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西村，有对“老鸳鸯”，几乎无人不晓。
所谓“老鸳鸯”，不是水禽，而是指一对儿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因为这对儿夫妻不论何时何地，不管是出工干活儿还是小组学习，女的总是跟着男的，坐在一边看着男的干活儿，听着男的开会发言，永不分离，风雨无阻，形同鸳鸯一般。更巧的是男的姓袁，女的姓杨，合在一起，正好是“袁杨氏”，与“鸳鸯”谐音。
据知道他们底细的人说：这个老袁，原来是个国民党职业特工，不过并不是军统局息烽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嫡系分子，而是从华北杂牌军那里被蒋介石收罗过去的。20世纪50年代，他从台湾被空投到广东，一落地，他自知在群众的天罗地网下根本无法潜伏，更无法进行活动，于是就向广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了。
这个杨氏，据知道她底细的人说，从前年轻的时候，原来是门头沟煤矿的一名暗娼，是当时当地有名风流的“小白鞋”，还是矿上某个地头蛇的情妇。解放后地头蛇被枪毙，她先后跟过好几个主儿。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认识老袁的，总之是我到清河农场的时候，据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杨氏没经过劳改，不在农场职工编制之内，只是个“职工家属”的身份。
这两个人的来历都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怪就怪在像老袁这样的老牌特工，按说应该是个十分能干的“全才”才是，即便不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007那样精通几国语言，善于应对突发的情况，长于化装，飞机、汽车都会开，枪法特别准，发报、滑雪、溜冰、游泳样样会，能够在各种各样意外情况下保护自己、完成任务并安全脱逃吧，至少应该聪明机灵，善于随机应变才是；身体也应该很棒才是。可是实际上老袁的知识范围很窄，生活能力极差，体力也极弱，干什么都不行，走路慢吞吞，连说话的声音也是瘖哑的，是个窝窝囊囊的干瘪老头儿，只能干点儿不动脑筋不花力气的杂活儿。在马号值班，电灯灭了，他连换根保险丝都不会，宁可摸着黑走半里路找电工来接上。在小组会上发言，不知道以色列是什么国家，也还情有可原，有一次说起“帝国主义”，他的解释居然是：“帝国主义可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像英国和日本，因为他们国家有女皇和天皇；另一类是名义上的帝国主义，像美国和德国，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皇帝。”又有一次说起“水平线”，他说水平线是绝对水平的，不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都是展平的镜面。因此，地球并不是正圆形，而是像一个苹果两面各切去一小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却一本正经，说他的话绝对正确。
有人开疑他这是假装的，但我冷眼旁观，认为他并不是装的，也不是那种“大智若愚”式的人物。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很明确，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身份掩护了。
以上种种，都还不奇怪，真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干过大事”的人，却被一个老妓给治得服服帖帖，她叫他怎么就怎么，让他往东不敢向西，让他下面条不敢蒸馒头，呼来唤去的，老袁竟不敢说个“不”字。
星期天两口子包饺子吃，包完了以后，必须让她吃饱了，然后老袁再吃。不但饺子要老袁煮，还要让他一锅只煮10个，一锅一锅接着煮，多煮一个不许，少煮一个也不行。
他出工，在菜园干活儿，他那老婆先是跟到菜园，然后在地头一坐，看着他干。收工了，跟着他一起回宿舍，再一起到食堂买饭，风雪无阻，天天如此。别人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跟，她振振有词地说：“我得监视着他，我一离开他，他就往台湾发报！”
他铡草喂马，他老婆给他打下手，往铡儀里喂草。中队考虑到这是两个人干的活儿，也给他老婆开一份儿临时工的工资。
