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大学已经不再招生，升入中学的时候也不知在何时，前途一片渺茫，但少年人过剩的精力总得找到一个寄托的地方。不知怎样一来二去的我就迷上了矿石收音机。花了两毛钱在西关十字临夏路新兰仪表厂的门市部买来一只二极管，又在学校隔壁的汽车修理厂找到一个废弃了的电动机的线圈，把漆包线拆出来做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的线圈，把父亲曾经用过的一副耳机找了出来，看着一本《少年半导体收音机》的小册子就装配了一架矿石收音机。那时候医院已经被撤销，不再接收产妇生孩子，我就溜进已经空无一人的病房里偷来一些电线，将橡皮点着烧去，露出里边的铜线，再找瓷的绝缘子，爬到树上架起天线，那收音机的耳机里居然能够收听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常常一听就是一整天，躺在床上喝水都不愿意起来，拿医院里给病人输液的葡萄糖瓶子加满凉开水，通过输液器的橡皮管子把水送进口中，懒怏怏的没劲透了。“走资派”唐院长的大儿子是一位高中生，比我大好几岁，百无聊赖中也迷上了装配半导体收音机。他的一个同学是此中高手，外号叫“大嘴”，有一架万用电表，会装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们没事就跑到他家去观摩请教，画线路图，看他用电烙铁焊收音机的导线，用万用电表测试决定收音机是否能收到电波的那个电阻的欧姆数。看得多了，自己也蠢蠢欲动，思量着也装一架。但所有的元件都需要钱去买，而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向父母要钱也不可能，那时候家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闲钱让你去玩这样的极其昂贵的玩意。就想办法攒钱，最初的办法是收拾一些破铜烂铁旧书废报纸牙膏皮去卖，但卖来的钱根本不够买一个三极管的，还有磁棒，电容器，二极管，电阻，可变电阻等等元件都需要很多的钱。
有一天，我发现摆小书摊是个挣钱的办法，而我自从管理了医院红色书箱之后积攒下了两百多本连环画，正好派上用场。便背了一书包连环画到大众电影院的门前摆出了一个摊子。一天下来连挣带卖居然收入了二十多块钱。我记得在我旁边的一个书摊上的那个老板向我买了好几本，其中一本《赵一曼》就卖了八毛多。万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有市场管理这一说，假如我知道，我就不敢把书摆出去。假如那天恰巧有市场管理员检查到大众影院门前的话，我的那一书包连环画就会被没收。有了这二十多块钱垫底，我的装收音机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我首先买了一个塑料的香烟盒做收音机的外壳，然后和院长的大儿子跑遍了当时兰州城里大大小小的电器元件门市部，货比三家拣着最便宜的铺子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元件采购齐了。最远跑到安宁的费家营兰新仪表厂的门市部去找合适的元件。费家营距我家有二十几公里，早上出门，舍不得花钱，要步行将近四个钟头才到那里，买好了元件就到中午了，为了省几个钱，连饭都舍不得在街上吃，饿着肚子挤上公共汽车到西站，只花两分钱买张车票，然后从西站货场铁道边上溜进车站，等下午的市郊车来了之后溜上火车，只要上了火车就等于到家了，自由路车站就在家门口。
凑齐了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磁棒这些电子元件，其他的配件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去做，磁棒上的线圈是从病房的日光灯上偷来的镇流器拆开后取出的细如头发丝的漆包线自己绕出来的，耳机的插座是用薄铜片自己打造的，线路板是一块三合板，这不用发愁，贴大字报的宣传栏就是大块的三合板，夜里掰下一块足够用的了。起先焊接线路的烙铁是自己做的火烙铁，找了一块大小差不多的铁块，在磨刀石上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磨出了一个尖头，凑和着可以当烙铁用，但焊接的效果不理想。收音机的所有元件都焊接就位，可就是没有声音，后来知道是假焊造成的，找到一把电烙铁就成了当务之急，商店里虽然有这东西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钞票。父亲见我玩的玩意子是一项正经技术，大约是受到感动，以为将来我能凭着修理半导体的手艺混碗饭吃，就把医院总务科修理电器的一把电烙铁拿回家给我用，但是那把电烙铁的头很宽，用来焊接破脸盆上的窟窿倒不错，用来焊接半导体可就太大了，瓦数也太大，稍有不慎就会击穿三极管。于是就找来一段粗一点的铜线绑在烙铁头子上，把它做一点改造，以适应半导体的焊接。电烙铁的问题解决了，就把所有的电子元件拆下来重新焊了一遍，终于这台机子有了电流的啸叫声，这等于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调节输出电阻的欧姆数，找到“大嘴”用他的万用电表测量了数值，记得似乎是7.8欧姆，于是又满世界找这个数值的电阻。依然是到安宁费家营的兰新厂的门市部找到了合适的这个小玩意，忙不叠地把它装上去，像迎接圣诞一样等待有声音出现。结果不出所料，这架小小的半导体终于可以收到电台的播音了。我把它装在上衣口袋里，把耳机插进耳朵眼里，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得意洋洋地在院子里晃悠显摆，似乎可以啸傲江湖了，引得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想听听耳机里的声音。关系好的可以让他多听一会儿，关系浅的就让他眼谗去吧，就不给你听，急死你。
