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庆娶媳妇儿的“二劳改”，除了张永贤和“成天混”之外，还有一个安来福。其实，安来福娶媳妇儿在张永贤之前，只不过他不是右派，所以不算是“右派娶媳妇儿”的第一个。
安来福原来是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但却稀里糊涂地竟被送进了劳改队。尽管他一直在翻案，但一直没有成功的希望。
安来福的姥姥家在集宁（现改名乌兰察布市，就是集宁至中蒙边境二连铁路集二线的起点，二连也已经改名为二连浩特）。安来福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到许家，因为继父原有一子，村里人就叫他“许二娃”。他母亲在许家又生一个女儿，就是后来为安来福申诉而四处奔走的妹妹。许家的村子叫“大六号”，在集二线的土牧尔台以东附近。那个地区是蒙汉杂居区，他是汉人。1945年前，他那个村子被日军占领，但也是八路军的势力范围。抗战胜利后，他那个村子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但仍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他那个村子的村长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给敌人工作，实际上是给共产党工作。
1946年，大六号正处在国共两军势力范围的边缘上，双方都没有驻军。春末夏初的一天，八路军来了一个副官（这是安来福的原话，或许当时八路军中也有这种职务），带了两个兵（为便于叙述，称之为甲和乙）。副官带一把手枪，甲乙各带一支步枪，三个人骑马进村，找村长征集粮草，要求准备多少粮草，过几天来取，并要村长通知相距十里左右的另一个村也准备若干粮草，到时候一同取走。当时安来福十六七岁，村长叫他立即骑马去通知邻村。待他通知邻村后返回，在村口看见那位八路军副官已遭枪击，死在村口附近的路边。各家院子门都已锁上，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像都跑到南面山上去了。安来福见此情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心里害怕，于是下马翻墙进家，拿了几件衣服就跑到集宁姥姥家去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副官办完征粮草的事情，派士兵乙到老乡家里去买鸡。为了便于买鸡，士兵乙把枪交给士兵甲背上。副官带着士兵甲到村头的井边去饮马。他牵着两匹马走在前面，士兵甲带着两支步枪牵一匹马跟在后面。趁副官不注意，士兵甲开枪打死了副官，然后拿了手枪立即转回村里去找士兵乙，想要把士兵乙也打死。村长和村民听见枪声赶来，一齐跪下求士兵甲留下一个活口，怕日后说不清楚，全村人都要遭殃。经苦苦哀求，士兵甲才同意，但要求在他走后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让士兵乙离开。据说后来士兵甲投奔了“国军”。战争时期，情况很复杂，诸如此类“说不清楚”的事情经常发生。
安来福在集宁正赶上傅作义的部队招兵，他就去当了兵。傅作义起义以后，部队被改编，安来福成了一名“解放”战士。因为他作战勇敢，表现良好，后来又被提拔当了班长。因他出身好，又肯干，部队领导有意培养他：1950年，他被送到石家庄的华北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他进步兵学校的时候，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学校里也相应地开展民主运动。部队里的民主运动，也包括交代个人历史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正搞“镇反运动”，人人要“向党交心”，也就是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像他这样单纯的人，18岁以前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子，填写历史表格，只要写当兵前在家种地，当兵以后在部队打仗，两句话就完了。可他偏偏“愣管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在班内学习的时候，讲了上面说的那个没头没尾的故事。
正因为故事没头没尾，班里的人不了解国共边缘地区的情况，就开始追问了：第一，既然是八路军的副官，当然身份是保密的，你既不是八路，又不是党员，你怎么知道他的身份?还让你去通知邻村准备粮草?第二，村长送副官出村，怎么可能让你知道呢?除你之外，还有谁知道?第三，怎么会是你第一个发现副官被杀的?村子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别人不发现，偏偏让你发现了?
于是，“积极分子”们分析来分析去，居然认定他就是那个开枪打死副官的士兵甲。他逃出村来，接着就当兵了，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大六号村，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真是有口难辩。这期间校方派人到他那个小村子去外调，查回来的材料居然是：那村长是个变节分子，给八路军工作是假，给国民党工作是真，当时正好在镇反运动中，已经被枪毙了，死无对证。最后，安来福居然被不明不白地判了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是个疑案，如果真是杀了人投敌，必判死刑无疑，不可能只判五年）。
刑满释放后，安来福回过一次家，才知道当年事情的经过。他多次申诉都没有结果，据说公安部门还派人到当地进行过外调，也没有给他平反。后来才知道，他申诉书上写的名字是安来福，而村里人根本不知道有个安来福，只知道他叫许二娃。外调人员觉得既然事不关己，乐得免费旅游一趟，饱览草原风光之后，以“查无此人”为由，交差了。
安来福被送到法庭之后，押在德胜门外北苑新都砖厂（当时属于军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再烧砖，而是利用这里的砖窑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对外的牌子是地方国营北苑农场和北苑化工厂），一面劳动一面等待判决。也许是当时这样的案子太多，也许是他的案子太特殊不好判，总之是等待了好几年之后，才给了他一张判决书，既没有说他杀人，也没有说他没杀人，仅仅因为他与村长这个变节分子的关系密切，连来个秘密的八路军联络员他都知道，可见他也是个可疑分子，因此稀里糊涂地被判了五年徒刑。好在这时候离刑满释放也没有多少日子了，他居然没有上诉，就这样默认下来。
可是刑满以后，既没有让他回部队，也没有让他回老家，而是留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队当了个就业职工。
196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40来岁，在劳改单位已经干了十几年。所以他是劳改队的老职工，人称“老河底”。
这一类老职工，特点是干活儿积极，靠拢政府，大都被任命为班长，工资当然也是全队最高的。安来福虽然资格老，但是没有文化，对葡萄栽培技术不过硬，只是考虑到他“工龄”长，劳动也积极，所以给了他一个四级工，月工资48元，还让他当班长。
他被判刑的时候，认为反正案子搞不清，在监狱里呆几年，释放之后一切从头开始，也就完了。没想到刑满以后却不放他，为此他很想翻案。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翻。他听说我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在上海法院工作过，就把他的判决书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宗典型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罪行也没有，却稀里糊涂地给了五年刑期。我认为，这分明是法庭不愿意承认自己“抓错人”。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想翻，必须到村子里去开出一张证明来。我详细问了他村子里的情况，据说他当兵之前与他同辈甚至比他长一辈的人还有许多仍在村子里，都可以给他证明。为此，他请假回老家去了一趟。安来福的妹妹为了给哥哥伸冤，也四处奔走。因为这是村里人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村里（大队长、支部书记）写了证明，村民（社员）一百多人在上面按了手印，单是人名和手印就盖满了三张信纸，第一证明他18岁以前在村子里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第二证明他与被杀的八路军副官没有任何关系。
他拿了这样一张证明，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询问，劳改处指点他要到原判机关联系申诉。辗转寻找原判机关，答复是：第一时间太长了，调阅案卷有困难，第二是这样的证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只是出于主观臆测，没有过硬的事实根据。看起来，不找到那个杀害副官的凶手，他的案子是永远也闹不明白的。但是他个人既没有这样的能力，村子里同样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只能再一次“认命”了。
安来福在劳改队呆了十几年，从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40来岁的中年人，终于想到要娶个媳妇儿，于是就托三余庄猪圈那个韩老头儿帮他在延庆物色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