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的条件，人家给他在延庆团山村找了一个姓李的小寡妇，三十多岁，前夫姓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后被判刑，1954年死于狱中。有两个闺女，大闺女20岁，已经出嫁，小闺女18岁，还没结婚。人家是家里没个男人，要找个上门女婿顶门立户的。团山村与阎庄同属大柏老公社，两地相距只有七八里路，而且在同一条线路上。
他立刻请假上门去相亲，当然也是送上门去给人家看。结果非常顺利，一槌定音，当场就拍板成交。他回来以后说：那女的长得白白胖胖、细皮嫩肉，弯眉大眼，脸色红润。在她那个年龄，算是相当漂亮了。对比之下，安来福个子虽然高大，但是瘦骨伶仃的。见面之后，女方还在犹豫，她大闺女在旁边说：“妈呀，我看这人挺皮实的，别再挑了。”女方听说他一个月挣48块钱，每月能往家交20多块，每月只回来住四天，觉得很上算，就点头答应了。要知道：20多块钱，在当地农村，那可是一笔“巨款”哪！安来福当时就把自己戴的手表抹下来给她作聘礼。母女三人居然从来没见过手表，很新奇地说：“啊呀，这个小钟这样小哇！”
从此安来福也加入了每月休息四天的“短期探亲者”行列。延庆在北京的最北边，团河农场在北京的最南边，相距一百多里。头几个月，他是坐汽车回去的。这样，先要从黄村坐车到永定门，再从永定门倒两次车到德胜门外北郊市场，搭上长途汽车到延庆县城，再转县郊公共汽车到某一个车站，还要步行若干里路才能到达他的这个“新家”。团河农场规矩是周六下午四点放假，像他这样一辆车倒一辆车，没有五六个小时根本到不了家，所以只能延迟到星期天清早五点钟赶头班车走，中午到家，而星期三中午就得往回赶，天黑以后回到农场，实际上只能在家住三个夜晚。
为了争取在家里多住一夜，他到废品站买了一个自行车三角架，再买两个旧车圈和一个旧车把，然后再买全新的里外胎、三套轴和一些零件，只花40多块钱，就凑起了一辆主要部件都是新的“半新车”。到了休息的日子，别人要下午四点才能走，他则利用在农场多年与队长关系比较好的优势，吃过中午饭就骑车走了。大家都同情他，没人检举，队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从大兴县的黄村穿越市区到昌平县，一片平地，基本没有上坡路；但是一过了昌平，那时候从北京到延庆只有一条公路，必须翻越八达岭，因此骑车“远征”是非常辛苦的。有许多地段坡度太大，只能下车推着走。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挣扎奋斗，尽管夏天的时候到家天还不黑，但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回到家里，当然不是去当安享清福的“老太爷”，而是有两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去完成。第一，他是个顶门立户的上门女婿，唯一的男子汉，家里凡是属于男劳动力干的活儿，诸如抹墙、苫背（给房顶上滑秸泥）、挖地窖之类，都得他回家去干。第二，他是个填补空缺的丈夫，不但女方守了好几年寡，他自己也是四十来岁了才第一次做新郎，因此不但要努力满足女方的需要，自己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何况他妻子如此貌美，而一个月又只有这短短的四天，因此两个人都有些如饥似渴，简直有些不要命的样子。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加上玩儿命的结果，本来就并不魁梧的安来福，眼见他一天天瘦了下来。特别是刚从家里回来的那几天，精神萎靡不振，眼睛都睁不开。他是班长，除了带班出工之外，晚上还要组织学习。但是他太缺觉了，经常一面听着别人发言，一面就呼呼地睡着。他睡觉有打呼噜的毛病，越累打得越响。有一次晚间学习，他往墙上一靠，不久就鼾声大作。于是有那调皮的人撕了若干张纸条用唾沫贴在他的额头和脸上，见他还不醒，干脆铺开被卧，全班人一个个都“入了筒”。指导员挨着班巡逻，听见他这个班鼾声大作，就踅了进来，一看这场面：班长贴了一脸的纸条，歪在墙上睡着了；班员们则一个个都钻了被窝儿，气得喊了一声：“安来福，你怎么搞的！”安来福被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见是指导员站在面前，急忙坐正了身子，一面喊：“大伙儿说说，大伙儿说说！”弄得指导员也哭笑不得。
有人说：安来福当了这样的上门女婿，简直和“拉帮套的”差不多。
什么叫“拉帮套”?这本来是赶大车的“脚行”行话：马车有三种：一种是“单套车”，驾辕的马就是拉车的马；一种叫“三套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在两旁拉帮套；此外还有一匹马驾辕一匹马在前面拉套的“双套车”。
