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学校那间小小的阅览室的门被封了，说是里面的书籍全是毒草。后来就有高年级的同学剪女老师的辫子。那两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师把辫子盘在脑后，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硬是把老教师给揪了出来，把她俩的苍苍白发给剪得鸡窝一般。李景兰校长也被揪了出来，挂着牌子在全校大会上批斗，坐喷气式，将废纸篓子糊成高帽子扣在她头上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还在她担任班主任的五甲班的教室里布置了一个展览，把她出访苏联时带回来的高跟鞋，“布拉吉”连衣裙，地球仪等东西摆出来作为苏修特务的罪证展示。当时我们刚刚结束四年级的学业，暑假后就要升入五年级，却没有料到学校此时已乱成了一锅粥，教学秩序完全丧失，无法上课了。沿铁道走过几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立刻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今天要是有人说他刚才看见航天员杨利伟、聂海胜出现在黄河边，也不会像我们当年听到红卫兵走过铁路那样令人惊奇、心驰神往。学校的学生们知道了大串联坐火车不买票，五年级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学校只给五年级的学生开介绍信，明令不许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出去串联，也不给开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就不敢登上火车。但到天气凉了的时候，大约是10月，我们班有几个同学下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联，约我也去，我向父母要5元钱的时候遭到拒绝，无法和他们一起去爬火车。当他们在10月18日我12岁生日那天见到毛主席回来后，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就成立了“10·18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去北京，不好意思和他们搞在一起，就自己策划酝酿着也要搞个红卫兵组织。但是拉起一支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一个12岁的小孩子，说到底不过是游戏而已。当不成红卫兵，却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差使，就是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自己做了一个红袖章，用广告色写上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的字样，每天都坐上市郊车，在车厢里读毛主席语录，顺便过过坐车的瘾。
兰州市红卫兵总部成立后，我随几个伙伴到市委大楼去看热闹，记得是去参加红卫兵组织，却连门都没找着，沮丧得不得了。回来后就自己组织了个“红卫兵”战斗队。我们把医院办公室的一架油印机偷了出来，天天刻蜡版，印传单。我自己用牛皮纸印了十几个红卫兵证，但没敢伪造红卫兵组织的公章，就那样光秃秃地发给了几个特别想当红卫兵的同学。我还用医院传达室的电话询问一个同学父亲单位的领导，问他父亲是什么阶级成分，那位领导不敢说话，让我那位同学的父亲自己回答，而他父亲不过只是洗澡堂里的一个搓背工人，听电话的时候吓得声音都在打哆嗦，忙不迭地说，贫农、贫农，三代贫农。四十年多后，我这位同学才揭开了谜底，其实他爷爷是当地一家商号的财东，几个伯伯都去了台湾，其中居然有国军的少将，他父亲年龄小点，没去成台湾，改名换姓偷偷跑到兰州来躲藏在澡堂子里下苦力，改革开放后，伯父们回乡投资，才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小兄弟，也真是“可口可乐”。其实当年兰州服务行业藏龙卧虎，的确是有些人物的。这就不用赘言了。
文革初期，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成天在街上撒传单。学校干脆给学生们放了假，既然不上课，我们也就像放了羊，到街上去抢传单。到晚上，医院里的一大群孩子就跑到街上玩撒传单的游戏，把白天抢来的传单整理一下，模仿着白天的场面，撒得漫天都是，还找来墨汁掺上水，在街面马路上写大幅的标语，什么打倒裴孟飞、油炸马继孔、炮轰走资派的，玩得真是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造反组织叫“红色长征团”，是一群中学生徒步串联去北京的旗号，据说没走出甘草店就被军车接走了，但后来成了兰州赫赫有名的左派造反组织。其中有个四十团，战斗力特别强，其实就是特别能打砸抢。领头的名叫赵大军，会点儿拳术，名头之响亮绝不亚于金庸小说里的武林盟主，堪称当时的风云人物绝代英雄。两拨人打架，只要出来一个人亮出“大军”的名字，说自己认识赵大军——或者说“二军”也行，“大军”的弟弟“二军”打人下手比他哥哥还要狠——双方立即偃旗息鼓罢战言和。确是一时英雄豪杰知多少。后来兄弟俩同样无可逃避、顺理成章地下乡插队去了，自然而然地退出“文革”历史舞台。据说文革后清理“三种人”，这两位仁兄都受到审查，但无杀人放火的刑事案底，便不了了之了。想必现在已经归隐山林，立地成佛，安度晚年了吧。
我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叫兰惠，他的哥哥叫兰生，是八中初二的学生，参加了四十团跟着赵大军南征北战、笑傲江湖还不过瘾，便自己另立山头举起了一面“红色长征团少共国际师第一营”的大旗，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有一个传说，参加了红色长征团，可以领到一枝真枪，将来可以参军入伍，这就招惹得许多孩子——我很难说明他们的年龄，说他们是少年，年龄又大了些，说他们是青年，年龄又小了些，也就是一些“半大小子”，纷纷靠近了这个所谓“少共国际师”的左派造反组织。
