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只是外号，并不是说全中队就数他的学问大。解放前，他在轮船上学徒，学会了开轮船。解放后，据他自己说是在轮船上当二副，因为脾气不好，打了人，被送进公安局来的。是不是当过二副，我不知道，脾气不好，却是公认的事实，因为他动不动就跟人瞪眼睛吵架甚至动手。
我是全中队脾气最好的人，没跟任何人吵过架。中队里脾气最坏的是陈竞斌，一个国民党投诚起义的团长，1950年因为大小老婆吵架吵到派出所，结果以重婚罪被抓了进来，却为此一辈子也出不去，两个老婆连一个也没有了，所以情绪极坏，脾气十分暴躁。全中队二百人，有一百九十八个人跟他吵过架，就是没跟我吵过。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了。我对付他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不惹他，一个是不理他，再加上一个能够依着他的尽量依着他。所以地震之前，队部安排我和他住一屋，我们果然好几年来相安无事，不但没有红过脸，他还把扫地、挑水、生炉子这些事情都包了。地震之后，我被调到居民点外的水泵房去管理大白菜，陈竞斌因为年纪大了，调到老年休养队休养去了。大白菜收割以后，我回到西村，就被安排与刘元凯合住一个窑洞，也是避免他与别人合不来老吵架的意思。
窑洞分内外两间，他住外屋，我住里屋。我爱写作，躲在里屋怎么写外屋看不到。他爱整洁，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与利益冲突，所以也从来没吵过架。
他父母双亡，天津老家只有一个妹妹。据说他妹妹有一个儿子，算是过继给他的，但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二劳改”身份，他名义上的儿子对他也不怎么好，所以也很少见他到妹妹家去。他除了早晨起来举举自己用汽车旧轱辘做的“土杠铃”之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看书报，在中队里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属于那种孤芳自赏、与他人不相往来的性格孤僻的人。但人品绝对正派，只要不惹他，他也绝对不会主动惹别人。
他最不满意的事情，当然是长期不能离开劳改农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过就是打了一场架嘛，到如今老都老了，还不放我，这叫嘛事儿?”他的脾气不好，跟他的牢骚不满当然有直接关系。
他原来也幻想有朝一日会放了他，那时候，再正经找个工作，找个老婆，安度晚年。可是一等两等，二十几年过去了，从二三十岁等到了四五十岁，离开劳改农场的事儿还是连影子都没有。
以前，他从来没考虑过要在农村娶个媳妇儿，自从我在缙云县老家娶了个老婆娟，特别是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之后，他的思想活动起来了。他悄悄儿地托我：要是有合适的，是不是可以在缙云帮他物色一个。
我在给娟写信的时候，提起了他的希望，并如实介绍了他的大概情况。不久娟来信说：她三妹妹那个村子的小学里，有个彭老师，丈夫死了好几年了，如今还没有再嫁，只有一个11岁的儿子。这个彭老师，以对待丈夫好而出名。她丈夫生病期间，她背着丈夫上医院、上厕所，一直料理到丈夫咽了气儿。她三妹妹跑去问彭老师是不是还想再结婚，如果还有这个意思，可以给她介绍一个外地人，彭老师答应可以考虑。如今拿来了地址，请老刘先给女方写封信，下面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商量。
我把联系结果告诉了老刘，让他自己写信。老刘虽然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但是一笔字写得很漂亮。他们先是通信，接着交换了照片，双方都没有意见之后，亲事很快就定了下来。于是，他也打报告请婚假到浙江结婚去也。
半个多月之后，老刘回来了。他平时很注意锻炼，以身体强壮出名，但是这次回来，却显得精神萎靡，气色不佳。我想他出门在外，旅途劳顿，又没钱坐卧铺，在中途上火车的人，连个座位都没有，一路辛苦，可以想见，消瘦一些是必然的。
后来谈起办喜事的情况，他这才说：到达彭老师的学校，才知道所谓的“村小”，原来是一座破祠堂，全校只有三个老师。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当天夜里，他和彭老师就同床了。同床睡的，还有那个十一岁的儿子。没有空房，反正就要结婚的，提前同床，倒也无所谓，别扭的是床里面还有个那么大的儿子，可真不习惯。好在他一进门，就给儿子买了钢笔、球拍之类的礼品，儿子倒不拒绝接受他，而且一上床之后，不久就呼呼睡着了。这些都还在其次，最令他尴尬的是：女方性欲要求极高，第一夜考虑到新婚又加久旷，热烈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不但是夜无虚度，而且一夜数度，还意犹未尽。特别是临离别的前一天夜里，彭老师居然提出“今天夜里咱们不睡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招架不住，说了一句“我还想再活几年呢”，招得彭老师很不高兴。就为这个，他很开疑彭老师以前的丈夫，是生生地让她给折腾死的。
我说：“据我三妹从侧面了解，彭老师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并没有什么风流事件传出来过，从人品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她丈夫死了多年，如今有了丈夫，而且又是个一年只能相见十几二十来天的丈夫，从你身上寻找失去了的青春，也是正常的。问题倒是出在你这方面。你劳改前没有结过婚，劳改了十几二十来年，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你们两个应该是干柴烈火，没有想到她这一股烈火，碰到的竟是一根湿柴！”
他笑了起来说：“我结婚，是为了寻求晚年的生活幸福，包括性和谐在内。我可不能图一时的痛快，来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不是等于自杀么?”