十几年后，我二弟大学毕业到一家无线电厂实习，给我带回了一大包电子元件，光三极管就有几十个，高频低频的都有，够装几十台半导体收音机的了，看着真是解谗，而这时，我已经成年，参加工作也有十几年了，再也没有动过装半导体的念头了，真是有牙的时候没大豆，有了大豆又没了牙。
四
装半导体也就热闹了那么大半年，学校似乎是又开学了，讲究跳忠字舞做忠字牌，何琪老师就带着我和刘小弟做出了好几个革命圣地的沙盘，记得有瑞金、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大渡河铁索桥、天安门。材料是泥土、三合板、硬纸板和锯末。工艺是用这些材料先做成大样，然后用染了颜色的锯末撒在模型上，河流和水塘是用玻璃做成的。模型做好后就放在学校的展览室里让人大开眼界。何琪老师似乎也忘记了我举着手榴弹打火枪的恶作剧，学生们后来失去了管教，如同打家劫舍的土匪一样把学校教室的窗户玻璃全都给砸烂了，街道上的路灯没有一盏是好的，不但路灯全部被打灭，灯罩子也被弹弓打得千疮百孔，那疯狂的破坏欲简直不可思议，比我坏得多得多了。做模型又发展成了画毛主席像，刘小弟画得最好，就是那种版画效果的毛主席头像，一组有四十几幅，刘小弟有一套。我看着眼馋，就从他手中借了出来，照着原画用几天时间拓画了一套。就是用一张白纸罩在原画上，先用铅笔描出轮廓，然后再用毛笔蘸着墨汁把黑色的部分填满，显现出木刻的效果。几天里，我躲在家里一口气画成了这组毛主席头像，特别地有成就感。我把这组头像裁成单幅的册页装订成一本画册，装进一个毛主席语录本红色塑料皮子里，带在身上招摇过市。由此和刘小弟结下深厚的友情，成为最好的朋友，几乎天天在一起切磋技艺，招惹得我二弟和小弟弟也跟着学起了绘画。后来，他们两人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小弟弟画出的水彩茶壶月饼活灵活现，就像真的一样，简直能从画上拿下来，水平绝不在现今美术学院的学生之下。他为父亲画的铅笔素描头像至今还保存在家里，真的是栩栩如生。那时，我小弟弟也不过八九岁，真的可以说是画画的天才，可惜后来走了学化学的路，丢掉了画画的技能。由此生发开去，院子里的不少孩子都学画画，后来有成就的只有瑞平一人，瑞平大号叫孙炎，小时候的大号叫丁炎，姓他母亲的姓。他父亲孙老先生曾经是国军的少校军医，出身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我们小的时候，孙老先生在新疆劳改队里留场就业，孙炎从来也没有提起过他的父亲。文革结束时，孙老先生才从新疆退休回家，也是一部悲惨世界。孙炎后来考上西北师大美术系，毕业后又分配回了他曾经工作的阿干煤矿在工会里画黑板报和电影海报宣传画。不甘命运摆布的他锲而不舍地又奋斗了几年考上西安美院研究生，毕业后出了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也就是所谓美国加州的一所美术学院当了教授。许多年后，兰州歌舞剧院赴美演出舞剧《大梦敦煌》，曾得到孙炎鼎力相助。
五
跳忠字舞做忠字牌也是一阵风，很快就刮了过去。又开始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这的确是一幅神奇的油画，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身穿长衫，手里攥着一把雨伞，迈开步子走在一座山头上。不但在当年，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幅油画都曾经引出过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甜有苦、有酸有辣，甚至有血有泪，有恩有怨，有情有缘，若将关于这幅油画在国内外发生的故事汇编起来，恐怕写几十本书都说不完。我与这幅油画的故事，占了一个缘份的“缘”字。2005年夏天，我参加中国文联在井冈山举行的一个采风活动，居然有幸与这幅油画的原作者刘春华先生同在一个访问团去山上参观采风，曾经在一起吃饭喝酒谝闲传，满山遍野地到处走。这位中国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美术家对各个景点上大量复制出售这幅作品的现象倒是没说什么，却对景点上到处供着香案，摆着香炉，点着香烛，香烟缭绕，把领袖当成神来供奉的做法大为不满。在一家出售纪念品的铺子里，终于按捺不住激愤，对那个企图卖给他一件所谓纪念品，价钱却很不公道的小老板大发雷霆，当时的场面与气氛，完全可以用“臭骂了那老板一顿”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与刘先生熟识的几位朋友劝解了这场冲突。到吃饭的时候，刘先生依然愤愤不平，怒气难消，在饭桌上还在评说那些香炉供桌“找后账”。刘先生的大名我如雷贯耳，可谓敬若神明，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我更加明白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人，绝不会有什么神。伟大领袖是人不是神，画出领袖像的人只是杰出的人，更是真实的人。
