是陈喜儒先生翻译的，198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初，金末玉的儿童日语学习班终于正式开办了。她给学习班起名为“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当然是她那颗金子一般的爱心，但也很可能暗喻她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
1992年5月12日是我的六十大寿，当年的“窗友”们纷纷前来祝贺，把我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挤得连插足的空档都没有。施有为特地提了六瓶真正的五粮液（五粮液是中国名酒，但是市场上假酒特别多，真五粮液不但贵，而且难买）来我家祝寿，让大家一醉方休，给餐桌上增添了许多欢乐的空气。可惜那天金末玉忙于她的办学活动，没能与施有为一起来我家共度良宵。
席上施有为说起金末玉办学写书的经过，我说：办学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她的这部书没有你施有为写的一个字，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你施有为的一分功劳。这就好像我写的书一样，尽管我老婆没有参与，但是如果没有她把家务事儿全给揽了过去，我能够每年写出几十万、上百万字的著作来么?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收费低廉，入不敷出，没办多久，就面临着关张的威胁。为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又要让学习班继续办下去，她决定赴日本募捐。1993年8月14日，七十五岁高龄的金末玉飞赴日本，开始她的跨国募捐大行动。许多善良的日本人纷纷慷慨解囊，有捐钱的，有捐物的，也有捐书本的。1998年8月，八十高龄的金末玉又一次从日本募捐回来。这是她1992年之后的第十三次旅日，也是她第十一次为募捐飞赴日本。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能够成为目前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门学校，与创办人金末玉和施有为的爱心，与善良的日本友人的爱心，是分不开的。
1994年，金末玉的爱心日语学校搬到廊坊，由她的“干儿子”出任董事长。她的干儿子原名李卫华，是在清河农场劳动教养的时候认金末玉做干娘的。当时施有为在教养大院门口值班看大门。李卫华解除劳动教养以后，改姓干娘的姓，到日本去经商（可以想象，当然是得到金末玉的帮助的），没几年就带回50万块钱来。不久就以爱心日语学校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廊坊大学城开发公司，由金卫华任董事长。这家公司开办的时候注册资金是5000万元，不久就追加到一亿元。金卫华“本事”很大，各方面交际广阔，自称手头有56亿可以周转的资金，开着160多万元一辆的高级小汽车，在廊坊市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业务发展得十分红火，还把他的兄弟亲属都弄到廊坊来，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是到了2004年，先是发现他造的房屋质量不好，后来又发现他拖欠好几家建筑公司的建房资金，被建筑公司联合起来告上了法庭。最后查出来竟有20多个亿的亏空。金卫华补不上这个大漏洞，只好逃之夭夭，一直没有找到他。关于他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的历史背景也被记者调查出来，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对金末玉的打击当然很大。不知道他们两口子会不会因此而影响身体健康。
我也很感慨：“改革开放”以后，怎么一批从劳改队出来、没有资质却有胆量的人会先富起来?——答案是现成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成功了是白捡；失败了，无非回劳改农场吃窝窝头，怕什么?”
金末玉和施有为，虽然在劳改农场经历了二三十年，但是他们没有在劳改队学会油滑，依旧以诚待人。金末玉的一生，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在教养队认了一个小偷儿做干儿子，是她最大的错误。别人是“认贼作父”，而她却是“认贼作子”，而且把自己的一生都押在这个“贼”的身上，的确糊涂！
2006年，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录制了一档专题节目，《八十八岁的小格格》，上下两集，将近90分钟。鲁豫称赞金末玉：“您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老太太。”这档视频节目，现在仍可以在网上搜索到。
在这档视频节目中，能够看到许多金末玉以前的老照片。她所叙述的经历，也基本上和本文的描写相同。只是在讲到她的第二次婚姻时，她没提我这个介绍人，而说“是由政府安排的，是个南方人”。鲁豫问她：“干什么的?”她笑着回答：“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这当然是幽默，也只是她一贯的恢谐风格，而不是要故意隐瞒什么。因为她许多文章和答记者问中，都明确说过她的第二个丈夫是“清河农场的技术员，是个土专家。”
至于她提到的“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也的确实有其人：指的是刘祖慰。刘先生是上海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新中国一成立，他千难万难回到了中国，却不被重用。他在新华社当夜班英文编辑，只有改正错别字的权力。1955年肃反运动中，开疑他是“派遣特务”，而且不顾他夫人正在“月子”中，抄检了他的家，查找“罪证”，把他家的床铺都拆了。1957年，他仅仅说了一句“希望你们以后办事要过过脑子”，又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团河农场，我和他同一个班；在清河农场，他和我、和施有为同一个中队，当然和施有为两口子也很熟。“把施有为打扮成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刘祖慰说的。落实政策以后，刘祖慰出任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金末玉在“鲁豫有约”中说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是“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完全是开玩笑，是临时抓刘祖慰这个老朋友来“顶缸”的。这是金末玉一向的幽默性格，没有别的意思。
金末玉今年九十四岁了，我除了在媒体上看见她的名字以外，也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到她和施有为。谨用这篇文字，来祝愿他们两口子，晚年更加幸福，健康长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