他在马号值夜班喂马，他老婆也在旁边陪着。这可是一个人干的活儿，中队不但不给他老婆开工资，连夜班饭也没她的。她就与老袁分着吃那一份儿夜班饭：一共二两五面条，一人吃一两二钱五。
老袁的年纪其实还不到60岁，但是满脸皱纹，牙也掉得差不多了，看上去比70岁的人还老。他既没钱也没劲儿还不风趣，照我看，任何一个年轻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但是那老妓的醋性却特别重，只要老袁跟别的女人说一句话，她当场就翻秧子，说他“有外心”了。菜园工不是女的就是老的，老袁在菜园干活儿，总免不了要跟女工说句话，但却每每为此闹得天翻地覆、沸沸扬扬。有些女工为了逗她生气，故意没话也要跟老袁说上几句，目的就是要他老婆出来一场大闹，逗大家一场大笑。
正因为如此，他在菜园干不了多久，队长就把他给调出来干杂活儿了。
他老婆的醋意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用这样的实例来说明：每晚睡前，他老婆要把房门用锁在里面锁上（她家的房门特殊：内外都安有钌铞儿），把锁房门的钥匙锁进桌子上的一个木头匣子里，再把锁匣子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这还不算，等老袁上床以后，她还要在床前撒上一层炉灰，第二天早上先看看炉灰上有没有脚印。据说这都是为防老袁半夜里溜出去跟“浪娘们儿”偷情。纯粹一个性心理变弁的典型！
她这样作为，老袁都能够忍受，就已经够可笑的了。更可笑的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于家岭西村距离丰南震中只有50公里，房屋几乎全部倒塌。那天夜晚，他老婆按例把房门加了两重锁，当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他老婆来不及先开木箱取出钥匙来再开门，手足无措了。幸亏老袁是受过特务训练的，急切间还懂得应急的办法，一脚把窗户踹开，先把他老婆推出窗外，然后自己爬了出来。只差几秒钟，两个人就都砸死在房间里了。大地停止颤抖以后，从屋里逃出来的人纷纷聚在一起讲述自己是如何逃离房间捡得一条性命的经过，他老婆也在有声有色地叙述自己如何锁的房门，如何来不及开锁以及老袁如何踹开窗户抱她出来的故事。就在她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儿四溅的时候，有人发现他们两口子全都赤裸着身体，喊了一声：“老袁，你没穿衣服！”他老婆这才醒悟过来，转身跑了。她的房间只塌了前脸儿，正好爬进去取她的衣服。幸亏这时候没发生余震，要不，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性命，又要送走了。
1979年底，被错划的右派首先落实政策。政府也悟到了“劳改队只进不出”的政策，使得公安局的包袱越背越重，不得不开始“卸包袱”，能够放的尽量放。老袁这样的老牌特工，由于失去了作用，更不怕他逃跑，终于也被放了出来。有人看见，他们两口子在丰台开了一家小饭店，生意还可以，生活状况也不错。
1976年3月，我和娟结婚以后，从浙江回到了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西村。我走之前，由宣传员赵植林张罗着收了哥儿几个105块“份子”钱。这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30多块钱收入，每逢中队里有人结婚，就是好朋友，一般也不过送3块5块钱的贺礼。我的人缘儿好，面子大，朋友们一送就是5块10块，没有一个送3块钱的。如今我新婚归来，除了房间里放着喜糖和烟卷儿招待前来拜访的人之外，对于送过贺礼的朋友们，总也得有点儿表示才是吧?
我离开缙云的时候，娟就想到了我回农场以后如何请客答谢的问题。她给我从食品站买来一个十几斤重的腌猪头，又请老丈人专门为我做了七八斤纯瘦肉的小香肠，加上腊肉、炸白薯片儿、黄花儿菜等等土产，装了整整一旅行包。回到农场，我又买了几斤肉、蛋、蔬菜和二锅头之类，请食堂的掌勺师傅给我做了两桌菜，就在我住的房间里，专门招待送过贺礼的朋友们。
清河农场的就业人员大批疏散到山西去以后，各分场的空房很多。我们原来是五六个、七八个人住一间房，如今有了那么多空房，就纷纷自动地搬进空房里去住。房子没人住，反倒坏得快，所以队长也不制止，只要求一个班不要分得太散，找个人开个会也方便些。
地震之后，房子倒塌了一多半儿，人人都住临时搭的防震棚，后来才有那胆子大的陆陆续续搬进房间里去住。与我合住一间窑洞的是天津人刘元凯，外号人称“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