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改农场，我见过善于“管制”丈夫的“舅奶奶”杨氏外，还有一个是“母老虎”。
“母老虎”是“金喇叭”的媳妇儿。准确地说，是他捡来的媳妇儿。
“金喇叭”也是从三余庄右派队出来的“二劳改”，和我编在同一个中队。他姓金，爱吹点儿小牛（例如他是气象学校在读的中专生，却自称能够教微积分之类），所以外号叫“喇叭”，后来成了官称，连他老婆都这样叫他。为此，相应地人们也叫他老婆为“喇叭媳妇儿”。
金喇叭是浙江黄岩人，20世纪40年代，他父亲在浙江四明山打过游击；解放后，理所当然地成了地方干部。金喇叭和他妹妹本来都是学越剧的。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他妹妹还在越剧团唱戏，他自己却半路改行，考进了设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对面的解放军气象学校，有少尉的军衔。金少尉1957年在学校里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军籍，送到公安局来劳动教养。
这是一个“仗义疏财”的江湖好汉式人物。只要跟他是朋友，他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你“共产”，不但烟酒不分家，星期假日煮上一大锅炖肉、带鱼之类，也是与大家分享。他每回黄岩老家一次，总要带回来大量年糕、糖果之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大家“帮”他吃掉的。
说他的老婆是捡来的，可一点儿也不假。他编到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以后，有一次农场休息，他到黄村去看电影，散场以后天已经黑了。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座小桥（就是马义扬和小王搞对象坐过的那座小桥），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桥栏杆上哭得很悲伤。他动了恻隐之心，上前问她哭泣的原因。那女人说：她是浙江临安人，20世纪50年代一直靠跑单帮贩运杂货谋生。她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北京人，也是跑单帮的。两人熟识以后，先是合伙儿做生意，后来连生活也合伙儿了。不久以后政府取缔长途贩运，不许他们再跑单帮，她就跟着这个男人回到他北京的家中，住在黄村，如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可是这个男人好吃懒做，又不会别的营生，几年来，主要靠她蹬缝纫机赚钱养活全家。这还不算，这个男人还经常打她。今天，男人喝了两盅酒，又动手打她了，打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想跟那个男人离婚，可是离婚以后又没地方可去，因此越想越伤心，反正是不想活了。
都是浙江同乡人，金喇叭对她十分同情，并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最后告诉她：如果离婚手续办好了，没地方可去，可以到农场来找他。
事情竟就这样简单。女的办了离婚手续，就找金喇叭来了。
指着都是浙江同乡人，金喇叭把这个女人带到中队来，她瘦弱矮小，低头坐着不言不语，真有点儿楚楚可怜。不久之后他们就登记结婚了，暂时住在一间水泵房里。女方带来一台缝纫机，依旧以做衣裳为业，赚几个钱贴补家用。大家虽然都知道那个女人的姓名，但是当面都叫她“喇叭媳妇儿”，背后则叫她“小麻雀”，因为她的个子实在太瘦弱矮小，大概身高连一米四五都不到，体重连七十斤也没有。
别看她个子小，管起丈夫来，可真厉害。金喇叭是个好脾气，在老婆面前，永远是笑嘻嘻的。老婆骂他，也从来不恼，依旧是笑嘻嘻的。她以前的老公据说是个大个子，发起脾气来，能把她像小鸡子似地一把提起来，扬手就打。所以两口子干架，总是她吃亏，最后也是以挨一顿毒打了事。如今的老公从来不打人，骂他两句也不还口，可能是长期受老公虐待的逆反心理在作怪吧，她的脾气可就一天天膨胀起来了，骂骂不解气，居然还动手打起老公来。当然，她打金喇叭，不像她以前的老公打她，不会往死里打，只是装模作样，以示自己的威风而已，因此金喇叭并不与她一般见识，依旧是笑嘻嘻地躲让一番，也就算了。
有人说：世界上的“横人”，都是让“异人”惯出来的。这话还真不假。喇叭媳妇儿打骂老公，原先不过在家里“就地管教”而已，后来发展到“当众管教”，就已经相当出格了。最后竟发展到我们全班人正在政治学习讨论，指导员也在场坐镇的场合，她竟敢从门外冲了进来，一声“喇——叭——”，居然举起火筷子就打，金喇叭则四处躲避，绝不还手。
俗话说：“两口子打架是常事，旁人相劝是多事”，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家也无法帮他们分析判断谁有理谁无理，但是仅就大家都在学习，作为家属冲进来搅闹会场，总是不对的。她这一闹，气得连指导员都当场说出“简直像一只母老虎”这样的话来。从此人们在背后不再喊她“小麻雀”，而是喊她“母老虎”了。
也有人说，这样的女人，前头的丈夫常常打她一点儿也不屈，不打她那才叫怪事儿呢。可是金喇叭却从来不打她，不是他不会打人，他和中队里的人打起架来也挺凶的，可就是信奉“好男不与女斗”的哲学，奉行的是“男人的手只能爱抚女人，不能殴打女人”的行动准则。大家见金喇叭天性如此，谁愿意多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来管这种闲事?难道劝他跟这个女人离婚不成?