在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中，我见他们不断有书信往来。一次偶然问起他们最近都在谈论些什么主题，他说：“千句话并作两句话，不外乎两件事情：一是催我赶紧回去探亲，二是催我多多寄钱。钱我每月照寄，多了没有，10块20块的还行。要我立刻回去探亲，这个我办不到。即便我想回去，队部也不会批准。再说，我一个月挣36块5角，把钱都寄给她了，我拿什么做车费呀?”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终于告诉我，他要到浙江去了。我问他是不是探亲假批下来了。他说：“请假探亲不批，请假离婚难道也不批么?”我吓了一跳，问他：“你要跟她离婚?”他说：“这可不是我提出来要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她说：‘你要是回不来，咱们不如离婚的好。’我看有这样一个媳妇儿是累赘，长痛不如短痛，离了倒比不离更好。”
没过几天，他果然到浙江离婚去了。
据娟来信说：老刘回去以后，还是和彭老师同床住了好几天，后来可能老是谈不拢，或应付不了差事，终于离婚了。办完手续以后，老刘就住在我老丈人的家里，要求另外给他介绍一个“能够在一起过日子”的女人。
这事情使娟很为难，又不是买毛巾、袜子，哪儿能这样方便?劝他先回去，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通知他，他却非“坐等”不可。
娟无可奈何，只好托朋友们代为留意。不久就有个朋友来说：镇上有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靠她一个人做豆腐设摊叫卖维持生活。家里有两间矮小阴暗的旧房。那女人的人品是极好的，待丈夫更是出名的好，只是个儿矮些，脸上还有雀斑。让他们两人见了面，居然双方都满意，一谈就妥。三个孩子见了老刘，都很亲热，一口一个叫“伯伯”。更有意思的是：把他带去见孩子的爷爷奶奶，老两口儿也很喜欢他，当场就认他做干儿子。在他们看来，老刘身强力壮，又是挣工资的居民户口，不但是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而且是进门来帮他们抚养三个孙女儿来了。
老刘在这家人家中受到了上下老少的十二分尊敬。家里有点儿好吃的，总留着给他吃。不久老刘提前办了退休，把户口迁到了缙云县。那时候劳改队里也进行了工资改革，他一个月有八九十块钱的退休金，这笔钱，在当时的农村就已经算是相当多的了。为了增加收入，经人介绍，他先是在镇上的中学刻蜡版管文印，后来校长见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就让他专管学生宿舍的房门钥匙，等于是保卫人员的意思。
1982年，我回家去探亲，正赶上他家里宰猪，他老婆叫他给我送来一块肉。我打听他的生活情况，他说两个大点儿的女儿先后出嫁了，小女儿招进一个女婿来，对他也很尊敬。只是住房狭窄目前还没解决，不过队里已经批下一块地基来，难的是手头钱还不够，正打算明年与女儿、女婿一起到广东去养鸭子，赚回钱来盖房子。
相比起来，在我所认识的“二劳改”中间，老刘的晚年，算是比较幸福美满的。他急流勇退，还不太老就做了撤退的准备，不管怎么说如今总算有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