但是，我在小学的那个年龄段，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那时候，新村小学校的美术老师周孝先生似乎是被解放了，承担了在学校大门口的照壁上画这张画的任务。周孝先生为了与过去划清界限，改名周革，后来又改周戈。文革开始前，周先生曾经指导我画出一张水彩画，那是一张儿童画，构图是一位老工人在讲革命说传统，一群少先队员举着一面少先队中队旗围在老工人周围聆听。这张画已经被全国少儿美展选上，准备参加北京的展览。文革开始了，这个展览也就不了了之了，成为我心口永远的痛。假如历史正常顺延，我由于这张画而成为一个画家也未可知。周先生对我很好，在他画这幅去安源的画的过程里，我常常帮着收拾东西，看他先打出格子，然后按比例把线条画进去，使我学会了放大画面的技巧。这幅去安源的画还没有画完，我们小学毕业的时间到了。整个一个五年级，我们好像没有上过一节课。我以四年级的文化程度小学毕业了。我记得算术只学到四则运算，大括号套小括号就算完了。但语文课学得总算过得去了，虽然谋篇布局写作文一直是个难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读书看报写封信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
毕业之前，要照张标准像，用来办理毕业证书。我和好友龙龙到双城门的葆真照像馆去照像，借了他的一顶仿造的飞行员的航空皮帽子戴在头上，自以为很酷，结果像个傻子，两个耳朵扇像猪八戒的大耳一样贴在脸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结果何老师说这不是“免冠照”，要我重照，可哪里有再照一张的钱呢，就那样凑和着贴在了毕业证书上，照片里的那个人好象一个被击落了飞机的飞行员战俘，这张毕业证书就是一个战俘的档案材料了。
那时候，小学生升入中学已经取消了考试制度。这样，我们想考师大附中的理想也就破灭了。升入中学是按居住的地域划分学校的。我们那一片划给了兰州女中，女中此时已改名三七中学。“三七”是云南的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草药的名称，当然，当时取此名的含义不是云南的三七草药，而是毛泽东有一个“三七指示”？譹？訛，好像是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主题。女中原来不收男生，只有清一色的大姑娘。一直到66级和67级的小学毕业生进校时才有了男生，成为男女生混编的学校。这些学生后来被定位为69届和70届初级中学毕业生。
大概是1968年的冬天，一个白雪皑皑的早晨，我头戴一顶棉军帽，脚踏一双塑料底的条绒棉鞋，上身穿一件蓝条绒的解放制服，下身穿母亲用雨衣改造的那条黄裤子，露着一截红色的绒裤，打扮得像一个“军干”子弟，以当时最酷的服装造形和扮相走进了三七中学。
那时候，“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各级政权都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掌握，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军代表”说了算。不但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纪律四个第一，就连穿衣戴帽都以军装为高尚品位最高追求，谁有一件肩膀上有两个眼缀着肩章袢的五五式旧军装，绝对比今日穿一身皮尔·卡丹、路易威登更神气、更威风、更霸道。军队干部的子弟们都穿着父辈淘汰的旧军装，显示自己的血统高贵与众不同，仿佛康熙皇帝驾前的带刀侍卫上书房行走舍我其谁，堪比纳粹冲锋队、党卫军的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贝子贝勒爷似的贵族派头盛气凌人、没人敢惹。——当然这只是氛围与形式上的修辞比喻文学描写，我们与贝勒爷，冲锋队不是一个阶级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有一点打架斗殴、小小不言、欺负人的劣迹，却不敢有杀人放火、夺取天下的胆量，只不过弄件军服穿穿，自抬身价，自我满足而已。
其实，几千年来，追随服装新潮流的心态一直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向统治阶级看齐，向上层社会看齐，向有势力和有实力的阶层看齐，向有钱人看齐。我那一身行头打扮，虽然是以假乱真、差强人意的仿制品，却也只是为了涂上一层保护色冒充大尾巴狼，混在“军干子弟”的圈子里适者生存、寻求保护，同时也满足一下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点优越感和虚荣心——我爸曾经也当过八路军和解放军。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了。