在延庆，1949年前有一种风俗：如果丈夫因病或因伤卧床不起，无法挣钱养活一家大小，允许妻子“招”一个男人回家来，权利和义务都和丈夫一样，亲族和村里人也不歧视他；这样的男人，俗话就叫“拉帮套的”。但是一旦正牌儿的丈夫病好以后，这个“拉帮套”的男人必须无条件离开这个家庭，不许或明或暗继续来往，也不许带走任何东西甚至他和这个女人所生的子女。当然，也有丈夫病重故去，由“拉帮套的”晋升递补为正式丈夫的。
这种风俗，现在当然没有了。安来福是个名正言顺的“上门女婿”，家里并没有另一个男人。人们这样说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的。他这样卖命地干，都是给“人家”白干。
一方面是他自己感到这样疲于奔命吃不消，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后小女儿出嫁了，大女儿又死于难产，家里只剩下妻子一人，不大放心，于是就学着我和张永贤的样子，也在黄村一街租了一间房子，把老婆接来和他一起住。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果然如他所说，长得细眉大眼，脸色红润，白白胖胖的，很有风韵。两人住在一起，不疲于奔命了，他的身体才渐渐地缓了过来。
但是好景不长，安来福刚刚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不再把家当成“枷”扛着的时候，先是团河农场撤消，所有人员都转场到清河农场去，他也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延庆。接着林彪发布了第一号备战疏散令，他又被疏散到山西去，我从此不知道他的消息。
1981年冬，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在“宝文堂书店”当文学编辑，忽然安来福找到我家里来了。如果他自己不说他就是安来福，我哪儿还能认得出他会是安来福?他不但瘦得没了人形儿，身上穿的棉袄也是破破烂烂的，简直不能叫“衣服”。见了我，更是一副十分拘束的样子，叫他坐不敢马上坐，给他沏了茶也不喝，总说不渴，带有明显的自卑感。他说他到了山西以后，因为他延庆有老婆，根据“家在农村的允许回家”的政策，劳改农场给了他几个月工资，把他遣送到延庆落户了。延庆是个出名的苦地方，像他这样的劳动力，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儿，工分折合只有一两毛钱；干一个月也不到十块钱，上哪儿领一个月48元的工资去?老弱劳动力，还有一年干到头反倒欠生产队的，年底分红不是分钱，而是分账：你去年欠大队200元，今年又欠150元，一共350元了，如此等等。工分低就已经难于生活了，又加上他老婆长年患病，没钱治，那病也就长期好不了。不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这一次，他的案子真有可能翻过来了，因为这一回是军区的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办公室”主动找他了解当年判刑的经过；这次他进城来，就是到军区去谈话的。他说他在延庆城里碰见了张永贤，是张永贤告诉他我家的地址，所以顺便来看看我。
我冷眼旁观，觉得他自己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我留他吃中饭，他说立刻要到军区去谈话，没时间了。当时我刚刚恢复工作，每月工资只有70多元，而家里什么都没有，经济也不宽裕，但是看看他那样子，心中凄然，就递给他20块钱，让他中午买饭吃，并要他谈好话之后再到我家里来吃晚饭，以便告诉我谈话的内容，两人一起来分析前景如何。
但是他走后就没有再露面，估计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张永贤进城来，我问起安来福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安来福等不及落实政策就死了，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说：还要得什么病?他这头拉帮套的老马，明明是苦死、累死、干死的嘛！
安来福死得怪惨的。有人说：安来福的名字取得不好，所以一辈子命运不济。因为“安来福”，是“哪儿有福气到来”的意思，如果改作“安无福”，就是“哪儿会没有福气呢”的意思，至少后福总还有的。当然，这只不过是笑话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