俗话说：“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儿打架不用愁，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睡的一个枕头。”对喇叭两口子来说，打打好好，好好打打，越打越好，越好越打，几乎变成了我们二中队的一道“风景线”。大家是见怪不怪，几天没听见他们两口子打架，倒觉得新鲜了。
1968年年底，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人员转场，金喇叭与我同时分到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不久之后他老婆也追了来。好在那时候清河农场空房屋多，也不用找谁申请批准，自己喜欢哪间就占哪间。喇叭媳妇儿是个挣钱能力极强的人，仗着一台缝纫机，正大光明地开起了地下缝纫部，棉的单的夹的，什么衣服都会做，手艺也不错，价钱比分场部缝纫组还便宜，轧一条制服裤子，只收六毛到八毛工钱，交活儿比缝纫部还快。估计她一个月挣的钱，比金喇叭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在清河农场的那一段时间，倒不大听见她打老公了。我有时候去串门儿，只听见她说想孩子，正在商量着要找个人到黄村去从她前夫那里悄悄儿偷一个或抢一个孩子来自己养着。金喇叭依旧笑嘻嘻地表示同意，不过这样的行动计划，根本无法执行，也不过只是说说而已。
在1969年执行林彪第一号战备令疏散农场人员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先执行了另一条政策：凡是家不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尽量遣散返回原籍。金喇叭老家在浙江黄岩，也在遣散之列。对金喇叭来说，这是巴不得的事情。因为他父亲是地方干部，在当地有势力，他回老家去，绝对比他在农场就业强。对喇叭媳妇儿来说，反正她是跑单帮的出身，习惯于全国各地到处跑，谋生能力挺强的，到哪儿也不害怕。只要允许她开缝纫部，她有绝对把握能挣钱养活自己，绝不用老公养活她。为了实现她的宏图，她拿出积蓄又买了一台全新的上海产的飞人牌缝纫机。那年月，缝纫机在全国都是“俏货”，是人们娶媳妇儿必备的“三转一响”四大件（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之一，没有购买票，不走后门，一般是买不到的。清河农场当时是河北省的地面属北京管，一切商品都归北京供应，地点特殊，情况也特殊，不但买自行车不要票，买缝纫机也不要票。因此她不怕夫家远在四千里地之外，也要买上一台带着走。
直到1983年，我一直没再跟喇叭两口子见过面，不过他们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通过书信往还，知道他们到了黄岩老家以后，在他们掌握村政大权的族人保护之下，并没有遭受任何歧视和打击。他在柑橘园里干活儿，他老婆依旧蹬缝纫机，不但完全能够生存下来，生活比在农场还要好些，只是不知道他们两口子是不是还三天两头打架玩儿。
1976年年底，我在老家浙江缙云农村找了个对象。缙云与黄岩算是隔壁县，坐汽车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和他通信约定：腊月中他们两口子到缙云来参加我的婚礼，正月里我们两口子到他那里去拜年。没想到天不从人愿，那一年浙南大雪，公路交通被封，他们来不了，我们也去不了。
转眼到了1979年底1980年初，我和金喇叭先后落实政策，我分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当科学文艺编辑，他落实到设在黄岩的浙江省柑橘研究所做企业管理工作。
1983年8月，我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前二册出版，我应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邀请，给学生们讲讲创作经验。这时候金喇叭已经调到柑橘研究所驻杭州办事处当主任，挂工程师衔儿，地点设在杭州火车站附近一家中等宾馆里。我在杭师院做完讲座，本应由东道主招待我吃饭的，但是那时的学校条件不好，系里没这笔开支，于是就由他这个与杭师院毫不相干却有豪爽性格的“好汉”出钱，请我和杭师院的师生们一行十几个人逛了西湖，又在湖滨的楼外楼饭馆吃了著名的西湖醋鱼。我当夜就住在他的办事处内，他还特地为我开了一间豪华套间。我们两个一面吃着黄岩蜜橘，一面聊着彼此别后的境况。问起“小麻雀”的近况，他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很好，没什么不好……”首先是回家伊始，几乎全靠他媳妇儿蹬缝纫机赚钱，不然，不到年底分红连个零花钱也没有。其次，“小麻雀”开孕了，考虑到年纪已经不小，生活也还困难，何况金喇叭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是他二十岁以前的私生子，但是得到金家的承认并养育起来），就主动地做了人工流产。我问他还经常打架不，他只是嘻嘻地笑，说了句：“跟她在一起，要想不吵架，那是不可能的。她那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爱嚷嚷两句，其实有口无心，说过了也就完了。”
我回北京以后，每逢橘子上市的旺季，金喇叭总不忘整筐整筐地从铁路给我和张永贤寄橘子来。后来北京的橘子价格也便宜了，这才不再寄。
不久全国推广农业承包制，喇叭两口子先承包了大片橘园，后来又承包了罐头厂。平心而论，这是他“天时、地利、人和”全占的结果，要论水平和本事，其实在三余庄的一众英雄好汉中，他是排不上名次的。但是他讲义气，会用人，更不吝啬。他把大能人张永贤请去，帮他购买、安装机器，开发罐装橘子水和饮料，业务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远销东南亚。“小麻雀”再次发挥她的跑单帮才能，到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几次路过北京，都到我家里来看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