我这就纠集了大院里的十几个半大小子参加了这个“第一营”。好像是暑假期间，我们首先占领了新村学校旁边的幼儿园，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忘了成天都干些什么，只记得当我们举着那面旗帜进驻幼儿园时，居然没有人出来干涉，好像人都跑光了。我们从窗户翻进去，打开幼儿教室的房门，把桌子拼凑在一起当床铺，就在那里打打闹闹，玩儿了个痛快。后来我们这个“第一营”又占领了兰园少年宫的几间房子，听到号令就上街游行。那面“少共国际师”的红旗是模仿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旗子做成的。兰生他妈妈踩着缝纫机往红旗边上拼凑那条白布的情形到今天也还有着清晰的记忆。今天想来，我当时参加这样一个组织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的一种行为，假如这是在大革命的红军时代，我跟着这样一面旗帜走，我也就是参加了红军。马克思说历史往往会重现，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悲剧、喜剧、滑稽戏了。当年红小鬼萧华、胡耀邦的“少共国际师”举起红旗扛着大刀、长矛、土枪、梭镖跟着毛泽东南征北战，后来真的夺了天下，而我们的这个“少共国际师”却真的是一个游戏，一场闹剧，一出滑稽戏。
然而革命运动一旦形成声势，那汤翻鼎沸，如火如荼，势如破竹，势不可挡的局面大概与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局面起码在形式上是很相像的吧。当年给“土豪劣绅”戴的高帽子今天戴在了“走资派”的头上，呼口号、贴标语、撒传单、拉杆子、游街示众这些具体的操作方式全部都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历史又一次再现了，却是悲剧、喜剧、滑稽戏。
马克思说的真他娘的对极了，真是真理真伟大的大实话。
有一次在市党校集合，每人发了一块棒子面的发糕之后就举着红旗上街游行，四个人一排，间隔距离很大，把马路全部占据，汽车都不敢通行了，也忘了是为了什么。有一天在隍庙大殿里叠传单，深夜里困得不行，我在火堆旁睡着了，结果把母亲刚刚给做好的一条新的条绒裤子给烤焦了一大片。那火堆里添的柴是庙里桌椅板凳和墙上的神像。桌椅板凳倒也稀松平常，自古以来就是给大兵烧火用的，要命的是那些神像，我记得很清楚，那些神像都是红木紫檀雕刻的艺术品，从墙上的神龛里扒下来就丢进了火堆里。紫檀红木的神像特别的耐烧，烧透以后呈现一种钢铁的色泽，通红通红的像炼钢炉里出来的钢锭。还有许多的藏经是用上好的松木板做封面，包着丝绸，装潢得十分精美，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扯了就丢进火堆。我现在想，我的裤子被烧焦而没有烧死我，大约是城隍老爷发了慈悲，瞧这些小孩子瞎胡闹，给点小小的惩戒得了，不必大发雷霆。我当时也没有多想，也不可能想到什么，就那样热火朝天地跟着比我大一点的孩子们瞎胡闹，直闹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全当是游戏。学校是不用去了，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嘛。转战全城的间隙，抽空回家去换洗一下衣服，匆匆吃一点家里的剩饭就又跑回了革命的根据地。十来岁的少年背着行李打着红旗在街上走过，路人以为是哪里的红卫兵长征串联到了兰州，居然啧啧称赞，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时间不长，武斗的风越刮越烈，出现了好几个武斗特别厉害的团体，有长风的“文攻武卫”，“五一六红战团”，阿干煤矿的“阿联司”，革联“红卫师”，红联“红战团”，红三司“四十团”等等名噪一时的造反组织。有一回，“红联”和“革联”在省博物馆展开一场血战，砖头打得漫天飞舞，还打死了一个姓杜的“英雄”，人们抬着他的尸体上街游行，长矛大刀柳条编织的安全帽看着惊心动魄。日本的大战刀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队伍里看起来有点身份的家伙们都挎着一把，让我们嫉妒眼馋得不得了。
为了威风一点，我们医院托儿所老孙奶奶的儿子，一个老三届的中学生，趁我不在家，从我妈妈手里骗走了我当作宝贝的父亲的那条苏联制造的苏式宽板铜头的武装带，说是要去北京大串连，见过毛主席回来就归还，结果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一去不复返了。到现在我对此仍然耿耿于怀。而这位仁兄成年后进入省政府机关工作，坑蒙拐骗的虚荣心无限放大，终于犯了律条被“双开”送进监狱。这位仁兄的案件在省城曾经轰动一时影响很大，也就不必赘述了。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忙乱了起来，纷纷打造兵器，他们把病床上的铁管子拆下来当作枪杆，用锋钢的锉刀磨出枪头，装在铁管上，就造成了一杆红缨枪。又用锉刀磨出匕首，几乎每人一杆红缨枪外加两把匕首。平时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以迎接新生命为业的妇产科医生护士们此时也要上阵杀敌了。然而他们却并不清楚敌人是谁，只知道不武装起来就有被别人打杀的危险。据说有一个从河南来的组织叫“五湖四海”，专门打家劫舍，大家要团结起来看家护院。于是，医院大门两侧的两间传达室成了现成的炮楼。那两间房子造得比较高大，房顶是平的，又有一圈女儿墙，简直就和过去的炮楼一样。那些日子里，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上房顶值夜班的积极性特别高，都抢着上房去站岗放哨值夜班。一旦有什么动静，就拼命地敲打一个破脸盆，结果闹得全城都不得安宁。“五湖四海”的传说是全城都知道的，搞得人人自危，一旦脸盆敲响，就像鬼子进村一样家家都紧闭门窗，居然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强盗闯进屋来。然而，这“五湖四海”的传说仅仅是一个传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回事。谣言居然搞得一个城市的社会气氛在一段时间内紧张的如同大战在即如临大敌，真是难以理解。“五湖四海”闹过去了，武斗的传说也越来越多。从外地流入的小报传单带来各地的武斗信息，武汉的“百万雄师”，柳州的炮轰事件，据说坦克大炮都用上了，大人们见到这样的形势和环境，加大了管教孩子的力度，不再允许我们到处乱跑，关在家里随便你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许再到大街上去瞧热闹了，“红色长征团少共国际师”也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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